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浙江财团”：宁波人与上海金融业
一 宁波人与上海钱庄业的发展
宁波人因久富经商历史，钱庄业也异常繁盛，因而在大批涌入上海的宁波人中，有不少人经营钱业，且卓著成效，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宁绍帮”，成为“浙江财阀”的支柱，他们在上海钱庄业发展的几个阶段中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 宁波人在上海开设、投资的钱庄
上海开埠之前已有宁波人在此设立钱庄。早在开埠前，沪上钱庄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性行业，钱业公所于乾隆四十一年（1766年）即已建立。虽然反映此时宁波人在上海活动的资料较少，其从事钱业的记载更付阙如，但从有限的材料来看，此时宁波人在钱业方面已颇为活跃。1830年前后，经营糖行和丝号致富的方介堂的族侄方润斋在南市设立履龢钱庄，称为南履龢（后改组为安康钱庄）。当时钱庄规模狭小，存放款仅六七万两。上海开埠后，方家又在北市设立北履龢（后改组为寿康钱庄），专营钱庄业务，不再兼营他业。注109后来方家钱庄续有添设和改组。可见“镇海方家”不仅是上海钱业的开创者，“钱业为南北市巨擘，而起点则七老板也”注110，亦是沪上钱庄家族集团中卓有声誉和势力的一家。
上海开埠后，宁波人更是积极跻身于钱业的发展。随着上海的开埠，丽如、麦加利、汇丰等外国银行先后在沪上设立分支机构，作为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非但没有因此衰落，反而有所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钱庄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上海开埠初期，初来乍到的外商对中国传统的交易方式、市场行情均极生疏，特别是实行商业清算、调拨资金更需金融媒介的帮助，于是钱庄便首先成为其利用的工具，在中外商人及上海与内地之间起着融通资金、业务结算的作用；其次，由于各地大小官绅携资至沪上寓居避乱，为上海钱庄的发展准备了资金条件；另外，钱庄为求自身生存与发展，也与洋行或外国银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不仅一些钱庄老板一身二任兼当买办，1869年余姚人王槐山担任汇丰银行买办后，还以钱庄庄票为抵押，引导外商银行对钱庄短期放款，使资力相对弱小的钱庄得以借助外国银行融通资金。总之，从19世纪50年代中叶起，随着上海在国内外贸易中地位的上升，九八规元虚银本位制注111的确立，北市钱业会馆的设立，使上海钱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的钱庄表面上虽然未突破传统的兑换、结算和存放款三项业务，但以其经营范围以及在商业中的实际作用而言，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钱庄的存放款业务开始与近代工商业发生联系，钱庄资本逐渐与近代工商业资本相结合；钱庄的业务经营手段亦始近代化，如近代汇划制度的形成，成为我国票据交换的雏形。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外资银行的初来乍到，本国银行的迟未兴起，加之“彼辈注112一遇资金之需要，则惟钱庄之是赖”的传统习惯支配，钱庄在承办汇兑、发行庄票、贴现票据等方面执行着金融枢纽的职能，对上海工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宁波人自然没有落于人后。
在19世纪末上海钱庄业的发展中，宁波人积极参与了钱庄的投资、创办，其成果之显赫，以至于此际有名的九家钱业家族中，宁波人就占了五家，即镇海方家、镇海李家、慈溪董家、镇海叶家、宁波秦家。如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钱庄史料》第731页、《上海金融业概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词典》、《宁波金融志》（一）第274页等整理。
前所述，镇海方家早在开埠前就在上海开设南履龢，上海开埠后，又在北市设立北履龢；之后，方性斋又在上海遍设十几处钱庄。方家按其在宁波乡下居住房屋的新旧而有新方、老方之别。到1911年，新方（以方介堂为始祖）在上海所设钱庄有：
方介堂的族弟方建康（老方始祖）最初在上海创设泰和钱庄，随后建康之子仰乔继承父业经营钱庄，并大事扩展，是为老方大规模设立钱庄的开始。老方在沪设立的钱庄有：元大亨（1870—1911年）、晋和（1904—1911年）、元益（1904—1911年）、会余（1905—1910年）、敦和（1906—1912年）、元祥（1907—1910年）、益和（1909—1912年）、森和（1910—1911年）。注113
