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文学史上都称之为新诗的第一部诗集，似乎是一种定论了。
胡适等人在提倡白话文，以现代口语为文学语言时，遇到一个问题或曰难点，那就是散文可以用白话，诗是韵文，也能用白话吗？
中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成就极高。而古诗无论律诗、绝句或词曲，都属格律体，音乐性很强。这与古代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密切相关，是经过长时期实践，总结出汉语音韵规律，才形成的。诗有了格律后，就好比戏曲表演的程式化一样，很难打破。而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如胡适，都把这格律视为束缚人们思想感情的很沉重的镣铐。为了写白话诗，只有大胆地拋弃格律诗，来个诗体大解放。这时，可以借鉴参考的，便是西方的自由体诗。因此最早出现的白话新诗，便都是自由体的，这么一来，不但古代格律诗的音乐性丧失了，就连那种简约集中含蓄蕴藉的特征也没有了。似乎只要分行写的，能把意思表达清楚的，就可以算诗。尽管寡淡得像白开水，但凭敢于这样写的勇气，也会有人欢呼，有人赞美。因此，白话新诗虽然诞生了，至今也有了近八十年的历史了，其间还有许多人做了艰辛的探索、天才的创造，但至今其艺术尚难以说是已经成熟了。新诗的成绩，便落在了其他文学部门之后。
胡适不仅有理论主张，而且也亲自实践，因而有《尝试集》出版。但这部诗集用胡适自己在几篇序里的话来说，“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好比已经缠脚的妇人虽已放脚，“总还带有缠脚时代的血腥气”。例如该集的第一首诗《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是很容易就可以还原为一首绝句或古诗的。用的白话，确实“平白如话”，实在读不出多少诗味来。当时人们把这类诗称为“胡适之体”，这个名称是对一种历史过程的概括，中间还多少带点贬义。但这首诗卻可以堂而皇之做了《尝试集》的排头兵，挺着胸脯立在最前面。这也证明新诗的艺术创造，确实比白话小说、散文等困难很多，初创期的新诗，只能是这样子的。
后来，新的发现纠正了《尝试集》是第一部新诗集的不准确的结论。广州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室，难得保存着一本1920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这部书的版权页上写着：“编辑者新诗社编辑部（上海西门外唐家湾憩园内）；发行者 新诗社出版部；印刷者 上海国光书局；代售处 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时事新报社”，出版时间是“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初版发行”，显然，比1920年3月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还早两个月。
《新诗集》有序，题为“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这篇序的结尾用大号字印出“望大家要努力去做新诗，新文学万岁，新诗万岁！”诗集中选录了胡适、刘半农、沈玄庐、周作人、康白情、郭沫若、沈尹默、俞平伯等五十余人的诗，分写实类、写景类、写意类、写情类四大门类，共一百〇二首新诗。而以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谈新诗》和刘半农的《诗的精神上之革新》三篇论文为附录。上面点到的几位作者，都是当时创造新诗的先锋人物，人们对他们的诗比较熟悉。而这部集子有五十多位作者，其中不少可谓名不见经传，在诗史上如流星般一闪而过，收录他们的诗，便更可以看到新诗创造初期的热烈景象和一般水平。这也是这部诗集的价值。如果笼统一点，亦可统称这里的诗为“胡适之体”。
那么编这部集子的新诗社是什么样的团体、由什么人组成？这还未能考证出来。可以肯定不是文学研究会某些成员如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所组织的新诗社，那是晚一年（1921）才成立的。朱自清在1935年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诗集》时，曾见到过这部《新诗集》。那是赵家璧借了若干诗集供朱做参考，其中就有《新诗集》，而朱自清那时已经说不知道这诗社是谁的团体，不知道这部诗集是谁编的。
到了1988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时，出版了许德邻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并说明：“本书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总集。”这部《诗选》原出版于1920年8月，比《新诗集》晚了半年多，而且在5月，还有一部《诗歌集》出版（署叶伯和著），所以它不能说是“第一部新诗总集”。它选入二百多首诗，数量比《新诗集》多了一倍，但编辑方法完全同于《新诗集》，也分为“写景”“写实”“写情”“写意”四类。而且《新诗集》注明了每首诗的出处（即原载的报刊），还专门介绍了发表这些诗的报刊杂志。其中既有《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这样著名的刊物，也有不少不知名的报刊，总计二十二种。而许德邻的《分类白话诗选》不注出处，读者便不知道他选的诗原发于何处，即从保存史料上看，也不如《新诗集》。由此看来，《新诗集》值得在新诗史里记上一笔。
至于谁为第一，看来不妨设两个第一。古代图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在集部中又分总集和别集，别集指个人的诗文集，与总集相对。则《新诗集》为白话新诗的第一部总集：《尝试集》则为第一部别集。第一部总集显示了集体创造新诗的努力和贡献；第一部别集证明胡适个人在开创新诗中的突出地位。这样，不必争一日之长，大家都光辉。
历史事件往往有偶然性，但偶然性中又往往含着某种必然性。《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和《尝试集》，都在1920年同一年问世，这是偶然的。然而出版时间这么集中，说明作为初创期的“胡适之体”，这时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或者说这时达到了它的顶点。
到了1921年，第二部新诗别集诞生，这就是郭沫若的《女神》。虽然只是晚出一个年头，却标志着新诗的一个新开端，《女神》在诗的艺术上已经超越了上一年那些诗集。举有代表性的《凤凰涅槃》中的一段为例：
啊啊！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好像那大海里的孤舟。
左也是漶漫，
右也是漶漫，
前不见灯台，
后不见海岸，
帆已破，
樯已断，
楫已飘流，
柁已腐烂，
倦了的舟子只是在舟中呻唤，
怒了的海涛还是在海中泛滥。
这是白话，然而已不能说“平白如话”了。诗句不整齐，短的三言，长的达十二言，跌宕颇大，有的如长吁，有的如短叹，节奏感非常强。因为不整齐中有整齐，前后句往往对仗工整，念起来朗朗上口，情绪随着诗句或飙升或沉落，得到了淋漓酣畅的宣泄。这里看得到对古典诗词的某些继承，如“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一下子就让人想起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表达方式；但又以白话较能自由运用的特点，使感情表达达到相当的力度，这是文言文所达不到的。新诗只有充分显示用白话写诗的特长，显示自身有着文言所无以取代的优势，才可能真正在诗歌创作中占据主流的地位。
1920年连续出现的诗集，可以说是给“胡适之体”，也就是初创期的新诗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而1921年后，新诗发展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女神》的时代了。白话新诗在其艰难的艺术创造过程中，迈出了新的一步。
（选自《百年中华文学史话》，香港新亚洲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