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旅沪宁波人构成分析
旅沪宁波人的构成主要是指其本身所具的素质而言。迁移者的素质是影响迁移动机、迁移作用的重要变项,各种人口迁移理论都非常注重移民素质的探讨,如雷文斯坦的引力模型定律,特别是E.S.李集大成的推—拉理论,更注目对迁移者特征的研究。这些理论认为,迁移者并非原住地人口的随机样本,而是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如年轻、高教育程度及未婚者较易迁移,因为他们克服中间障碍能力较强,并且相对而言,能够产生较大的净利润,因而最富正面选择性。
人口的地域构成、自然构成、社会构成是人口结构的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结构是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又称人口构成。地域构成是迁移者来自不同的地区,原居住地对迁移者的不同影响而导致迁移效果各异。宁波山海相连,地理环境铸就了宁波人刚劲、冒险的性格特征;商文化的长期濡染又使其精明、审慎。由于本书所研究的“宁波移民集团”都是由宁波及所属各区县迁入上海的移民,其地域构成是相同的,兹不详论。现就上海宁波移民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作一分析。
1 旅沪宁波移民的自然构成
旅沪宁波移民的自然构成是指其年龄、性别、婚姻的状况。年龄、性别、婚姻状态等与迁移的关系虽因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不同而殊异,但人口迁移的通则是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易迁移。从个人生理、心理的发展过程来看,在生命周期中,20—25岁是就业准备、职业安置阶段,至25岁身心发展达于完全临界点,此时他身体强健、精力充沛、适应能力强,更能在复杂多端的社会环境下开创新的天地,这种状态延续至35岁,又逐渐希望能获得更为安稳或固定的职业与社会地位;迨至“知天命”、“耳顺”之年,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大抵定型,较少有改变职业的想法,迁移的情形自然较少发生。另外,不同年龄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15—35岁的迁移者被认为可塑性强而较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年龄较大的迁移者要改变已深深烙入其思想人格之中的旧的价值观而接受新观念则较为困难,况且迁入地的就业选择也不利于35岁以上的迁移者。
从性别构成来看,一般而言,男性移民相对多于女性,这与中国传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传统社会中,男性是家庭生计的主要负责人,而妇女则一般无须出外谋生,上层妇女足不出户,下层妇女纺纱织线;况且若是长途迁移更需充沛的体力,这通常也是女性所不具备的。当然,因自然灾害或战争动乱引发的迁移另当别论。
从婚姻构成来看,公认的规律是未婚者比已婚者容易迁移。这也较易理解,因为即使在成婚年龄较早的传统社会,十几岁的男子也还是处于职业准备阶段,若在迁移前未订婚约,则没有后顾之忧而更易迁移;若在迁移前已订婚契,也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在迁移的初期大多是一人独闯,较少举家阖迁。
宁波迁往上海的移民大体上都符合上述规律,请看下表: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上海文史资料》、《宁波文史资料》第五辑及相关资料。
从上表可见,宁波旅沪移民群体大多是年轻、未婚的男性是不争的事实。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因为人口迁移所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比人口总数的变化更能影响经济的发展。不同年龄的迁移者,其“经济意义”是不同的。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一个人在婴、幼儿和少年时期,是一个纯消费者,到劳动年龄(劳动能力、参与意识最强的时段),是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进入老年以后又成为一个纯消费者。人口迁移群体往往以经济活动人口为主,青壮年男性居多,幼儿和老人相对较少,从而使迁入地劳动力资源增加,人口趋向年轻化。包括宁波人在内的各地相对年轻、强壮、富有技能的移民与上海经济迅速发展而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上海良好的职业教育环境等因素相结合,产生出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为上海成为经济中心奠定了基本的条件。
2 旅沪宁波移民的社会构成
旅沪宁波移民的社会构成是其知识结构、教育程度、职业分布等因素。人口的社会构成是人口在社会机体中的组合状况,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动,人口的社会结构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如不少人口迁移研究都支持教育程度与迁移成正比的说法,即教育程度高的个人有较高的迁移率,因为教育不仅可以充实知识、补充技能,更可以改变受教者的生活态度、社会期望以及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教育因而成为影响迁移行为及迁移效果、适应程度的重要原因。