另几家堪称上海钱业巨擘的宁波籍家族也开设了很多钱庄。镇海李家的始祖李也亭经营沙船业起家。李家在1911年前开设的钱庄有注114：
资料来源：《上海钱庄史料》第735页，《宁波金融志》（一）第276页。
慈溪董家始祖董棣林来往于东北、上海采办参药，由此积财，董的曾孙董仰甫于1878年在上海开设泰吉钱庄。以后董的后裔董子咸又在上海设会大钱庄，董慎甫设晋大钱庄。注115镇海叶家的叶澄衷以经营五金起家，以后所营各业遍布各埠，仅在上海就设有大庆元票号和升大（1897—1911年）、衍庆（1908—1911年）、大庆（1908—1911年）各钱庄。以后叶家又和姻亲湖州许家（祖籍亦为宁波）合伙开设“四大钱庄”：余大、瑞大、志大、承大。注116
除了上述宁波籍钱业巨擘在沪上所设的钱庄外，慈溪人严信厚因在天津经营盐业而积累了不少财富，其子严义彬于1882年在上海设立号称票号实则钱庄的源丰润票号，并在江南各省及京津两地设立分支机构17处注117，由此建立起当时比较新式的金融网络。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宁波籍22家，占26.8%。注118此时，宁波籍人士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芗、冯泽夫、袁联清、李墨君等人，都可谓上海钱业中之宁帮领袖。注119
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钱庄的发展较为兴盛，但因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及经营特点而内蕴的危机，使其缺乏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凡遇事变，便随之发生大波动。如始于1873年的因收购生丝而导致的倒账风潮、1883年因胡光墉经营丝业失败对钱庄的波及、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注120及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历次金融风潮都使钱庄倒闭大半。宁波籍钱庄主自然也不能摆脱这一噩运，如慈溪董家的泰吉钱庄在1884年时因股票、房产跌价而停歇，会大、晋大两庄则于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时收歇。源丰润亦受此风潮之余波的影响，存款支尽，放款难收。“唯有停止收解，清理归结。”注121镇海方家之新方所经营的各庄除了安康、安裕、汇康、承裕、赓裕五家继续经营外，其余都在1911年收歇；老方所营各庄损失更大，全部于1910—1912年停业。镇海李家、镇海叶家所经营的大部分钱庄亦难逃此劫，纷纷于1911年前后歇业。注122但即使值此萧条之际，1912年2月沪上南北市钱庄仅存的24家中，资本110.8万两，其中甬籍还占11家，资本51.4万两，所占比重分别为39.3%和46.4%，几占上海钱庄业家数和资本之半。注123
至上海钱庄业的“黄金时代”（1913—1923年），宁波人在钱业中亦愈形辉煌。上海钱庄业在1910—1911年间的“大倒闭”后，经过短期恢复，至1913—1914年渐趋于稳定，营业的钱庄已达28家（1914年），到1926年发展为87家，资本总额1341万两。注124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钱庄在1913—1923年十年中，除自行收歇外，无一家倒闭，可谓钱庄业的“黄金时代”，这一发展趋势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宁波人也趁此有利时机，纷纷设立、投资钱庄，此时投资钱庄的除原有几个家族集团外，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投资人，如徐庆云、徐承勋、徐霭堂、薛文泰、孙衡甫、王伯元、周宗良、刘鸿生等。据统计，1921年上海的69家钱庄中，宁波人所开16家；1933年共有钱庄72家，宁波人所开16家。注125其中仅宁波秦家（亦是沪上有名的钱业家族集团，秦君安以经营颜料起家）到1933年止，先后与人合伙及有投资关系的联号就有8家，请看下表：
资料来源：《上海钱庄史料》第747—750页，《宁波金融志》（一）第278页。
1932年，上海南北两市汇划钱庄共有72家，其中由宁波人经理、投资者，凡17家：永聚庄（经理吴廷范）、恒祥庄（经理邵兼三）、鸿祥庄（经理钱瀛官、金俊瑜）、顺康庄（经理李寿山、应芝庭）、鸿胜庄（经理郑秉权）、恒巽庄（经理俞佐廷）、志诚庄（经理秦贞甫）、敦余庄（经理赵松源）、益昌庄（经理徐伯熊）、恒隆庄（经理秦绥如）、赓裕庄（经理盛筱珊）、源升庄（经理周子文）、信裕庄（经理傅松年）、恒赉庄（经理陈绳武）、寅泰庄（经理冯斯仓）、福源庄（经理秦润卿）、征祥庄（经理徐凤鸣），资本额共计392万两。注126
