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得赦

岑桑从干校调回广东人民出版社，向社领导报告后，与他一起从干校回来的林振名被安排在文艺编辑室做编辑工作。

岑桑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饮饱墨水的钢笔，凝视着布满方格的原稿纸，不禁百感交集。

岑桑从1964年被派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同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摸爬滚打了两度春秋；“文革”降临，被打成“三反”分子，被批被斗被凌辱，干的是脏活重活苦活，在极度苦难中度过了两个寒暑；“五七”干校“开学”，又被押送到“大熔炉”监督劳动，扛木打铁代牛干活“填方格”，被足足煎熬了三载，离开了整整七年他所钟爱痴迷的出版工作。此时他怎不心潮澎湃，激情满怀？他以满腔激情投入到编辑出版工作中。至于他个人在这些年头所受到的种种污蔑、凌辱、折磨、委屈和痛苦，他丝毫也不计较，只要给他为工作用脑出力，鞠躬尽瘁，他可以对曾经所伤害过他的一切都予以谅解。

岑桑重返出版社之前的那些年月，广东人民出版社被撤销，改为“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后又改为“毛主席著作广东省出版发行站”，社里只留若干人员印行《毛泽东选集》及其配套的政治读物，其他人员都被赶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1年第四季度才陆续回来。在这些人员返单位之前，社里没有出版过一本文艺书。当时各种规定又多又严，作家心有余悸，不敢写书，也不愿意写书，担心以后受批挨斗。编辑室里没有一种文艺书稿，储存柜子空空如也，也没有文艺创作队伍可供约稿，这种状况令岑桑日坐不稳，夜眠不安。于是，岑桑决定带领编辑到全省各地寻求拜访作者，四处组稿，希望组到三种五种以应出版之急需，实现此时出版文艺图书零的突破，但结果收效甚微，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前人曾经说过，“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这话虽不完全正确，但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没有作家的辛勤笔耕，文艺书稿不可能从天而降。

为了解决书稿的来源问题，岑桑与编辑们共同商量，一起研究，反复讨论，张三出招，李四献策。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大家统一意见，形成共识，决定下基层举办“文学写作学习班”。

在决定办班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广州郊区增城县派潭公社十多位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发成立了一个名叫“向阳花”的文学写作组，编辑出版了一本与写作组同名的文艺刊物，刊登他们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他们自由结合，自筹经费，自写自编自校自印自发。这份刊物犹如春天沃土里开放的新花，稚嫩而清丽，深受人们的喜爱。每期出来，他们就入袋装订，免费寄送到有关单位或个人，报社出版社是他们必寄不漏的老熟户。因为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在短时间内就引起社会的关注。岑桑对这个写作组和这份刊物倍加关心，认为写作组基础较好，“向阳花”们素质也不错，就跑到增城与他们商定，以此为基地举办“文学写作学习班”。

在办班期间，岑桑每期都带几位编辑住在派潭公社，与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交朋友。给学员们讲授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基础知识，深入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文学素材的摄取和积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文学创作的技巧以及文学语言的锤炼和运用，等等。让学员们掌握文学范畴里最基本的东西。

除此之外，他还同学员们谈某类作品的具体写作，提供材料让学员们选用，指导学员们修改文稿，对基础比较好、较为成熟的文稿，辅导学员们进一步加深提高，使之达到出版水平，帮助学员推荐稿件到出版社或其他刊物出版或发表。与此同时，对学习成绩还没达到要求或文章还没被选上的学员，细心辅导，主说优点，次说不足，多加鼓励，使他们树立信心，奋发努力，多读勤练，迎头赶上。

学员们在学习班期间写作的文学作品，经过岑桑和其他指导老师的帮助后，质量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据林振名说，恢复出书后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禾苗正绿》的稿件，就是在办班过程中凑齐而得到顺利出版的。

1972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禾苗正绿》，收入短篇小说16篇，全书约13万字。书名用陈向阳的短篇小说《禾苗正绿》作书名。据本书《编后记》介绍，此书是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而出版的。书中的作品是从广东省工农兵业余作者新近创作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这个集子的作者大都是第一次发表作品。他们从生活的各个侧面，反映了七十年代初各条战线奔腾飞跃的新景象，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色彩，是广东省工农兵群众业余文艺创作的可喜成果。这些作品的问世，反映了全省群众文艺创作一派生机勃勃的现状。

