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宁波人迁沪动因解析
人口迁移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纵观宁波人大规模迁移的主导动因，可以归结为生存需求和经济、政治吸引两大类。研究者将前者称为“生存型移民”，后者为“发展型移民”。
所谓生存型移民，就是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迁移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改变居住地点为维持生存之手段的迁移人口。产生这类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如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移民主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是摆脱原居住地的生存压力，而不虑及迁入何处，或迁入地的条件。发展型移民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而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或者说是以提高生活水平为目的的迁移行为人口，他们在原住地并未受到生存威胁，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此类移民迁移的主因是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在中国移民史上，这类移民不占多数。而沪甬间“移民流”的形成是宁波与上海两地间经济、社会因素互动的产物。
1 地狭人稠的推力
宁波地狭人稠，人口压力引起的生存压力，是居民“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主因。唐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宁波人口猛增，宋代已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至明清时尤甚。明代学者在谈到全国人口分布大势时就指出：“以江南言之，闽广、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注76浙江各地区中，尤以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人口密度为最高。1820年宁波府人丁数为2354674，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23.26人。注77此后这一状况并未得以缓解，宁波一直是浙江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请看下表：
此外，宁波沿海土质多盐碱，难以辟为良田，“其土地则沿海平壤类多斥卤，腹境处丛又硗瘠水少，俱不适种植，以故禾稼所出不足以自赡”注79。虽然当地人民辛勤劳作，“日以开辟为事”，但仍“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给于用”。所以到明清时期，人地矛盾已十分突出，如镇海县“滨大海，居斥卤之中，其土瘠而无灌溉之源，故耕者无终岁之给”注80；慈溪县亦是如此：“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注81在自然环境的压力下，宁波之民为了生存，迫而向外，出现了“半游食于四方”的景象。如祥生船厂工人孙祖恩的父亲和伯父原都在乡下种田，因田地太少，生活无着，后来通过在上海做工的堂伯父介绍，其父和伯父始入祥生船厂当学徒。注82
2 悠久的经商传统使然
宁波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航道辐辏，物货丰衍，商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自汉代起，“海人持货贸易于此”；唐末，宁波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的贸易已颇为兴旺；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宁波设置市舶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贸易显著增加；南宋时，贸易对象扩大到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大食（今阿拉伯地区）等国。元时，甬商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内联众省，外控东倭”，达到极盛时期；明代由于实行海禁，对外贸易一度中衰，清康熙后，海禁松弛，宁波商人的足迹更是遍履天下，“民情踊跃争奋，自近海诸岛以及日本诸道无所不至”。此时甬商国内贸易的路线，一是沿东部海岸南至闽广、北到辽东，二是沿长江而上直达四川；国外贸易东到日本，南至南洋，如慈溪人董尔奇，从商“跋涉数千里，吴蜀晋楚诸省靡不遍历”注83。五口通商后，宁波商贸的规模、范围更得以进一步扩展。
持续的经商传统的熏陶，长期商文化的浸润，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规范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早在春秋时期，计然就向越王勾践提出：“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注84明末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是与其一脉相承的运思。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得风气之先的宁波，以商为业、以商为荣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习俗。上海开埠后，不囿于偏见的宁波人纷纷前往创业习商，“自上海发达，交通日便，外人云集，宁波之商业，遂移至上海，故向以宁波为根据以从事外国贸易之宁波商，亦渐次移至上海”注85。他们以上海为一展身手的舞台，纵横捭阖，风云一时。
3 自然经济解体，社会动荡驱使