到了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钱庄在上海开埠初期所具的优势不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白银大量出口，大战后的银元缺乏使钱庄的经营捉襟见肘；其次，华资银行的力量有了很大增长，特别是“中央银行”势力的日渐扩张，“废两改元”主张的抬头，都大大削弱了钱业的力量；再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钱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业务方向、经营方式与组织制度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诚如钱业中人自己所体认的：“钱庄之优点，原在办事不拘时间与方式，能适合商人习惯，及股东负无限责任，使往来者得无穷保障。然世界进化，人事纷繁，一切事业须有纪律及科学管理方法，始能应付裕如。办事不拘时间及方式，原为农业时代商业之特点，钱庄固守此项习惯，自蒙不利矣。又钱庄股东负无限责任，此为其本票通行无阻之最大原因，但自去年倒闭钱庄之股东不负赔偿债权人损失以来，其信用亦已成强弩之末矣。且钱庄组织，向以经理为最高职员，一切事务，均由经理管理，如经理得人，营业自能蒸蒸日上，否则，则大权独揽，倒行逆施之弊亦随之而生。”注127加之1933年废两改元，钱庄一向维护的银两本位被银元本位所代替，钱庄业务遭到极大影响。1935年的“钱业大恐慌”集中反映了钱业所处的困境，而处理善后事宜的“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的成立，更表明钱庄已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控制与监督。此后实行的法币政策使钱庄“两元”和“厘拆”的途径遭堵塞，汇划制度又被否定，从此钱庄实际上已不是商业贸易赖以进行资金划拨清算的所在，相反还处于银行的从属地位，钱庄作为外国银行代理人及在金融业中的优势地位逐渐由本国银行所代替，宁波人在钱业中的优势也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
2 秦润卿与上海钱业
秦润卿
秦润卿在上海从事钱业六十多年，曾任豫源、福源钱庄经理。1920—1935年执掌上海钱业公会（成立于1917年）达15年之久，任该会会长、总董、主席等职，历经上海钱业的兴衰，被称誉为上海钱业领袖。
秦润卿，名祖泽，慈溪人，1877年生。1891年由同乡林韶斋介绍到上海协源钱庄当学徒。由于工作勤奋而颇受庄主程鄞岳赏识，满师以后，先后任账房（会计）和信房（文书），不久升任外场注128，承做放款。1906年协源钱庄改名为豫源钱庄注129，程觐岳破格擢升秦为豫源庄副经理，1917年提升为经理。以此为契机，以“稳健、能干”闻名的秦润卿开始在沪上钱业大展身手。
（1） 改革钱业旧规
秦润卿担任豫源钱庄（后改组为福源钱庄）经理后，“未尝以旧观念自囿”，对钱庄业务进行大力改革。首先，他坚持多做“多单”，不做“缺单”。当时钱庄的主要业务是以客户的存入款及本庄资金放出贷款，获取差额利息以求盈利。“多单”的做法是放出款不超过本身资金和存入款，使庄内资金常留有余地。虽然表面看来，放出款少，利息收入也少了，但因有备无患，一旦情况有变，客户提存时就不致捉襟见肘，难以应付。相反，有些钱庄为了贪图近利，专做“缺单”，即放出款大大超出本身资金及存入款，或向同业和外国银行拆借巨款移作放款，甚至做投机生意。看起来似乎生意扩大，收入增加，但一遇风浪或投机亏损，客户提存，同行索欠，就要形成“搁浅”。秦润卿认为，钱庄既是授受信用的机构，就必须保持稳健经营的方针，确保信誉。为此他坚持做“多单”，即对钱庄吸收的存款决不全部放出，也不向外商银行或同业拆借，宁愿放弃眼前小利，以求长远发展。据福源钱庄1925—1935年历年账册记载，该庄在此期间从未向外商银行借过款项，相反经常有40万—50万两银存放与同业。秦的这种做法使他在同业中以稳健闻名，信誉日升。另外，福源钱庄在业务上也不依赖外国银行。当时一般钱庄因资力单薄，在“头寸”紧张的时候，不得不向“外滩银行”（即外滩一带的外资银行）借款以事周转，这样一来，无形中便受制于“外滩银行”，丧失了自主权；而“外滩银行”凭借其雄厚的资力，经常拆放贷款给“缺单”钱庄，借以控制金融市场。一旦市场变化，银根抽紧时，它们即催讨紧迫，不允转期，常使受拆者破产倒闭。福源钱庄有鉴于此，一般不和外资银行打交道，所有余款只存本国银行和同业票据交易所，绝不向外商银行存款。