《禾苗正绿》这本短篇小说集虽然质量不算高，还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出版，也可算是岑桑带领编辑们到增城办班促成的一项可喜的成果。

在增城举办“文学写作学习班”这种方式，因为成果显著，得到领导的肯定，在省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个文学机构和报社也仿而效之，各地、市、县也普遍推广，掀起了全省范围内的办班热潮。广大学员通过学习和实践，文学创作水平得到提高，省内的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十分活跃，作者队伍得到加强。有不少学员著书立说，成果颇丰，影响广泛，成了省内文学创作的新秀和骨干，有的后来成了国内知名度颇高的作家。

岑桑认为，抽出一定时间帮助青年作者提高写作水平，为他们的创作提供方便，是出版工作的一部分。他除了完成自己的编辑业务和办班之外，在辅导作者上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他去佛山，往肇庆，奔梅州，赴汕头，抵阳江，驰湛江，飞海南，走北海，不论在春和景明的阳春三月，还是在炎热如火的三伏盛夏；不论在秋高气爽的菊放时节，还是在北风凛冽的隆冬之季，他都上山下乡，深入基层，热情悉心地辅导作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释疑解惑，对某些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均给予肯定和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甚至一对一地予以帮助，修改作品。比如，为了帮助阳江海陵岛的江俊桃完成《海燕号归航》这篇短篇小说的写作任务，他亲自到作者的所在地闸坡和作者一起同吃同住同出海，体验海岛渔民生活，掌握第一手材料，指导作者写作，修改，精益求精，提高质量，不仅使这篇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和作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直至那位作者步入古稀之年的时候，岑桑还领着笔者多次驱车前往海陵岛探望他，令他无比感动。

由于岑桑关心作者，爱护作者，帮助作者，与作者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成了作者的知交，赢得了作者的尊敬和爱戴，作者把他当作良师益友。

尤其是前面提到增城派潭的“向阳花”们，几十年来，与岑桑情长谊深，来往不断，逢年过节，电话问候，荔枝红时，他们开车来穗，必定“例行私事”，邀请岑桑到增城选摘荔枝，在荔树荫下品尝核小肉厚的“糯米糍”、令人欢心的“妃子笑”和名闻遐迩的“挂绿”。品尝之后，“向阳花”们又寻箩找筐，满装红荔，送给岑桑带回羊城，让家人和亲朋好友分享。如果岑桑因公未能应邀，他们就开车送荔上门，硬要挚友领受他们的深深情意。记得八年前，笔者同岑桑等人因公出差梅州返回途中经过增城，“向阳花”们闻信岑桑抵临荔城，赶快放下他务，带烟的带烟，拿酒的拿酒，捧果的捧果，拎茶的拎茶，纷纷赶到。他们笑容满面，递烟倒茶，夹菜敬酒，盛情款待，又送上他们近年来创作出版的文艺作品，请岑桑为他们指正。他们对岑桑的言行举止，无不表现出尊老敬贤的纯真之情。岑桑在他们心中的师者地位、贤者形象是无与伦比的。

从首次办班到此次相聚，已近四十春秋，“向阳花”们大多已鬓发霜白，年满花甲，而他们对挚友岑桑的深情，溢于言表。此情此景确实令笔者为之动容。

岑桑和编辑们除了办班以外，还时不时带领编辑到全省各地帮助当地文艺创作机构搞创作。1972年5月，他们到了广东省汕头地区朝阳县，协助该县革委会创作组采写修改反映当地领导带领全县军民“拦海造田，改造龟海”、战天斗地的光辉事迹的报告文学。当地创作组的人员，大都是文艺战线上的新兵，缺乏创作经验。岑桑带领编辑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协助他们调查采访，搜集材料，并亲手动笔撰写，对他们的稿子进行修改、加工、润色，最后定稿，于1972年6月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定为《来自龟海的报告》。该书由10篇报告文学组成。由于当时出版社没有出版多少书，这本报告文学集虽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和不足，但在当时当地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接着，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于1972年12月又编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海燕号归航》。

在这几年时间里，文艺编辑室除了出版上述几本文艺图书外，还出版了若干种短、中、长篇小说和一批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这与岑桑和编辑们不辞劳苦到全省各地办班，推动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扩大作者队伍，丰富稿源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