——郭沫若的《女神》
新文学是在思想开放的背景下诞生的，各种艺术方法都有被选择的机会。但成为当时的主流的，还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方法；当时在西方已经盛行的各现代主义方法，则被吸收进已成为主流的这两种方法之中。1919年，郭沫若开始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1921年8月结集为《女神》出版。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浪漫主义作为另一股重要的潮流，则以《女神》为代表。郭沫若是五四时期代表浪漫主义流派的创造社的最重要作家。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因失望而沉默，在沉默中思考、成熟，告别了青年时期；所以，五四时他起而呐喊，那热情是包藏在冷峻的外壳里的。郭沫若的思想准备不及鲁迅，他更多青年人的躁动不安、情绪跌宕起伏的特点；而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长期熏陶，使他愤世忧时，狂放不羁，有自我表现的强烈欲望。这种浪漫的气质，使他的文学创作踏上了浪漫主义之途。1913年底，郭沫若东渡日本留学。此后，在庄子、王阳明之外，又加以泰戈尔、斯宾诺莎、海涅、惠特曼、歌德等的哲学思想、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他从斯宾诺莎等人的思想中，接受了泛神论。因为身在国外，他在文学革命中“慢了半拍”；但在异国的初期诗作也踏着五四的节拍，而且比同期国内的新诗更显得思想新颖，形象新鲜。《夜》表现对“德谟克拉西”的向往，因为只有“夜”才能“把这全人类来拥抱”，他说“夜”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乐蕊的大工师”。在《女神》里大胆歌颂性爱，诗里的性爱不再是丑的、羞涩的，而是美的、自然的。他选择“死”为主题，写了《死》《死的诱惑》，赋予死亡以新的情感色彩，死被看成是人类生命过程的自然现象，不再是可怕的、痛苦的。他的早期的诗几乎都是自由、自然、自我的歌唱，但这一部分诗多不被人们所看重，甚至误为消极、颓废。其实，整部《女神》的精神是统一的，都充满了新鲜的、现代的气息，充分地表现了那个青春时代的精神。《梅花树下醉歌》唱道：
花呀！爱呀！
宇宙的精髓呀！
生命的泉水呀！
假使春天没有花，
人生没有爱，
到底成了什么世界？
花是自然的象征，爱是生命的要义，郭沫若把它看成了“宇宙的精髓”“生命的泉水”，如此重要！花和爱象征着郭沫若的、也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这就是《女神》的思想根底，他这时期的诗就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的。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了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爆发点。他留日之时，正值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使爱国者非常愤怒。郭沫若在婚姻不如意的“个人的郁积”上，复感“有国等于零”（《夜哭》），此时又增以“民族的郁积”，内心是很痛苦的。得到五四运动的信息，顿觉民族复兴有望了，个人意志可以伸张了，他的精神大为振奋。多年来个人的与民族的郁积得到了大喷发的时机。《黎明》一诗用男女合唱的形式描写“太阳出海。/如火烧赤壁。/万道光霞齐射。/海涛已就平复。/海水一片汪洋”，用以形容当时的形势，歌唱这时的人像“出了笼的飞鸟”“才发芽的春草”“喷出了土的火山”“黎明时候的海洋”；这时人们“出幽宫”“出囚笼”，复乐园，热烈欢呼“我们解放了”。以前他的诗风较多泰戈尔的影响，这时觉得惠特曼的自由体形式，更适于无拘无束地、淋漓尽致地宣泄内心的激情。因而放弃了冲淡雅隽的诗风，而从惠特曼那里找到了感情的喷火口，写了许多热烈、狂放、粗犷、雄浑的诗篇。这样，“在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33]，他说，“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34]。《女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诗篇，就是在这种情绪下诞生的。他的诗有对祖国的歌颂，但更多的还是在民族复兴有望的情绪刺激之下爆发出的提升、壮大自我的激情，是张扬自我力量的狂歌；成了“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个性主义之诗的夸张”[35]。他的诗淋漓尽致、汪洋恣肆地表现自我，极富抒情性，绝胜于初期白话新诗的理胜于情。可以说，在闻一多、徐志摩、冯至等一批抒情诗人出现之前，唯有郭诗独步新诗坛。
《女神》是郭沫若诗歌的代表作，是白话新诗诞生后的第一座艺术高峰，足以作为白话新诗的时代标志。《呐喊》《彷徨》是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开山作，《女神》则是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先锋。