其次，秦润卿改变了一般钱庄只做信用放款的成规，扩大抵押放款，压缩信用放款，向银行经营方式靠拢。钱庄过去放款，多凭经理人员或跑街与企业的私人关系，以商业机构为主要对象，以信用放款为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缺乏物质保证，每遇市场波动，则发生倒账或放款呆滞，钱庄就要受到牵累。秦润卿主持钱庄以后，逐步收缩信用放款，改做抵押放款。如1925年底，福源钱庄放款总额274万两银中，信用放款为80万两，占29％，抵押放款为194万两，占71％；到1932年5月底，该庄放款总额405万两中，信用放款减少为46万两，占11％；抵押放款则增加为359万两，占89％。注130在放款的对象方面，也从商业逐步转到以工业为主。如该庄自1925年始，即以棉纺织企业为放款重点，1927年对鸿裕等六家纱厂的抵押放款总数达96万两，1932年对申新纱厂放款达46.5万两，1933年对鸿章纱厂一家放款就高达237万余元。此外，对华成烟厂、天厨味精厂、三友实业社、大有余榨油厂、福新面粉厂、江南水泥公司、江南制纸公司等亦有3万两以内的信用放款。注131以这样巨额放款支持民族工业，在钱庄业中是比较少见的，对于竞争激烈、资金困难的民族工业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所以同业中评价说：“秦润卿经营放款既小心谨慎，又很有魄力。”
秦润卿还对钱庄宕账制度进行革新。旧时钱庄职工薪俸甚为微薄，因而规定除学徒外，经理及以下职员皆得陆续透支若干，名为宕账，不计利息，年终分红时扣还，或每三年分派盈余一次，作为结算。尤为甚者，经理在庄东默认下，可预支宕账少则数万两，多则十万两，划为私款，存入钱庄生息或从事投机生意，一旦经营失败，往往累及钱庄。秦任经理后，先从自己做起，取消经理宕账，同时适当调整职工工资，并与庄东商定，改三年一次分派盈余为一年小结一次，预先分派部分盈余，扣还宕账，然后三年届期合并进行结算。此外，福源钱庄还明确规定，股东和经理不得向钱庄借款或宕账，不得进行投机买卖，钱庄本身也不从事此类活动，如有盈余则购置房地产或存放同业生息。此法实行后，庄内资金既不因宕账而减少，庄内同仁也得以安心工作，深为同业和社会人士所称许。
秦润卿进而改革传统观念和保守心理。首先，他很重视钱庄外部形象的改造。旧时上海钱庄用房一般是利用里弄石库门房屋或沿街店面的原有建筑物，因陋就简，素来不甚讲究。秦润卿却深谙客户心理，认定钱庄的建筑形象是其财力的象征与标志。他于1933年择定宁波路70号地基，建造了可与银行大厦相媲美的四层钢骨水泥的福源营业大楼。新楼落成后，福源钱庄声誉大为提高，当年年底的存款余额从上年的330多万两，激增到534万两，跃居同业之首。秦润卿在福源钱庄迁入新厦后，又增设受托部，仿效银行的信托部，扩展多种业务：设立保管库，代客保管有价证券、契约单据及贵重物品；代客户管理房地产业，代收房租；代理保险业务；建立存放抵押品的仓库；出租保险箱等。此外，废除了钱庄繁琐的老式记账制度，全部采用新式复式会计。福源钱庄还率先在同业中公布营业报告和资产负债表，更是对传统观念和保守心理的一大变革。此后秦润卿又兼任福康、顺康两庄督理。三庄（同业称之为三联庄）大权集于一身的同时，秦对福康、顺康两庄也先后实行革新。在秦润卿主持下，三联庄的业务不断发展，在资力、存放款额等各个方面都名列同业前茅，其中尤以1925年为最多，每庄都在10万两以上，共达31万两，为程家三庄最兴盛发达的时期，秦亦逐渐成为上海钱业领袖。
（2） 执掌钱业公会
秦润卿于1920年正式执掌钱业公会。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选举福康钱庄朱五楼为会长，秦润卿、魏福昌为副会长。1920年初朱五楼去世，全体会员一致推请秦润卿代理会务，3月当选为会长，以后秦历任该会会长、总董、主席等职，直到1935年主动辞职为止。
秦润卿担任钱业公会会长后，大力整顿会务。
（一） 制定公会章程，修订钱业业规，筹建公会会所。钱业公会成立之初制定的《同行规则》只是一种同业公约性质的营业规则。1920年秦润卿就任钱业公会会长，重新修订了章程，以后又于1923年、1933年两次修正，对于联合同业、规范营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钱业业规是钱业业务规则的汇集。1917年钱业公会成立时，修订的业规名为“钱业营业章程”，全文分为“钱业公订同行规则”及“钱业营业章程”两部分。1920年秦润卿执掌公会后，主持修订了新的营业规则，条文由原来的39条增至62条。以后钱业业规又经1923年、1933年两度修正，不断臻于完善。
（二） 创办《钱业月报》。注132秦润卿认识到钱业应亟谋改善自身、开拓业务，倡议创办钱庄自己的刊物，“以联络同业之感情，维护公共之利益，促进其业务上之发达，矫正其习惯上之弊端”注133。于是1921年2月，《钱业月报》问世。
