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性”一词，来自《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8日）上陈思和先生的《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一文。文中提出现代文学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常态”，一种是“先锋”。五四新文学就是先锋。最具有“先锋性”的，当然是鲁迅。诸如他发表《狂人日记》，参加“左联”等，都是他的先锋性的表现。可见，所谓“先锋性”当指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站在前沿，以激进的态度推动历史的进程。陈思和先生的文章从创作和行为两个方面论证鲁迅的先锋性，所举出的例证我也是赞同的。这里只是就具体论述中的问题做一点补充，并就正于陈先生。
对五四时期的鲁迅先锋性，是从文学创作方面举《狂人日记》为例。陈先生的解读是《狂人日记》表现的是“每个人都要吃人，甚至于狂人自己也吃过人”。这个主题“与五四的主流完全不一样。五四的主流是人道主义，张扬个人，……反对社会把个人吞噬”，而“鲁迅明明写的是自己是吃人的。这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是对人自身的追问”，是“对人的解构”。但鲁迅这种思想认识太先锋了，不被当时的人们理解，造成“批评失语”，才被人“演化为另外一些命题：如历史是吃人的，礼教是吃人的”。历来对《狂人日记》主题的这种解读，认为是在于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则被他认为是误读，是被“演化”出来的。而我认为，历史吃人、礼教吃人不但不是误读，恰恰是鲁迅先锋性之所在。
狂人怀疑自己也吃过人，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具有先锋性的。但这不是《狂人日记》所要表达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思想。《狂人日记》写了人是要吃人的，包括狂人自己也有这可能。狂人对大哥说了一大段话：“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起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这是使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也可以说基本上是那一段话的“翻译”。尼采原话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也引用了，就是说人虽然越过了虫豸、猴子，但有许多人还是虫豸，许多人比猴子还猴子。[21]尼采是用生物进化论，来揭示人的荒谬，对人自身作深刻的批判。在中国，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确是很新鲜的，但那时熟悉尼采的人已经不少，还不致于造成“批评失语”，并且把这段话“演化”为别的意思。《狂人日记》如果真的只是对人自身的批判、解构，那只能说鲁迅不过把尼采思想搬到中国来了。那它的先锋性就不够强烈、鲜明了！
实际情况是，鲁迅用了尼采的“人吃人”的思想，进而揭示在中国，有一种人表面上很文明，其实还在吃人，还很野蛮。这种掩盖吃人的文明就是封建礼教，就是奉行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它的实质是“吃人”。唯此，才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如果说“人吃人”含有尼采的影响，那么具体地揭出“封建礼教吃人”，锋芒直指儒家观念的核心，则是鲁迅不同于尼采的地方，也是他超越尼采的地方，事实是他这时已经批评尼采的“渺茫”，明确指明《狂人日记》的主题是批判封建礼教的弊害。这才是他的先锋性，不能说是别人“演化”出来的“误读”。
五四前后流行的人性论，承认人由动物进化而来，身上还留存着兽性，因此还会有人吃人的现象。这也是五四的主流思潮，即人道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鲁迅早在1908年《破恶声论》中已经指出过：人类由微生物而虫蛆、虎豹、猿猴，进化“以至今日，古性伏中，时复显露，于是有嗜杀戮侵略之事，夺土地子女玉帛以厌野心”[22]。这证明在1908年鲁迅对“人吃人”问题已经有了认识。随着对生活的深入观察、思考，他更进一步发现中国的封建主义、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这比一般地谈论人“嗜杀戮侵略之事，夺土地子女玉帛以厌野心”，也就是人还会吃人，要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也更深刻。这才是鲁迅的独创。他曾答许寿裳：“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23]可以证明《狂人日记》是看了中国的史书，针对中国的问题而发的，而非只是表达一般的对人的认识。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受美国学者亚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中文名明恩溥）所著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有的译为《中国人德性》，鲁迅译为《支那人气质》）的影响，就已经在思考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的思想锋芒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思考“中国人”的问题，而不是一般“人”的问题。