(1) 宁波旅沪移民的知识结构
考察宁波移民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程度是剖析他们对于上海社会发展作用的重要一环。移民所具备的知识积累须具有实用性,才能对迁入地产生正面功效。然而从中国传统知识结构来看,政治性文化超强发展,经济意识却相当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宁波移民的教育程度而言,他们大多幼年受教于私塾,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只有如方液仙、宋汉章、袁履登等少数人才有条件入新式学堂就读。从表面上看,这种知识结构对迁入地上海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宁波与其他内陆城市不同之处在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贸易商埠,宁波人长期耳濡目染,而且他们大多出身于商人或与商业有关的家庭。“由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注95因而其家庭背景、实践经验、知识底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迁入地的经济发展,这种影响即使不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潜移默化的。上述因素亦是宁波迁沪移民能在上海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之一。(详见表2-1)
(2) 宁波旅沪移民的职业流向
宁波旅沪移民的职业流向繁复多样。移民的职业选择固然受社会需求、待遇报酬的影响,亦受个人能力、动机意愿、身心状况的限制。从总体来看,宁波人迁入上海后大多从事商业、工业、服务业,此外,亦有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流向帮会者及沦为无业游民。
近代工厂(包括外资和华资)是迁沪宁波移民最主要的职业流向。在上海开埠初期兴办的外资船厂中,木工、翻砂工、木模工皆以宁波人居多。宁波籍木工,又称“红帮木匠”,在上海专事中外各种船只的新造和修理,咸丰三年(1853年)由陈云庆、张礼生等人发起,建立浙宁红帮木业公所,可见上海宁波籍木匠之众。1856年,美国人贝立斯在吴淞建造的长68尺、装有12匹马力引擎、载重40吨的汽船就是宁波木工建造的。1894年时,上海的宁波籍木工约有600人左右,其中2/3受雇于外国船厂,其余为流动木工。注96
宁波人在外资船厂的翻砂工及木模工中也占绝对优势。祥生船厂一、二、三任翻砂间领班全部是宁波人,1905年,该船厂50—60名翻砂工人和学徒工中,宁波人就占2/3。外资船厂的木模工人(又称样子木匠)同样是宁波人的一统天下,祥生船厂的历任木模领班都是宁波人,经常雇用的20—30名工人中,亦大多是领班的亲属和同乡。注97请看下表:
注:船厂中头脑只有一人,领班则较多,如机器间领班、船坞领班、造船领班等,一般头脑则兼任机器部车钳工领班。
资料来源:《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55页。
从上表所示历届外资船厂机器部头脑及领班的更迭中可见,5家外资船厂的15个头脑及领班中,非宁波籍者(广东、江苏)只有5人,其余10人皆为宁波人,由此约略可以看出宁波人在其中的势力之大,人数之多。这尚且未算入人数更多的学徒工,因为外资船厂雇用工人,大多通过头脑和领班的关系,故而宁波籍头脑及领班必然大量引荐与自己有关系的亲戚、同乡,这就使得外资船厂中的宁波籍工人在人数上、地位上逐渐超过了广东人,形成“宁波帮”注98。
在近代民族企业中,也有大量的宁波人谋生其中。据朱邦兴等于1939年编著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中对上海产业工人籍贯的调查情况来看,针织厂中大多是绍兴人、宁波人;机器及铁工业的工人中以宁波人为最多,特别是机铜匠多为宁波人;卷烟厂中宁波、绍兴一带的人数总计占45%;面粉厂中也有宁波人,但为数不多;榨油厂中,宁绍职工人数仅次于通州人;码头业中,宁波籍人数不及苏北人,但栈房职员多是宁波人;上海两租界工部局工人中,宁波人人数虽少,但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机器间工作;此外,英商公共电车业、法商水电业中,机务部都以宁波籍者为多;华商电气业中,宁波籍工人也占一定数量;在民信局及邮政事业中,宁波帮势力最大,“几乎独占了这种营业”注99。
从商(包括店员学徒、从事贸易)是宁波移民到上海后的另一个主要职业选择。从表2-1中可见,宁波人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职业大多是“学生意”,即做学徒,包括日后名噪一时的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秦润卿、王伯元等人也概莫能外。此外,在外国商行或银行中谋职,即充任买办,也是旅沪宁波人的一大出路。上海开埠初期,诸如怡和、旗昌、琼记等洋行的早期买办,大都来自广州或香港。然而19世纪50年代后,广东人对此职业的垄断地位逐渐受到宁波人的挑战。虽然宁波人在对外贸易方面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但他们仍具有相当的有利条件。首先,宁波人早在长江流域建立的商业网络,对于外商颇具吸引力;其次,宁波商人在生丝贸易特别是采购过程中拥有长期、丰富的经验,又因为宁波毗邻上海,信息传递迅速、交通往来便捷;再次,宁波商人能熟练地使用汇划制度并且是钱庄的主要投资人,享有信用可靠、财力坚实的盛誉;除此之外,宁波很早就是外贸商埠,是全国领风气之先的地区之一,因而宁波人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外向意识,较少盲目排外情绪,敢于涉足当时为传统势力所鄙视的买办职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浙江籍买办(主要是宁波人)已大大超过了广东籍买办。正如《定海县志》所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昔曰通事)、跑街(曰煞老夫),亦实繁有徒。”注100