《女神》共三辑，第一辑收三部诗剧，这是郭沫若创造的、当时非常新颖的文体。第一部《女神之再生》写神话中的共工与颛顼为争帝而恶战，使天倾地陷，含有象征南北军阀混战的意思。但诗的重点在于歌颂女神，引歌德的诗“永恒之女神／领导我们走”，后来又将“女神”用做诗集的名称。诗赞美女神的创造精神，赞美她们要创造“新的光明”“新的温热”“新鲜的太阳”。这是五四时期努力创造、积极追求的进取精神和美好理想的表现，表达了“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36]的情怀。第二部《湘累》据《离骚》的内容，塑造了屈原的形象，写他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精神痛苦。但这不是要复制一个忠君爱国的屈原，却写的是被俗世视为“疯子”、要求个性解放的人。他宣告“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而且要“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反映的是现代人对精神自由的憧憬和追求。第三部《棠棣之花》，取材于战国时代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历史故事，也影射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姐姐聂嫈的“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的歌词，表达了甘为天下人的幸福、为爱情而牺牲的精神，含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唱出了为自由献身的慷慨之情。
郭沫若最有代表性的诗篇多在第二辑中，如《凤凰涅槃》这首长诗，被视为他的诗歌代表作。诗用凤凰五百岁后集木自焚，在火中得以新生、永生的神话，既象征古老中国，也比喻自我个体的蜕旧变新。所以对那些群氓式的岩鹰、孔雀、鸱枭、家鸽、鹦鹉等给予藐视、讥刺。诗歌的最后反复不断地欢呼，欢呼那凤凰更生之后的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热诚、挚爱、欢乐、和谐、生动、自由、雄浑、悠久的新生活。作者不厌其烦地用十五个诗段（1928年再版时由诗人自己加以删节，留五段），表现了诗人对新个体、新生命和新中华的诞生的欢欣雀跃，生动地唱出了热切盼望新生的满腔激情。《天狗》用传说中的天狗，这天上的破坏者的形象，来宣示自我的力量：“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表现了要扫荡、摧毁一切旧事物的气势；同样，它也要吞食自我，表达诗人要求自我新生的意志。《地球，我的母亲！》是一首哲理诗，从泛神论思想出发，诗人只承认地球是自己的母亲，而不承认缥缈的天上还有位父亲，也就是不承认有上帝。诗歌热情地歌颂、赞美了在地里干活，最亲近自己母亲的矿工、农人，称赞他们是地球的孝子、宠子。
此辑中，有的诗篇还能看出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巨炮之教训》写到列宁和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宣扬博爱、克己和不抵抗主义；但诗人也很赞赏列宁，因为他号召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匪徒颂》在歌颂反抗传统的政治、社会、宗教、文艺各领域的“匪徒”时，也歌颂了“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这反映了百花齐放、广泛接受新思潮的五四时期普遍的思想现象。
《女神》第三辑所收诗篇，写作时间跨度大，包罗众多内容。其中既有他的早期的诗，如前面所介绍的；也有写得稍晚、风格不同于五四高潮中的作品。如1921年的《上海印象》，是写当年诗人一度回国时之所见。他惊呼：“我从梦中惊醒了！”这种幻灭的悲哀，使他此后浪漫主义激情渐渐减弱。
《女神》诗集中的最突出的思想特色，是对“人”的歌唱，对“人”的力量的高度张扬。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那时的郭沫若是个泛神论者，他认为：“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现，我也只是神底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37]在这样的思想下，《女神》中的人、神、自然达到三位一体。这里的“人”，就是诗中的“我”。贯穿着自我表现精神的《女神》，其形象中大都含着一个鲜明的“我”高声地歌唱着“我”的力量，而这个“我”就是郭沫若心中的应该如此的“人”。不同于鲁迅的主要批判人的弱点，郭沫若在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鼓舞下，主要是尽力来展示人的力量，表现人的美好。浪漫主义的艺术更增强了这种表现的力度。《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都包含着对自我创造、自我更新的热烈歌颂。《天狗》的每一句诗都用“我”来开头，这个“我”简直就是一个“超人”。他是日月星辰之光，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他的力量强大，还能把日月星辰，把全宇宙都吞吃了。这首诗让人看到尼采思想的痕迹，表现了叛逆传统思想的狂狷，扫荡、摧毁一切封建藩篱的决心和气势。而天狗还敢于毫不惋惜地吞吃自我，也就是有革新自我的勇气和决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描写太平洋有一股能把地球推倒的力量，而主人公被赋予了这样的力量，热烈地歌唱“力”：“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哟！”面对着黑暗的现实，诗人心中的“超人”必是旧世界的破坏者。《匪徒颂》歌颂政治、社会、学术、文艺、教育各领域的破坏者。《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说：“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主体在客体面前有压倒一切的气概，其中充满五四的青春、进取的精神。这在中国诗歌中是少见的，让人看到了鲁迅所追求的“摩罗诗力”。