后来他又解释《狂人日记》的主题，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24]，很明白地告诉人们这篇小说是“暴露”社会“弊害”，而不是什么对人自身的追问、反思等。他后来一系列言论，都与《狂人日记》一脉相承，如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宴席”[25]；中国人或者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者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样两种时代循环着，等等。[26]都可看出他要揭示的是阔人吃奴隶，而不是阔人或奴隶都一样地吃过人。《狂人日记》之后的许多小说都是描写被封建思想吃掉的人，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也写那些被吃的人不自觉地参与吃人，但都放在次要的地位。吃掉阿Q的主要人物是谁？绝不会是王胡、小D，虽然也可以说他们与阿Q之死有关。他的这些思想认识与五四新文化的主流完全一致，有所不同则在于他发现得更早些，认识更深些，更早把问题提出来，因而也更具先锋性。
五四是一个启蒙的时代，当时急切的任务就是批判、清扫封建观念。这段时间虽然不很长，对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时，鲁迅通过狂人之口，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喊出了时代的呼声，《狂人日记》才具有那么大的思想冲击力和影响力。所以，没有必要为了证明鲁迅的先锋性，显示他的与众不同，就把《狂人日记》的主题解释成只是表达一般的人会吃人的思想。
鲁迅一生都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早年认为“唯超人出，世乃太平”[27]。这样，在他的第一篇新文学作品《狂人日记》中，很自然就要塑造超人的形象，狂人就是超人。但是他也知道中国不可能有超人，只有狂人，这就是他说的：“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28]这就是他把超人写成狂人的原因。到了《彷徨》《野草》中，尼采的影响还是很鲜明的，直到晚年的《死》等，还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虽说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言论上对尼采有所批评；但在1930年代，还是经常表现出对尼采的喜爱，热情推动尼采著作的出版。至于他的思想性格中，我认为一生都带有超人的色彩，这是很难改变的。
按照这样的理解，只要鲁迅保持着尼采对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他的个性中，则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还能否永远保持先锋性呢？因为五四过后又有许多更具先锋性的新思潮出现，鲁迅思想也必有变化发展。陈思和先生讲到“左联”时期，不用创作而用鲁迅的行为来证明他继续保有先锋性：“他一直把前卫、尖锐的思想放在文学创作和行为标准之中。”说到行为，鲁迅的先锋意识使“他永远与周围的人合不来”。大概凡是要保持自己的独异性的人，往往是这样的；所以尼采也只有最后发疯了，成了欧洲狂人。但是，陈先生又有描述：鲁迅“一直在与最激进、最革命的组织联盟”，“他一生都在寻找可以和他结盟、可以给他支持的先锋力量”。说到加入“左联”这时段里，有一些费解的事，按照他“永远与周围的人合不来”的特征，他就应该不参加“左联”。加盟“左联”的先锋行为是跟他的性格相抵牾的。
一、他对创造社成员早有了解。不仅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受到创造社的无理的猛烈攻击，他曾经做出过强烈的回应，而且早就跟创造社有矛盾，早在《呐喊》出版后便受到成仿吾的批评，鲁迅对成的批评是不满的，这才有再版时抽去《不周山》之举。鲁迅还创造了一个颇具贬义的新词儿“创造脸”，只认郁达夫最没有“创造脸”。直到加入“左联”后，还在文章中批评创造社作家是“才子+流氓”。鲁迅明明知道“左联”的主要成员就是创造社、太阳社的人，这些人中还有在文章中伤害过他的，为什么还要加入进去？这和他与顾颉刚那种势不两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不好理解的。
二、鲁迅明明认为中国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他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写过《扁》（匾），用两个近视眼争论匾上的字，匾却还没挂出来的故事，说明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不到时候。可是他最终还是加入“左联”，不但承认了现在已有了无产阶级文学的社会基础，而且认为它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了。鲁迅本是个非常严谨的人，他经过考察、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以后，一般说轻易不变，是个非常能坚持的人，这是他的重要的性格特征。而在19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前后思想这样的大转变，很难想象是怎么变过来的。
三、退一步说，就算鲁迅同意现在就来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但对怎样建立这种新的文学，他和当时的左翼作家，也有不同的意见。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就主张“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29]，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稳重的态度。特别是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振聋发聩，显然不是即兴之作，而是深思熟虑过的，是有明显针对性的。他就没有想想在一个与自己思想并不一致的团体里，他究竟能起什么样的、多大的作用？他决定加入“左联”是否思虑不足？