秦润卿始终对《钱业月报》的发展关注有加。他希望通过此刊向钱业同仁灌输新观念、新知识，为此他特在创刊号上撰写《发刊缘起》，以后对其人事的安排、栏目的设置、内容的登载也都亲自过问。在秦的关心下，该刊每遇重大经济金融事件发生、政府当局有重大经济决策时，无不及时作出反应；对于钱业营业方针、经营方式也时有评议，对金融商情等亦有详细记载和统计；此外还刊登了一些特约通讯员调查的各地钱业概况，所搜集的有关钱业文献碑记，以及历届董事传略等；又一反过去对各庄股东资力保密的旧规，首先公布了各庄股东、副经理姓名、资本金额，并于1922年起每年刊行同业录，1924年第4卷第4月号起还连续刊载银洋进出、公单划解的统计表，这一统计包括了上海金融市场钱庄、银行两方面银洋兑换及票据交换的总数，因此可以看出全年银根的松紧和金融行情的变动，实为钱业刊物金融统计之滥觞。总之，《钱业月报》不囿于旧习，博采众议，积极改进，因之影响日益扩大，被誉为上海私营钱庄业的喉舌。
（三） 多方指导同业的正常经营，使钱业屡次履险如夷。秦润卿在钱业公会会长任内迭遇金融风潮，他都是极力斡旋，多方奔走，使钱业安然度过历次危机。1921年初，上海各种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设立，注册资金竟达2亿多元，大大超过了全国银行的总资本额，随之股票价格哄抬，买空卖空，投机盛行，此即影响深远的金融“信交风潮”。秦润卿看到钱业中人颇多卷入投机活动，乃召集会员钱庄开会，通告各庄禁止参与投机买卖，力劝同业一勿贪图近利，二勿收做股票押款。由于公会事先采取了防范措施，“信交风潮”中各交易所、信托公司纷纷倒闭，独钱业无一受累。
钱业能够安然度过1924年江浙战争危机，也多亏秦润卿的努力。江浙战争（亦称齐卢之战）未起之时，市民就纷纷提存取现，银根奇紧。8月19日，未加入公会的小同行庄永春钱庄因亏损10万两而宣告破产，第二天又有小同行庆丰、隆裕两庄和汇划庄裕丰钱庄相继倒闭，一时人心惶惶，钱庄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秦润卿一面积极协助裕丰钱庄清理，一面召开紧急会议，建议为维护同业信誉，采取通力合作的办法：同业中有稳健而并不空虚者，查明确是一时“缺单”，由同业全体照数派垫；若由于越规情事所致，则不在此例。会后发出通告，按照秦的提议，规定“凡同业有轧缺银单可报告会长，经会长察其底蕴非虚者，所缺之银，由全体同业公共分拆”注134。沪上各钱庄借此强有力的领导，运用集体力量，采取果断措施，遂使谣言渐息，市面趋于平静。不久江浙战起，钱业安度如常。1924年10月，在江浙战争中失败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出走日本，3万多缺粮乏饷的残兵拟冲进上海租界抢掠，秦润卿主持钱业公会会员特别大会，议定由银钱两业每日分垫1.5万元，维持三日，解除了残兵冲进租界的威胁。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沪发动侵略战争。上海银钱业决定停业，“以表哀痛”，同时为防止现金外流，一律暂作同业汇划，限止提现，又根据秦润卿的提议，组织财产特别保管委员会，集中现金1500多万两，维持沪上金融市面，使钱业在沪战期间得以履险如夷，安然度过。
1932年6月初，在秦润卿主持下，钱业公会特为“废两改元”之事三次召开会议，认为此事对钱业关系重大，实施后洋厘收入将随之消失，但统一币制是大势所趋，不能绝对反对，为此公会作出决议，对废两改元原则同意，唯须假以时日。秦润卿也发表谈话，表明态度，并于８月初发表《钱业公会为废两改元问题敬告国人书》，建议政府在实施前注意统一铸币权等三件事，并宣布废止银洋兑换中一毫二五的手续费。钱业虽一再要求延缓，但当局却不予理会，断然于1933年3、 4月两次下令实行废两改元，所有交易款项收付皆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钱业公会在当局强令推行下，只得遵令实施，业务上受到一定打击。
在1935年的“钱业大恐慌”中，秦润卿代表钱业与政府交涉，方使沪上钱业度过这次金融风潮。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之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不景气，致使市场萧条，各业清淡，很多钱庄资金周转不灵，永兴、永丰等十家钱庄宣告停业，形成1935年空前的“钱业大恐慌”。为此钱业公会全体会员庄公推秦润卿为代表，拜见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政府设法救济。经过交涉，财政部决定从发行的金融公债中拨出2500万元，各钱庄以地产道契、公债票据或货物栈单作为担保，向财政部领取金融公债券；同时由中央、中国、交通、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南、大陆、金城、盐业等银行和钱业准备库联合组织放款委员会，需款钱庄可凭金融公债券向放款委员会借款，财政部指定由秦润卿、杜月笙、王晓籁、顾贻谷等组成钱业监理委员会，负责办理此事。此项办法实施后，人心逐渐安定，风潮才告平息。