除了伟岸有力，《女神》中的“人”还是个崭新的人，充满现代气息的人，这也是过去的文学中从未有过的。塑造这样的新人的形象，才能充分表现“人的觉醒”的时代精神。在《晨安》中，这个人再不是闭关自守、目光如豆、抱残守缺，而是胸怀和眼界都很宽阔，面向祖国，面向世界，充满朝气，充满自信的。他看到的不仅是黄河、长江，而且看到俄罗斯、苏伊士运河、金字塔，看到华盛顿、林肯，看到托尔斯泰、惠特曼……在旭日初升的清晨，他向全世界问好，向全球道声“早安”，祝愿大家都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这个人没有自封天朝上国的自大狂，也没有半殖民地奴隶的自卑感，他对全世界都怀着友好之情，在他的眼里一切人、一切国家都是平等的。他歌唱祖国古老的文明，也歌唱现代科学技术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笔立山头展望》）。这个人表示“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无烟煤》），他积极地接受世界上的新事物、新思想。他也充满弃旧图新、蜕旧变新的愿望：“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浴海》）无论他是凤凰或是天狗，都敢于自焚、自啮，以求新生。
这个“人”敬重自然，赞美自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女神》中的自然总是可敬、可爱的，是人类的朋友、母亲。这一主题在《女神》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如《地球，我的母亲》《太阳礼赞》等都成为郭诗的有代表性的诗篇。这当然与泛神论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在郭的眼中人与自然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不是对立的；不应有人去征服、毁坏自然，或是反过来，让自然来惩罚人，让人陷于灾难中。朱自清说，中国古代诗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使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38]。《地球，我的母亲》表现了人类对自然的最真诚的尊重，亲切地唱道：“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而自然之所以值得我们去爱它，又不仅因为它为人类提供衣食等生存的条件，郭在自然界里也能发现人文精神：“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份地，健康地，／享受着他们的赋生。”那份自由、自主、随份、健康，是郭沫若，也是五四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所向往，所追求的。所以说“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人和自然达到了精神的契合。今天，当人们体会到了人类与自然界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时，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高喊一声：“地球，我的母亲！”而且郭在许多诗中，描写了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在《雪朝》中，诗人唱道：“我全身的血液点滴出律吕的幽音，／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自然万物的声响，也就是人的血脉跳动的声响，两者亲密地“相和”。而自然的律动就是“生命的写照”（《光海》）。《女神》把自然界都写得很美，充满盎然生机。如《日暮的婚筵》《夜步十里松原》等，诗的粗犷到这时往往变得柔美、婉约，这是郭对大自然的态度的表现。当着环保成为人类的基本价值时，回看郭当年这类诗，弥觉珍贵。