四、再进一步说，“左联”把自己视为（中共）“第二党”，据现在看到的老同志的回忆，在上海等白区，“左联”执行了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因为当时白区力量损失惨重，一些冒险的行动也要这些作家来参加了。鲁迅和朋友谈话，都说自己不适于做革命党。“左联”工作的实际情况，鲁迅或者不很清楚，只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工头”还不满意，不免委屈。当初他考虑过加入这样组织的必要吗？
五、鲁迅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会后给章廷谦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与会观感。他称会场上的人“皆茄花色”[30]。我问过章先生“茄花色”指什么？章先生回答“不好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参加成立大会的人是谁，都是革命文学的英俊，鲁迅都看不上。信中还说我能做梯子，他们都未必会爬梯子，可见评价很低。我觉得这还是尼采影响的痕迹，也表现出鲁迅对新团体的不了解。对来找他的青年作家，不管是否共产党员，都热情相待，给予帮助，如对柔石、殷夫、萧军、萧红等。但有的党员作家并不需要他做梯子，对他们来说，有更可靠、更坚固的梯子。这一点，鲁迅大概还没有想清楚。后来，毛泽东给鲁迅以最高的评价，但毛泽东依靠、看重的是周扬，是鲁迅印象很不好的人。
再说，鲁迅作为“左联”的领导人、旗帜（不管是否有名有实），对“左联”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内部来批评，却要到盟外跟私人去讲呢？说明鲁迅实在并不一定要加入这样的团体。
六、鲁迅写信给胡风，认为来到上海的萧军不必参加“左联”。因为近几年还是外围有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31]，反而什么事也干不成了。看得多么透彻！那为什么自己当初却要加入呢？他对萧军的意见其实也适于他自己，他如果在外面可能更愉快，更自由，也就可能干得更好一点。
七、“两个口号”的论争把“左联”内部的矛盾大暴露，鲁迅也公开发文章批评“左联”的领导是“工头”“奴隶总管”，无论他的工作做得多么好，还是要拿鞭子打他。情绪是相当激烈的。现在搞不清楚指的是哪些事情？1949年后，“两个口号”的问题炒来炒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揭发，也没有把周扬等人是如何当工头、当总管，如何要鲁迅拼命工作，如何拿鞭子打他，等等的“罪恶”弄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的情绪很大，也就是对“左联”很不满。“左联”这时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这证明了鲁迅和“左联”的关系自始至终都不是很好的。
八、1927年的12月，就是鲁迅到了上海后，应邀在暨大做了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报告，对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做了很透彻的说明，指出一旦革命胜利，革命家会把当初他反对人家的那一套用起来，文艺家就会又出来反对，“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他指出“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回事”[32]。他把文艺跟政治的关系，文艺家跟政治家的关系都看得这么透彻，为什么在明白“左联”是革命家领导的团体时，还要加入？
为了实现左翼作家的联合，成立“左联”，中共派人做鲁迅的工作。但是具体怎么做的，怎样让鲁迅抛弃心中的不满，和许多他不喜欢的人联合起来，这方面的材料还是少。给人的感觉是做通鲁迅的工作，把他请进“左联”来做旗帜，好像也不太困难。陈思和先生的说法是“马上就接受了”。这是中共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胜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对鲁迅来说，却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现在对问题的解答，只能是鲁迅自己也有很强的联合的意愿，这是被陈先生说中的，只是参加“左联”有背他的思想性格，应该是他的思想矛盾的一种表现。
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从广州到上海，都有与创造社联合作战的意图。他南下到厦门，心里是非常的寂寞、失望甚至绝望，这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得非常清楚。这时他的思想出现激烈的动荡，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在广州和初到上海的一些演讲中，我们都看到他肯定、赞美武装斗争，把文学当作最无用之物的言论。这里面包含着他对自己过去的启蒙思想的否定，可以想见这时他的思想是很不平静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他要寻找出路，就是“寻找可以和他结盟、可以给他支持的先锋力量”。这表现他不甘于孤独彷徨，不甘于被边缘化，他要进入主流，以保持先锋的地位（不仅是“姿势”）。而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常态”。