自从实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后，钱庄优势完全丧失，秦润卿意志消沉，1935年冬辞去钱业公会会长职务。此后秦虽然不再担任会长，但钱业中每遇大事，仍多就商，实际上仍是上海钱业领袖。（1947年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成立，秦当选为该会理事长。）
3 甬人把持的钱业与近代工商业、新式银行业的关系
甬人把持的钱庄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为民族工商业提供了资金条件，为新式银行业的兴起，在人才、业务等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1） 与近代工商业的关系
甬人把持的沪上钱庄不仅通过种种方式把来自社会各种渠道的资金转化为近代工商业资本，而且在国内外贸易中执行着金融枢纽的职能。当时在商业流通领域中存在着繁杂的银两制度，国外也有各种货币流入。外国商人来华推销商品、收购土产，难免会遇到货币兑换、商业清算等困难，而钱庄的货币兑换、发行庄票（钱庄发出的信用货币，可作为支付手段，分为即票和期票两种）、承办汇兑、贴现票据、居间中介等一整套金融业务适应了这些需求，钱庄的汇票信用制度（上海同外埠有同业联系的钱庄用以汇兑银钱的票据）还沟通了中外商人、通商口岸和内地的贸易交往，促进了早期对外贸易。如经营生丝出口的商人，在春季收购时全赖钱庄贷出巨额款项，才得以顺利收购，茶叶贸易也是如此。在华洋贸易中，一般由钱庄开出庄票，由买办担保后作为华商向洋行付款的凭证，如果华商延期付款，多以钱庄所开5—20天的远期庄票给付；洋商收票后或委托外国银行届期向钱庄收款，或由洋行直接向钱庄收款，华商则待货物售出取得货款后，再付本息与钱庄。此外，洋商在收买出口丝茶时向华商支付的外国银行支票，华商亦须委托钱庄向外国银行代收。因而钱庄既为华洋贸易充当了不可或缺的担保，又代理执行了商业清算。如此时方润斋、方性斋昆仲所经营的南履龢和稍后开设的北履龢、方振记（专营对外贸易，后改为方镇记），直接和英商李百里等洋行进行贸易，开出的庄票普遍为外商所接受。
钱庄不仅在对外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埠际贸易中的地位也丝毫没有削弱。19世纪40—50年代，上海埠际贸易的规模随着外贸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各商号的周转资金也主要来自钱庄的放款。钱庄主要以汇票和长期放款的形式支持埠际贸易，其中最集中表现在对沙船贸易的信用支持上。当时上海的一些大钱庄对沙船主放款，以载货船只为押品，这些船只从上海载漕米北运，换回油、大豆及豆饼返回上海销售，钱庄收回放款；往南方则运回木材等货物。如镇海李也亭经营沙船业，最初就得到钱业同乡赵朴斋的很多帮助。李在沙船上做工而积资渐多，遂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号，后来又买进沿浦滩码头，名曰久大码头。担任钱庄跑街的赵朴斋（后来任钱业董事）贷与李也亭大宗款项，李因有钱庄通融资金的便利，经营颇为顺手，不久渐成巨富。注135
同时，以甬人为主体的钱庄也为上海近代工业的发展融通了资金。19世纪末叶，诞生不久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面临资金不足的大难题。钱庄对近代工业的放款数额大、范围广，它不仅为官办、官督商办企业通融资金，如江南制造局“向于钱庄通融借用”，其与商办企业的往来更为频繁、密切。如宁波秦家创办的恒隆钱庄在1919—1927年间，总计对义昌慎丝厂等23家企业的抵押放款达163779两；对恒丰纱厂、大生纱厂等企业的信用放款达3133175两。注136
宁波人主持的上海钱庄业不仅资助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许多甬籍钱庄主还踊跃投资近代工商业，钱庄资本开始与工商业资本相融合。上海钱业巨擘镇海李家投资的近代新兴工商业包括垦殖、轮船、绢丝、银行、保险等各个方面，使这个家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李也亭之孙李云书1905年注资70千元与张謇、汤寿潜等人组建沪上第一家民办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又于1905年投资559千元兴办上海绢丝公司、1908年投资1399千元兴办华通水火保险公司。注137李咏裳的儿子李祖华、李祖恒、李祖泰自30年代转而经营工业，开办新华薄荷厂，所产白熊牌薄荷脑可与日货相争胜。
