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待罪黄陂

1968年5月7日，为了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一文，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说：“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毛主席的指示一发表，在全国迅即贯彻执行，各地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广东省各条战线，也以最快的速度派人择地，为筹办“五七”干校而忙碌不停。

广东省宣传战线的“五七”干校，设在广东省英德县的黄陂。那里原先是一个供犯人劳动改造的场所，因生活环境太差，连作劳改场的条件都不具备。劳改场迁到别处后，这里就改为当地部队的养马场，后来连作养马场也不够格，就被废弃了。为了赶时间，抢速度办起“五七”干校，宣传战线的决策者对这块“二弃不用”的场地如获至宝，马上决定要了下来，旋即挂起“五七”干校这个牌子，并命令整条战线直属各单位立马下放干部到此劳动锻炼。

1968年初冬，岑桑被“扫地出门”，押送到英德县黄陂“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时间几达三年之久。

岑桑去黄陂的当天，虽是与省宣传战线下放的数百名干部一起坐上广州开往英德的火车，但他们所坐的车次相同而行列不同。前面行列坐的是下放干部，他们被尊称为“五七”战士。岑桑跻身的后面那个行列则全属各类“分子”，既有像岑桑那样的“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有“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还有“反动学术权威”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被指称为“专政对象”；“五七”战士是“劳动锻炼”，“专政对象”是被“监督劳动”；走路时“五七”战士可以引吭高歌，“专政对象”们却被手持水火棍的警戒人员像罪犯那样押着行走。

他们抵达英德车站后，步行了一段路程，于深夜时分到达目的地黄陂。月冷风寒的黄陂，以其光秃秃的不毛之地，迎接了几百名远道而来的陌生人。

远来者们车路劳顿，疲惫困乏，他们在粗略搭建的简陋竹棚里打开行李，在狼藉不堪的稻草堆上躺至次日天明。一大清早，哨声一响，列队集中，于是开始了“五七”干校的“崭新”生活。

黄陂“五七”干校的管理模式，像部队一样以“连”为单位。一共分为三个连。一连为各家报社，二连为电台广播部门，三连为党校、社科院、社科联、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各连驻地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三连驻地最远，设在一块高低不平的丘陵地上。此处属原先养马场的一隅，几个大马厩均用钢筋水泥隔开一行行一间间整齐划一的小马圈，每个小马圈约莫6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匹马停留居住，现在成了“五七”战士的住房，每个马圈住两个人。整个连部的用房特别缺乏，“分子”们是不够格居住马圈的，只能住在草棚里。

“五七”战士体魄健壮者和所有的“分子”们，一到干校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马不停蹄地盖房子。干校的所有用房和“分子”们的宿舍等，全部都是由他们用双手建造的。

要造房子就得要有造房子的材料。离连部驻地几公里外的黄山，海拔400多米，山上杉木成林成片，高大笔直，是建筑房子的良材。“五七”战士体魄健壮者们用了近20天的时间，每天带着全连所有的“分子”们上山砍木，扛回连部建房。

此时岑桑四十出头，身体壮实，是扛杉木的合格搬运工。他的任务是把山上砍下的整条杉木扛下山再扛回驻地。山岩陡峭，山路崎岖，“上山容易下山难”。他肩上扛着一条长四五米、重达百来斤的杉木从峰顶下山，那种艰辛危险的境况可想而知。但被当作“三反”分子的“专政对象”的岑桑，此时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更没有人对他表示一丝半缕的怜惜之情。他只好争口气，直起腰，鼓足劲，豁出去。他每天来来回回地上山下山，挥汗如雨，咬咬牙关，把山上一根根的成材杉木，一步一步地扛回连部驻地供建房之需。

后来他回忆起这段扛杉木的经历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当时为何有如此之大的能量，竟能一次次从山峰上扛着一条条大杉木下山，且肩没被压垮，腰没被压弯，腿没被压折，他的身体好像有什么“特异功能”。

岑桑不仅是扛杉木的行家，而且是打泥砖的里手。打泥砖的任务又落在他的身上。他在《填方格》一文中是这样描述他打泥砖的：

每天，我都在那个刨平了的山坡上大显身手。冬天，我穿上麻包衣，冒着风霜；夏日，我光着胳膊，顶着炎阳，捧着木模子，拱背弯腰，打砖不息，从事这种立竿见影的事业。你瞧，我就是这样干的：——把那个用稻草扎成的扫子蘸蘸水，当作润滑剂，弄湿木模子的内框，然后把木模子放在地上，随即扎开马步，把助手（居然还有助手呢！）送到跟前的装满泥巴的竹筐捧起来，使劲往木模子里一泻，顺手扔开竹筐，伸出赤脚往泥巴上又踩又压，接着用双掌拨掉木模子上多余的泥巴，同时把砖面抹得又平又滑，最后执住木模子的一双“耳朵”，巧妙地一抽，让它滑脱出来，于是，一个好像切削得整整齐齐的大块年糕般的泥砖，便宣告制成了。