学术界提出过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我认为在政治上他不是，以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为标志，已经宣告与自由主义决裂了。这就决定了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背景下，他的政治取向倾向中共。他的思想已经不再停留在批判“封建礼教吃人”之上，他已经进而接受了阶级论，接受“某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吃人”的思想，认为应该用“火与剑”推翻他们。所以，尽管前有他所不喜欢的在创造社、太阳社，后有他仍然不喜欢的在“左联”，只因是中共所领导的，他还是要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鲁迅未能超越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条路，这条“常态”之路。他也要依附于某一政治力量，因为他也毕竟是书生。五四以后，文化革命先驱中的一些人，就分别找皮，胡适也一样。最终鲁迅找到了“左联”，只是当时中共还在受着国民党的压迫，还没有政权，所以鲁迅还有个自由身，他还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此后在政治上便越来越靠拢中共，如给中共发长征胜利的贺词，送火腿，批驳托洛茨基派等，我们看到越到后来，鲁迅越加政治化了。以至1936年要解散“左联”他还不同意。这些都可以证明鲁迅的先锋性。
但真正先锋性的获得，还须在创作上。鲁迅也有不少杂文揭露、抨击国民党的叛变和屠杀人民，一直批判到自由主义的胡适，并不是像李敖说的那样不骂国民党。但只有这还不够，他还要写小说，写红军战斗的小说。如果这样的小说写出来，才是极具先锋性的。为此会见了在上海秘密养伤的陈赓，向他了解红军作战的史实，有写作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意图，虽然这是难以实现的。
这样，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必然比起前期来，更加充满了矛盾。加入“左联”后，又跟“左联”发生不少摩擦，都是必然的。因为他毕竟还保存着自我，这个自我还是受过超人思想深刻影响的。虽然在政治上告别了自由主义，但在思想上还保持自由主义，这就是坚持个性主义，不放弃从五四带来的自我，坚持并且要求尊重他的独异性。这在新的体制内是很不适宜的。革命还没有成功，鲁迅思想上就已经与先锋力量产生矛盾，有不少精神上的痛苦和困惑。鲁迅身上同样包含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思想矛盾，他又要走进“左联”，又跟“左联”有不少矛盾，又要做先锋，又看不惯这先锋。正如后来不少进步作家又要奔向延安，到了延安又与环境发生种种摩擦，其实都是一样的，鲁迅并不例外。这是鲁迅与“左联”关系呈现不谐状态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是跟哪几个人私人关系亲疏好坏的问题。他在“左联”里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心怀“独战”的悲哀，他还想去写最具先锋性的题材，也不可能成功。和五四时期相比，那时他在朋友的动员下，参加《新青年》，写出《狂人日记》，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这时已经再没有那时的得心应手，愉快胜任了。这些真实的历史，过去都被遮蔽了，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上，对这时期的鲁迅评价最高，认为他找到了依靠的力量，过去的思想矛盾、痛苦便烟消云散，浑身充满了精神力量，杂文对事物的评论也更全面了，他比五四时期更伟大了。这是不准确的。人们在肯定鲁迅的先锋性时，对这种矛盾似乎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
尽管陈思和先生的“先锋性”概念还有不很精确的地方，如“反社会”“反主流”“更激进”等，也有说不清楚的，如为什么先锋就常常乱打枪等；但循着他的思路，我们发现鲁迅每隔十年，思想就上了一个台阶：
1898年，接受进化论（肯定人从动物进化来的，身上还有兽性）；
1908年，指出人吃人现象（《破恶声论》）；
1918年，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狂人日记》）；
1928年，进到批判某（剥削）阶级吃人（接受阶级论，批判人性论）。
这样，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先锋性，也都站在先锋的位置上；只是到他接受了“某阶级吃人”的观点时，他自己也被定位于“有闲阶级”，是属于应该受批判的阶级，并且已经被批了一阵子。他越是先锋，越是往前走，就越走向被否定，先锋色彩就越为弱化。与众不同的是他后来得到革命领袖的最崇高的评价，极大地淡化了他生前与先锋力量的紧张关系（用陈思和先生的说法，这是“先锋与主帅和大部队有一种紧张关系，一种潜在的对立”，而且好像还是规律）。此后人们就尽量来洗刷他身上尚有尼采影响之类的事实，把他说成与最先锋的革命政党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一些精神上的痛苦、困惑只是与几个不尊重他的同志间的矛盾所造成的。有人的思路就局限于鲁迅的鞋上溅了几滴泡沫，而忘了至少忽略了他与整个革命洪流的关系。陈思和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倒给了我们启发，我就是因了他这启发才想到这样一些问题。
（原载《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收入本书时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