《女神》所受泛神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表现在诗的思想、题材、形式诸方面。老庄哲学的“体相一如”[39]，王阳明的“致良知”等思想[40]，印度古代波罗门和吠陀哲学的“梵我不二”，都在郭的思想上打下烙印。其中，王阳明的“心学”影响最深，郭在《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中，认为王的“心即是理”，就是“万物一体的宇宙观”。这种万物一体的观念，使郭走进了泛神论。这方面，又以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影响为重。斯宾诺莎以“本体”为世界的本原，照郭沫若的理解：“这种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本体的表相，本体是无乎不在的，不受时空的限制。有所谓神，那就是这个本体。”[41]本体即是神，因此作为本体的表相的一切，如自然万物，如诗人自己，便都是神的表现。对郭沫若来说，泛神论不仅反对宗教的一神论，还是打破一切偶像崇拜的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是自我表现的思想根据，因为“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所以他认为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为宜。在《女神》的一些诗中，一切都获得了生命：“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光海》）而且诗人自我，也与大自然相通，达到了物我无间，物我合一。在《天狗》中，“我”便是日、月、星球、X光线的光。在《地球，我的母亲！》中，地球与我如母子：“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在《光海》中，孩子说爸爸是空中的一只鸟，于是“我便是那只飞鸟！”从思想上说，泛神论构成了“无差别的世界”（《夜》），这引出了万物平等的思想。《地球，我的母亲！》把草木、动物都当做同胞，因为大家同是地球的儿孙。《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则表示崇拜一切：太阳、山岳、海洋……万里长城、金字塔，直到崇拜我自己。把一切当偶像，世间也就没有偶像了，所以“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这种观念表达了人类平等的思想。
在艺术上，泛神论扩大了诗人表现的范围，在《女神》中，便有许多描写大自然的诗，如《雪朝》《登临》《光海》《梅花树下醉歌》《新阳关三叠》……都达到了自我与自然的融化合一。在诗的表现形式上，有时也受影响。如《凤凰涅槃》最后的凤凰和鸣：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这正是物我合一的思想所引出的奇特的表达感情的方式。
郭沫若从泛神论出发，歌颂歌德“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傅”；歌颂原始人的单纯、质朴，因为他们“最与自然亲眷”。所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自己的创作便认为“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他受马克思主义的鼓荡，思想起了变化，但仍未放弃人性解放的追求，1923年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说：“我们的运动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42]
但《女神》中这个“人”，在极度的强调自我的力量时，也包含着反理性的思想色彩。如天狗就是人的意志力的象征，带着自我膨胀的疯狂性。凤凰探问宇宙是什么，表示不相信科学，也就是表示对理性的质疑。《凤凰涅槃》本应是庄严的、悲壮的，但郭把它视为“科美体”（Comedy），即喜剧。1920年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时，本有副题，为“一名菲尼克司的科美体”。诗的主体，即凤歌和凰歌，唱的是对科学、对人生的怀疑。冷酷、黑暗的宇宙是什么？是无法解释的：“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你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科学也只是“莫有点知识”，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人生是什么？也是不明确的，很渺茫的：“来如风，／去如烟，／眠在后，／睡在前，／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凤和凰都认为，无论宇宙或人生，用科学是解释不了的，只有任凭主观的感情自由奔腾。所以当进化论成为五四思想变革的理论基础，成为主流的观念时，郭不用进化的观念来批判现实，鼓吹革命，却选择了泛神论，把自己也当做神，无拘无束地自由歌唱。非理性的思想导致他走向了浪漫主义，诗中包含着现代主义的因素也是不难感受到的。这些反理性的因素有助于表现不平庸的、非凡的精神，所以很受青年的欢迎。冯至回忆说：“《女神》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是现在所能比的。那时，我们都会背《女神》。”[43]