镇海方家在投资、经营近代工商业的成效更是蔚为可观。1922年8月，方性斋之孙方椒伯与秦润卿、薛文泰集资30万元，在西苏州路36号创办大有余榨油厂，方被推任为董事长，是为方家投资工业的开始。1923年，方椒伯又被推选为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直到1936年改选为止。方润斋曾孙方液仙于1912年筹设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不仅是中国首家化妆品厂，也是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该厂先后推出三星牌蚊香、三星牌牙膏、三星牌调味品、箭刀牌肥皂等名牌产品。此外，方液仙参与投资的有关工厂还有：1925年，开设永盛薄荷厂，为中化社提供化妆品及牙膏所需原料薄荷油，任董事；1932年，与方哲年、方作舟合资兴办肇新化学厂，供应中化社化工原料，任董事长；1934年，投资开成造酸公司，供应中化社工业用酸，任董事；1934年，创办中国胶木厂，出产电木、电玉日用器皿，为中化社提供胶木瓶盖等，任董事；合资创设美龙香精厂，供应中化社酒精及香精，任董事；1938年，盘进天一味母厂，加冠“中国”二字，成为中化社的联营企业，任董事；此外还投资健华化学制药厂，任董事长。方液仙通过所属子工厂及联营企业，组建了原材料基本自给的工业制造系统，使中化社成为解放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学品综合企业，方液仙也因此成为我国近代日用化学品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另一方面，为了资金周转的便利，一些商人和企业主在沪上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同时，也纷纷投资钱庄。如方家不论新方还是老方，都由商业而钱业，同时仍兼营他业。方介堂早在上海开埠前即在沪上开设义和糖行，以后他的族侄润斋、梦香两人设萃和糖行和振承裕丝号；其后他们的七弟性斋继续经营，新方由此积资而得以在上海经营钱业。老方亦然，始祖方建康最初在上海设泰和糖行，其子仰乔继承父业，大事扩展，经营钱业。除钱庄外，方家所营各业包括沙船、银楼、绸缎、棉布、药材、南货、渔业、房地产业，等等。慈溪董家、镇海李家的情况也皆如此，董棣林的儿子耿轩、友梅开设大生沙船号，往来南北，贩运土产，友梅之孙仰甫于1878年在上海设泰吉钱庄、子咸设会大钱庄、慎甫设晋大钱庄。李家也是经营沙船业致富后，转而投资钱庄。注138钱庄资本与近代工商业资本的结合，表明钱庄实际上已演化成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
（2） 与新式银行业的兴起
在上海新式银行的兴起过程中，宁波籍钱庄主在资金、管理、经营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与之有着不解之缘。如在资金方面，华资银行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钱业资本，当然也有一部分政府及官僚、地主的财力，但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钱业资本。由于宁波商业和钱庄业的长期发达，因而在近代银行兴起时，蓄有巨资的宁波籍钱庄主在资金投入上占了一定比重，如四明银行50万两开办资本中，与钱业有关的资本计55000两，占11%，后来钱业出身的孙衡甫的股份逐渐增加，最多时达5258股，金额为262900两。注139
宁波人不仅大量投资、创办新式银行，许多深孚众望的钱业领袖也在银行中担任重要职务，此外宁波钱庄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很多有用的经验，颇为新式银行所殷鉴。
A. 人事上的相互关系
当时上海新兴银行的专业人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另一来自钱业。由于宁波人在钱业中所占的绝对优势，加之对新事物的敏感，使其在新式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应付裕如，故而宁波人身兼上海银钱两业的现象并不乏见。
钱庄经理同时兼任银行经理（辛亥革命前）：
陈笙郊（余姚人）（咸康钱庄经理，钱业董事，承裕钱庄合伙人）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华经理。
谢纶辉（余姚人）（承裕钱庄经理，钱业董事，恒祥、怡大、同余、汇康、聚康等钱庄合伙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任华经理。