宁波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通商的五个口岸城市之一，自然经济首当其冲遭受无情冲击，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自道光年间大开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来，操贸易之权，逐锥刀之利。民间生计皆为其所夺。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苍生，业此为生者何可数计。自洋布、洋纱入口，土布销场遂滞，纺绩稀少，机杼之声几欲断矣。”注86宁波地区也是如此，众多失业者和剩余劳动力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觅食而外，“他们就不绝逃往都市，农民离村之现象就发生了”，毗邻的上海成为他们谋生之地的最佳选择。如在开埠初期，上海外资船厂的非熟练机器技术工人——学徒就多数来自宁波、上海农村的贫苦农民子弟。注87
再则，中国近代社会政局动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1932年、1937年日本侵略者侵扰江南等，都曾引起宁波人口不同规模的移动。此外，自然灾害的频仍也成为宁波人口向外迁移的推力，如仅鄞州一地，从宋朝绍兴十八年（1143年）至1922年，共发生大小水灾56次；宋淳熙五年（1178年）至1934年，发生程度不等的旱灾40次。注88当然这种由“天灾人祸”引起的迁移的回返率也相当高，一俟战争、天灾结束，大批流民又会重新迁回家园。
4 晚近上海飞速发展的吸力
开埠后的上海，由于各种因素的交合，逐渐成为全国金融、商贸的中心，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对移民无疑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巨大“吸力”。
上海开埠后，国内外贸易和航运业都有较快发展，金融、商业更是发展迅速。但此时的上海仍只是个商业贸易中心，一般洋行、商店、钱庄所需劳动力很少，一些近代民族企业因规模小资本少，所用人手也不多，其对劳力的容纳量是有限的。
近代工业的发展使上海城市的人口容量扩大，对外来移民的吸引力也更大。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后，上海近代工业崛起，“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此时，“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它没有多余劳动力输出”。注89同时，就比较利益而言，工人收入较农民为优，“江海通商，食力之民，趋之若鹜，每月工资至少数元，以养妻孥，绰有余裕”注90。这对生活困顿的农民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吸附力。沪甬间由于交通便捷、路途相近，宁波人自然纷至沓来。
上海城市的魅力也往往使包括宁波人在内的各地移民身不由己地群迁上海，这种趋向性“就像飞蛾趋向灯焰一样”。徐国桢在《上海生活》中描述上海社会的繁华时说：“内地的富有者，有了钱，未必就有汽车来坐，未必就有各种新奇的游艺如伟大的影片《梅兰芳》等的京戏等等来给你看，未必就有各种中菜西菜什么菜什么菜来给你轮流大嚼，未必就有妆得比活妖怪还要胜三分的狐媚入骨的娼女来给你恣意笑乐。必须要踏到上海这般的豪华社会，方才有直接享受这种豪华生活的可能。”注91徐国桢在这里讲的主要还只是富豪们，其实，这个生活便利、文化繁荣、工商发达、机会繁多的大都市对于各色人等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远东纽约”、“罪恶渊薮”等对上海的美称恶名表明了上海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正是这个“各种文化混合作用的熔炉”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各得其所，找到他最舒适的角落和施展抱负的天地。对于富商巨贾，利润是动力；对于达官贵人，享乐是目标；对于文人，新知是矢的；文化人看中的是此地的发展机会；艺人们则着眼于“五方杂处”更能促进艺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在贫困的下层青年心目中，上海是个能够摆脱其先赋出身的阴影而通过自身努力争得前程的地方……总之，“上海是希望之邦，选择上海就是选择新的人生之路，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人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本能的追求欲望，造成一种巨大的推动力，把一批又一批的外地人推出家园，推向上海”注92。
由此可见，宁波人迁居上海主要是人们对沪甬两地各种因素进行综合比较后选择的结果。当然，“推力—拉力”是同一体的两个方面，工业化和农村劳力的非农化即是如此。一般说来，工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过程。工业化的高涨时期，正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阶段。工业发展越迅速，对农业劳动力产生的拉力就越大，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的过程也就越快。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使“耕夫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注93。工业的发展和农民的非农化，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中间障碍因素，如沪甬两地间隔的距离等也是影响迁移数量、规模、频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宁波与上海间的距离，陆路300多公里，海路100多海里，还能以运河相通，故而两地间交通一向便捷。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首辟沪甬航线，1869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也开辟了此航路。1873年，创办不久的轮船招商局亦致力于经营沪甬线，次年在宁波设立分局，并建造了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当地商人搭船只需花一元五角，来回一趟只花三元。他除了在上海有点小费用外，没有什么别的开支。这样他就能把他所付出去的佣金节省回来。……火轮行船的速度和航期的正确很快就会使那富有诗意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慢慢的在华语中扎下根。”注94发达的航运交通加速了宁波人口流动的频率,极大地便利了大量人口穿梭往返于沪甬间。而迁移数量的增加更促进了两地间人民的互动，利于宁波人在未迁移前即开始接受迁入地——上海的社会氛围的涵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推进了沪甬间的迁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