在打泥砖的整个过程中，他感到最难受的是冬天“炼泥”。炼泥一般是用牛踩泥，人牵着牛在泥塘里循环往复地走来走去，利用牛那高大身躯的重量，把泥踩得又烂又软又滑又黏。干校分配给三连两头牛，三连管牛的“战士”对牛爱护备至，隆冬时节舍不得让牛出去踩泥，把牛严严实实地关在牛栏里，“分子”们的班长要牛踩泥，管牛的忠于职守，死也不给。管“分子”们的那个女“战士”便向班长出谋划策：“要爱惜牛，还是让那些‘牛’踩泥去吧！”女“战士”说的那些“牛”，显然指的就是岑桑他们那一类的“分子”。

不知为何，那位女“战士”与岑桑特别“有缘”，对岑桑“关爱”有加，批斗岑桑时她的言辞最为尖酸刻薄，抄家时她带队上门，把岑桑全家翻查个通通透透，在三九严寒时替牛炼泥，她首个派去的又是岑桑。

岑桑穿着一件用麻包袋做成的防寒衣，打着一双赤脚走进泥深满膝的泥塘里，在结满冰的泥塘上踩泥，炼泥黏在小腿上，冻得他双腿麻木，直透心窝，全身直打冷战。他领教了冰天雪地凛冽的淫威，尝尽了人代水牛踩泥的苦楚。他紧咬牙关，使尽全身力气，踩呀踩呀不停地踩，终于炼出了一整塘的泥。

岑桑炼泥打砖，常破全连的最高纪录，战绩最辉煌的那一天，所打的泥砖竟达648块，是出了名的打泥砖高手。连里盖房用的泥砖，有一半以上出自他之手。

1969年底，岑桑被“解放”了，从“分子”晋升为“五七”战士，变换了工种，被安排在连队的“工业班”拉箱打铁，修理工具。

到了“工业班”的时候，干校不像之前要求得那么严了，可以开个“小灶”煮点这煮点那来慰劳舌尖，润润喉咙。也可以干点私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岑桑趁此干了三件私活，创造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三件宝——一把两尺长的榆木刨子、一个六芯节能改进型火水炉、一柄木头小折刀。请看他在《“三宝”之忆》中对三宝给他带来的满足感：

那时我陶醉于我的那个榆木刨子，真无异陶醉于米开朗琪罗惊世骇俗的不朽之作那样，常常以近乎感激的心情，呆呆对着它凝视，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到了天寒地冻的夜晚，土屋之中，我和老谢他们各自在专用的火水炉上煮一口盅鞋底面，白色的水蒸气和伙伴们的欢声笑语混在一起，满屋子蒸腾，那光景，也真是美极了！还有我那大头刀，当我用它来剖开一个柚子，给一段甘蔗去皮，或者是当哪一位“战友”的豆豉鲮鱼罐头因为没有罐头刀而开不了，需要我那宝贝出动的时候，我的满足感外加自豪感，就更是难以名状的享受了。

在干校期间，“三件宝”给岑桑带来了不少的满足和快乐。离开干校时，为了感谢杨师傅早期对他言传身教使他学会做木工的技艺，他恋恋不舍地把榆木刨子送给了杨师傅，以示感念之情；把六芯节能改进型火水炉送给了同连“解放”不久、高度近视的老王，因为他断定老王“一辈子也学不会自己动手制造一个火水炉”；木头小折刀是他的最爱，他和它“在黄陂的荒野上结伴，形影不离”。它是他的“宽慰和无奈”，是他的“欣忭和辛酸”。他要把它的锈斑磨掉，把它的刀锋磨利，“涂上一层衣车油”，好好地呵护它，珍爱它，因为那是一段永难忘怀的记忆。

1971年10月，岑桑被首批调回原单位工作，离开了干校。当上级宣布岑桑第一批调回出版社的时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一消息在干校里马上广传开来，于是惊异者有之，妒忌者有之，愤懑者也有之。因为岑桑在干校里属“三反”分子一类的“重犯”，是被省级领导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的“罪人”，还是写作出版过许多“大毒草”的知名作家，这样“罪恶累累”的“专政对象”，竟然成了首批奉调回城的人员，人们都在议论着。

在离开干校的那天清晨，许多“五七”战士前来送行，在送行的队伍当中，竟有那个曾经斗岑桑最凶、抄家时最狠、在冬天多次派岑桑代牛踩泥的那位女“战士”。送行的人们边走边谈，有说有笑，他们翻过山包，穿过峡谷，一直把岑桑从营地送到车站。此时那位女“战士”走到岑桑身边，轻声对岑桑说：“当初斗你的时候，我便预见你会有今天的了！”女“战士”的话语，让岑桑感慨万千：难道她当时在批斗会上那副凶狠相是装出来的吗？既然她早就有了那么英明的“预见”，又何必当初呢？

岑桑回到出版社不久，听说那位“战士”也被重新安排到农村基层一个文化单位工作，“怀才不遇”，很不得志。

岑桑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也好，“五七”干校也罢，斗人者和被斗者，其实都是受害者，何必再去计较那些恩恩怨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