钱庄经理同时兼任银行经理（辛亥革命后）：
秦润卿（慈溪人）（福源钱庄经理，钱业公会会长，鸿祥钱庄合伙人，福康钱庄总经理，福源、福康、顺康、鸿祥四钱庄董事）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交通银行经理，中和、辛泰银行董事，上海市银行理事，中央银行监事，上海兴业信托社经理。
楼恂如（鄞县人）（敦余泰记钱庄经理，钱业董事）中华劝工银行经理。
先任钱庄经理，后任银行经理：
林莲荪（慈溪人）（余丰、立余钱庄经理，钱业董事）大中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华银行第一任经理。
洪吟蓉（慈溪人）（恒大钱庄经理）江海银行董事兼经理。
陈绳武（鄞县人）（恒巽钱庄经理）统原银行经理，国泰、惠中银行董事。
钱庄出身任银行经理后，投资钱庄：
孙衡甫（慈溪人）（益昌、成丰、恒隆、恒赉、信裕等钱庄合伙人）四明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常务董事，浙江商业银行董事。
同时为钱庄及银行投资人：
刘鸿生（定海人）（五丰、志裕、义昌等钱庄合伙人）中国企业银行董事长。
秦善富（宁波人）（恒巽、恒兴、恒隆、同庆等钱庄合伙人）统原银行董事。
秦善福（宁波人）（恒巽、恒兴、恒隆、同庆等钱庄合伙人）统原银行董事。
李咏裳（镇海人）（渭源、敦余等钱庄合伙人）恒利银行董事长、劝工银行董事。
钱庄经理兼职银行，仍以钱庄为主：
谢韬甫（余姚人）（承裕钱庄经理，钱业董事）中和银行董事长。
李寿山（慈溪人）（顺康钱庄经理，钱业董事）交通银行董事，永亨银行董事。
俞佐廷（镇海人）（恒巽钱庄合伙人兼经理，钱业委员）大中、至中、两浙、浙江建业、惠中、四明、大来、江海、国泰、统原等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监察人。
胡熙生（余姚人）（怡大钱庄经理，钱业董事）绸业银行董事。
盛筱珊（慈溪人）（赓裕钱庄经理，钱业董事）中和银行董事。
徐伯熊（慈溪人）（益昌钱庄经理）民孚、江海、江浙、国泰等银行董事，统原银行监察人。
秦贞甫（慈溪人）（志诚钱庄经理）江海银行监察人。
胡涤生（余姚人）（信孚钱庄经理）信通银行董事。
沈晋镛（余姚人）（大成钱庄经理）亚东银行董事长。
其他：
谢光甫（谢纶辉之子，聚康、同余等钱庄合伙人）中国通商银行经理。注140
B. 业务经营方式
宁波人主持的上海钱庄业的发达，为银行业务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如新式银行创办伊始，一度采取通过对钱庄拆借生息以立足的办法，而且银行钞票的发行还要借助钱庄来推广，银行未设分支机构之地区的汇兑业务也要委托钱庄代理。最重要的是宁波钱业的过账制度对上海金融业的影响。
宁波过账制度究竟始于何时，众说不一，但甬地浩繁的物资交易促进了过账制度的施行则是不争的事实。据光绪《鄞县志》载：“市中交易，诸路皆用银钱，惟宁波凭计簿日书其出入之数，夜持簿向钱肆汇录之，次日互对，谓之过账。”注141可见过账制度在清朝中叶的宁波已普遍通行，宁波因之被人们称为“过账码头”。所谓过账，就是划账，它实际上是与后来银行业所实行的“票据交换”相类似的一种制度，只是它不用票据，而是以“过账簿”代替。“过账簿”是往来存折的变形，它虽然与现代票据交换制度不同，但由于手续极其简便，又相当严密，在当时确已发挥了票据交换制度的作用，因而长期成为宁波钱业通行之法。宁波人的发展重心移至上海后，“过账制度”也随之行于沪上而衍变为汇划制度。
汇划制度的形成，是钱庄经营方式开始资本主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世纪80年代末期，沪上各钱庄的结算方式还只是分头轧账，以后随着钱庄的不断增设、业务的日益繁忙，日渐为公单制度所取代。1890年宁波籍钱庄主占主体的上海北市钱业成立汇划总会，首创“公单制度”注142。汇划总会是上海最早成立之清算所，它的设立及公单制度的实行，“实为中国清算方法之滥觞，即外滩方面（即设在外滩的外资银行——笔者注）之汇划，亦多脱胎于此”注143。汇划制度的实行，进一步避免了大量的现金搬运，成为我国票据交换的雏形。此制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1937年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内才正式成立了票据交换所，而上海银行业也自1933年起，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内附设上海票据交换所。可见，在上海金融业的运营清算方式由分头轧账—汇划清算—票据交换的发展历程中，宁波人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