《女神》在艺术上的成功创造，使自由体的新诗真正达到了诗的境界。1919年秋，报刊上开始发表郭沫若的诗时，新诗已有两三年的历史了，但优秀的新诗不多，或者未能全脱旧诗的韵味，有的像译成白话的乐府；或者又过于散文化，那些直白的表达使新诗缺少一种诗所应有的意境和韵味。《女神》实践了“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44]的创作主张，因而不追求任何一种诗的格式。正如郁达夫所说的，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45]。郭诗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天狗》表现急切不可耐的要求爆发的激情，诗句短截，节奏急促，如狂暴的急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每句都很长，似不尽海潮滚滚来，写出海潮奔腾翻滚、后浪紧追前浪的韵律。《炉中煤》节拍整齐，婉转回环，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适合表现眷念之情。而《凤凰涅槃》表现一种雄浑肃穆的气氛，需要庄端之态，所以讲求整齐，在整齐中有变化，如：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像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漶漫，
右也是漶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樯已断，
楫已飘流，
柁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这里的诗句，单双句对仗工稳，显得十分严整。然而短的有三言、四言、五言，长的达十二言，又可谓变幻多端，读起来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很强。《女神》所包含的诗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它的五十余首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以实践自己的主张：“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46]《女神》之后，郭沫若逐渐背离这些主张，诗越写越整齐，虽然仍是自由体的，但那种四句一节、逢双叶韵的格式占了优势（如诗集《恢复》之后的诗），反而失去了《女神》无拘无束地做诗所生的艺术感染力。
《女神》常常使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来寄托、抒发自己的感情。既使用古代神话、历史故事，也借人格化的自然景色以抒情。因选用的形象十分巧妙、恰切、新颖，使感情的表达能淋漓尽致。这是郭沫若诗歌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湘累》中屈原说的“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实也是郭沫若的创作方法。在《女神》中，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也都唱着郭沫若之歌。用天狗这民间传说中的天上的破坏者，来寄托自己破坏旧事物之情，多么恰当，这不大令人愉快的形象本身，就带着某种叛逆的感情色彩。用炉中煤表现爱国之情，煤受压于地下，满身乌黑，是低贱的，故自称“黑奴”，也可为底层劳动者的象征。他们确有煤那般的光与热，煤那般的朴实而真挚，有自我牺牲精神。由他们来唱爱国之歌，是再好不过的了。
郭沫若的诗中不拘古典、洋典，爱用X光线、摩托车的前灯、电灯公司、维纳斯、丘比特的弓弩等作比喻，都给人以新颖之感。比喻的新鲜还指具有时代性，一种“人的觉醒”时代的特征。男女之爱、裸体、亲吻，成了郭所描写的或用作比喻的形象。裸体在诗中不再是羞耻的，而是一种美，而男女的亲吻也是一种表达感情亲热的方式，不必加以掩藏或用隐喻。这样的描写在当时具有先锋性，是思想开放的表现。《炉中煤》表现炽热的爱国热情，此诗用的是恋歌的形式，用男女之爱来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真挚感情。同时期的著名诗篇，至今传唱不绝的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同样是用恋歌形式来表现爱国之情的。在封建时代绝对是犯忌的，到了五四时期，要把对祖国的深情表达得充分，却需要借助男女间的爱恋来做比喻，这足以说明男女私人的爱情已得到承认，被认为是美的、善的。“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在五四，似乎只有这样写才能强烈地表达出对祖国的爱。
《女神》是新诗中的豪放派的先驱。它的艺术风格，既“雄而不丽”，也“丽而不雄”，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汪洋恣肆，如振鬣奋蹄的行空天马，如翻江倒海的洪波巨浪。许多诗都像“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浴海》），它的美是一种壮美，阳刚之美。但也有些诗，如《日暮的婚筵》写海边落日景象，以巧妙的想象，把落日形容为涨红了脸庞的新娘，被鼓荡着心波的海洋（新郎）拥抱了去。这类诗娴静优雅，秀色可餐。《女神》的诗，多豪迈、雄健，也有这种清丽、婉约的，可说是花团锦簇；证明了新诗在艺术上可以充分地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情感，而且有些方面是旧诗所不可企及的。《女神》真正是五四时期一座瑰丽多姿的浪漫主义艺术奇峰。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3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