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荒唐岁月

1966年5月上旬，岑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从阳江县转到阳春县双滘公社“四清”工作团报告，参加第二批“四清”工作。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执行，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开始。

此时，岑桑除了按照“四清”工作队的安排做好工作外，每天都在听广播，看报纸，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他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大火已在全国开始蔓延，且有越来越逼近的态势。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打击的对象是什么人，岑桑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惑、在狐疑，在私下揣测，始终得不到答案，也实在不可能得到答案。

当他看到各大报纸把秦牧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大批判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场运动是非理性的。因为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认识秦牧，了解秦牧，几十年来彼此过从甚密，秦牧的为人、品性、胸怀，他都十分了解。他崇尚秦牧的道德文章，秦牧既是他的良师，又是他的益友。如此德艺双馨的大家怎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如此德高望重的高人竟然被打成“反革命”，这场运动还有什么理性可言呢！岑桑此时越想越觉得不对头，百思不得其解。

秦牧被“口诛笔伐”，岑桑不得不联想到自己，他曾经是撰写出版过几本书的“臭老九”，“白纸黑字，神力难移”，且同秦牧关系密切，他预感到灾祸即将降临，自己将会卷进这场风暴之中，有可能成为牺牲品，他必须做好迎接灾祸降临的思想准备。

事情不出岑桑所料，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四清”工作团接到上级的紧急电报，命令岑桑立即返回原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参加运动。

岑桑迅即从阳春赶回出版社。刚进出版社大门，就看见几层高的出版大楼已经变了样：楼上楼下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所有空间都拉起绳子，每条绳子上都挂满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大字报，整栋楼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岑桑向社领导报告后，用两天时间看了大字报。他万万没有想到，满楼的大字报竟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针对他的。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出版社广大群众的自发行动，而是领导上早有安排。岑桑看完林林总总的大字报，把写大字报批判他的人大体上归纳为几大类：一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不这样写大字报批判不足以表明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并同被批判者划清界线，但又不愿意违背良心捏造事实，只好空空洞洞，不着边际，不痛不痒地批判几句，此类属于大多数；二是歪曲事实。他们不顾事实，恶意诬蔑，用意在于邀功领赏，损人利己，此类只有一小撮；三是捏造事实，落井下石，含血喷人，用意在于伸嫉妒之郁，蓄意加害，此类属于极少数。

过了几天，广东省召开全省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由省委分管文教的最高领导作动员报告。领导在报告中讲了许多，指名道姓点出了几个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毒草”作品，岑桑和他的散文集《巨人和狼》赫然在被点之列，其罪名为“渲染战争恐怖”。

岑桑早就预感到自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逃脱不了的可悲命运，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罪名严重到由一位省级领导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更想不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出版的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滔天罪行，歌颂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勇善战的文艺作品《巨人和狼》，被列为“毒草”中的代表作。

岑桑本人被省领导点名批判，群众大都不会再去仔细分析鉴别了，他们相信领导说的最权威、最准确，被点名者肯定是大难临头，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此时的岑桑在群众心目中已经注定成为一名十恶不赦的“罪人”了。

省里的动员大会后，岑桑回到出版社，立即被禁闭在出版社的一个小房间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每天由值班人员从房间里像押犯人一样押到群众面前，对他进行无休止地批斗。岑桑一共被囚禁了20多天，批斗18场之多。在整个被批斗期间，岑桑受尽了折磨、污辱、甚至拳打脚踢，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岑桑在文艺界是一位较早成名的写作高手。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创作出版了六本书。在批斗岑桑之前，社里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就指定专人在这六本书中寻章觅句，断章取义，摘录所需，选取了几十段文字作为岑桑的“罪证”，加以批斥，并把这些文段和批斥油印成册，发给全社一百多名员工，人手一册，作为批斗材料。批斗的重点是1962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你还是一朵花》，罪状是该书鼓吹“个人奋斗”，“引导青年读者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

岑桑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的帽子。人们还把他当年在志锐中学读书、赴港归来的这些历史，结合他以“抗美援朝”为题材创作出版的几本书中某些内容，妄斥他是“文化特务”。

批斗岑桑的积极分子们，为了表示与这个十恶不赦的“分子”不共戴天，对岑桑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个批斗岑桑的积极分子高举着一本《当你还是一朵花》，在狠狠批判岑桑之后，随即把手中举着的那本书扔在地上，用双脚用力踩踏。岑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此时他的心灵受到从来没有受过的伤害，人格受到从来没有受过的污辱。

更使岑桑意料不到、震惊不已的是：往日一向与岑桑交情很深的一位同事，到湛江辅导作者采访撰写反映雷州青年运河建设的报告文学。文稿写完后他带回给岑桑审阅。岑桑当时是社里的“编审”，对书稿有决审权。稿子中写到运河在建设中遇到很大困难，在大家束手无策解决困难时，有人提出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经过学习，困难马上得到解决。岑桑看到文稿后，觉得这样写太简单化，缺乏说服力，就在文稿中将此意写上批语，请作者修改充实，运用有足够的事例来表述他们是如何活学活用《矛盾论》来解决问题的。想不到这位同事竟把岑桑写上批语的这份原稿私藏起来，拿到批斗大会上作为“炮弹”，指斥岑桑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后来有人问这位同事为什么还存有这份带有批语的原稿时，这位同事得意忘形地说，这是他自己珍藏的，他当时就预想到“珍藏此材将来必有用”。