近代第一个宁波籍买办是穆炳元,也是上海最早的买办之一。据《上海闲话》记载,穆炳元在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被英军所俘,后随英军进入上海。上海开埠后,由于穆会讲英语,颇得外人信任,“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由于业务太多,穆开始招收学徒,传授语言和经纪知识,其所招收者大多是沪上甬籍子弟,为宁波人从业买办创造了条件。沪上宁波商人中较早受雇于外商的是杨坊。杨是著名丝商,由于为怡和洋行设计了一套用来收购生丝的“苏州制度”而受到器重。英国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是余姚人王槐山,此后,宁波人充任买办者日益增多,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邬挺生、周宗良、刘鸿生、傅筱庵等大批著名的宁波籍买办相继活跃于上海滩,增强了沪上宁波人的经济实力。请看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第73—77页,第258—299页整理。
到上海开设各类商业店铺,从事商品零售的宁波人更不在少数。上海开埠后,素负“无宁不成市”美名的宁波人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上海,大展宏图。由于宁波人在沪上从事的贸易活动遍及各业,实是纸不胜书,仅从其在上海组建的商业同业行会来看,就有1870年的四明敦厚堂(酒业)、1890年的四明诚仁堂(肉业)、1892年的同新会(竹业)等注101,组织的建立是从业人数增加、势力增强的表现,可见宁波人在上述各业中已颇具势力。另据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的《甬光初集》统计,甬人在沪工商行号(包括甬人投资、经营、管理)计有文化用具类98家,饮食品类415家,衣着物类325家,建筑材料类114家,燃料物品类28家,交通用具类30家,五金物品类203家,日用物品类144家,美术装饰类60家,运输报关业88家,公众服务类29家,医药物品类160家,介绍买卖类5家,其他事业类21家。注102这尚且不算在沪上摆摊设点的小贩,甬人“在沪上者多在菜场摆设鱼鲜蔬果等摊,亦有在轮舶或沿途叫卖食品杂物者,约数千人”注103。这些统计虽不是非常全面、准确,但宁波人在上海工商界从业人员之众,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宁波人在上海的各类自由职业者,如充任律师、会计师、医师者,亦为数不少。同样据《甬光初集》统计,30年代末,甬籍律师约有107人,其中方椒伯、余华龙、夏功楷、项隆勋、魏伯桢等都是名扬沪上的大律师;甬籍会计师有26人;中医有姚和清(眼科)、董庭瑶(痧痘儿科)、严瑞钦(外科)等101人;西医有方子勤等33人;牙医有黄秉瑜等10人。注104上海还有许多挟艺来游,以卖画鬻字为生的甬籍书画家,如咸丰时侨寓沪上的镇海人姚燮工于画梅,“于卖画之外,绝无所求于人”注105。
旅沪宁波人既有居于“塔尖顶”的成功者,但更多的是职员、工人、小摊贩、手艺人及体力劳动者,诸如车夫、挑夫、仆妇之类,如在外商轮船上的杂工、专做西服的红帮裁缝,往来黄浦江中供应外轮杂货的舢板业,以及人数众多的挑水业中宁波人所占的比重亦很大。注106再据《定海县志》载:“各乡男子多有在沪上轮埠充当苦力者,谓之码头小工,妇女则多佣于沪上住宅。”更有一些举目无亲、目不识丁又一文不名的宁波人来到上海,一无本钱二无技能,只得进入帮会或沦为无业游民,从而使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空前勃兴的帮会势力中占据一席之地。早在19世纪40年代,“宁波帮”就与福建帮、江北帮、广东帮等并列为沪上颇具势力的民间帮口。注107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称霸上海滩的“三大亨”中,黄金荣(余姚)、张啸林(慈溪)都是广义的宁波籍人士,鄞县人黄振世、宁波人金廷荪也是上海帮会中的重要人物。黄为上海鱼行业领袖,身跨“清”“洪”两帮,他组织的“振社”亦是当时较有势力的帮会组织注108;金廷荪先与杜月笙同为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助黄理财,从而跻身工商界;后依靠杜月笙,投资沪上金融、房产等业,成为一身兼数任的“海上闻人”。
虽然人口迁移的现象可以视为个人行为或人口现象,但更是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社会现象,因为迁移的重要性并不只限于人口本身的再分配,每一迁移者的特定构成,如自然构成、地域构成、社会构成,即其年龄、性别、家庭、职业、来自地区、教育程度和价值观念等,与迁移动因、迁移作用都有密切的关系。迁沪宁波人的个体素质、本土特征、文化传统决定了其社会角色大多是择定的,与上海其他几大移民集团相比,其地域构成、社会构成自有独具的特色,也决定了他们在上海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