除此之外，这位同事还有令岑桑伤透了心、连批斗者们都感到错愕的一幕表演：

事情得从1963年讲起，那时岑桑与那位同事早就是知交。同事的父亲身患重病，同事要返家探望老父，岑桑出自同情心，担心同事回家时手头拮据，主动塞给他五十元。那时候五十元算是不菲之数，月薪一百元就算是“高薪一族”了。这位同事在批斗岑桑的大会上，竟把岑桑当年主动塞钱给他回家探父，说成是岑桑用五十元来“收买”他。岑桑听了不禁伤心落泪，那位同事随即指着岑桑大骂：“你还在打悲情牌，想用眼泪来软化我们？”他转过身举起拳头对着一百多名参加批斗大会的人们大声喊道：“善良的人们啊，我们可不要上鳄鱼泪的当啊！打倒岑桑！”此情此景，岑桑如利箭穿心，难受之情久久不能平复。

岑桑被车轮转般批斗之后，人们就把他从小禁室里释放出来，对他“约法三章”：批准他回家，但每天必须准时回单位劳动。任务是打扫卫生、清洗厕所、疏通水沟、粉刷墙壁，后来又加了修理桌椅等任务，每天由杨师傅带着“挤在单位的一块小空地上锯呀，凿呀，钉呀，不知修理过多少桌椅板凳和制成过多少大字报专栏”。岑桑所干的是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和小木匠的活计，脏活、重活、累活都压在他的身上。岑桑果然“不负所望”，早出晚归，挥汗劳作，样样活计都在行，项项任务都完成，几乎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了。

在这段时间里，岑桑虽然被监督劳动，但批斗岑桑的人们还继续追查他的“罪证”，先后三次上门抄家。抄家者还以“破四旧”的名义，把岑桑父亲遗留下来的藏书和岑桑本人购买的所有书籍，装进十几个麻包袋，雇了七辆三轮车拉走了。岑桑眼巴巴地看着他心中的最爱之物无故地被白白夺走，内心无比伤痛。他在1980年写了一篇《午夜焚书》的散文，记述了在抄家的当晚，他怕抄家者加罪于他而作出深夜焚书之举。此文描写了抄家者们的众生相，记述了烧书者烧书前的内心矛盾，烧书时环境气氛及烧书的每个环节和具体动作，烧书者烧书时那种“亵渎了神圣，忤逆了先人，也辱没了自己”的“犯罪感”，烧书后那种追悔不及的悔恨之情。这是作者亲临其境、亲自操作、亲身感受的真诚独白，这是作者刻骨铭心、永不忘怀的记忆，读后令人泪下。

岑桑被批斗及抄家之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前路茫茫，不知去向。他暗自深知，像他这样有多顶帽子的“分子”，不可能再有机会留在出版社工作，他将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

此时的岑桑已届不惑之年，膝下有三个孩子，长子十四岁，次子和幼子正处于稚年，未到上学年龄；妻子是一家公司的小会计，工资低微；家中还有两位需要奉养的老人。上有老，下有小，岑桑是家中的顶梁柱，家中的老老少少都赖他为生，他必须为全家作出求生的打算。

岑桑被斗后允许回家的那段日子，他几乎夜夜都思考着一家老少下来的日子怎么过。他曾作过回老家葛岸的打算。老家有房子，有近亲，有伙伴，有溪流，有鱼塘，有桑基，少时种桑养蚕和捕鱼捉虾的“武功”还未废，还可以凭自己的体力和“武功”谋得一升半斗或一斤八两，勉强养家糊口。

当然，如果在穗都范围之内能找到稳定一点的谋生之道，或者能学会一技之长苟活全家，也许还是一条比“解甲归田”稍胜一筹的活路。

岑桑家住的那条街，转弯处的一堵围墙角下，一直设有一个“强记补锅”档，档主强伯和他那个十来岁的小孙子，每天都在档口补铝锅。由于他们待客热情，补工扎实，质量颇佳，不少邻居街坊都愿意到此光顾，爷孙俩的生意也做得热热乎乎。

岑桑每天进进出出都经过“强记补锅”这个档口，爷孙俩以卑微求生、与世无争、远离屈辱的生存状态，使岑桑不禁心生羡慕之意。他想到全家将面临生活绝境，他将被扫地出门，自己何不也像强伯一样，学一门手艺，寻觅一堵围墙角，开一个摊档，干起补锅的营生，养活全家老少呢？于是，他毫不犹豫痛下决心，向强伯学习，当一名“补锅佬”。请看他在2001年写的《强记补锅》一文，当时是如何偷师学艺的：

于是我借着每天途经“强记补锅”的机会，驻足于强伯跟前偷师，看他老人家怎样把一只只破损了的铝锅补好。原来补铝锅并不难，用铝罐头壳做料子，剪一条窄窄的铝片，折叠成“T”字形状，直竖的一端穿进铝锅破孔之后，掰开两瓣，变成“工”字形，紧贴着铝锅两面，然后用锤子里里外外轻轻敲打，让铝片与铝锅里外两边嵌牢，便大功告成了。偷师之余，回家找来铝罐头壳和一个破铝锅，按照强伯的操作规程敲敲打打，居然锤到功成。工艺虽不怎么完美，但补好的铝锅滴水不漏。试验成功使我信心倍增。心想，若然假以时日，积累经验，我的补锅工艺水平未必会稍逊于强伯。好，让我就选定这营生吧！想到自己将来可以自食其力，凭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家老少，并且得以远离恐惧与屈辱，抑郁已极的心境竟忽然变得平静起来，觉得命运哪怕再悲惨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读完这段文字，我们深深感受到岑桑当时那种被逼无奈、绝处图存的悲怆心情。他无路可走，他等待着谁也无从预想的命运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