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关何处：甬人迁沪的历程
一 宁波人迁沪概况
宁波与上海因距离相近，交通便捷，一贯来往密切。善于经商的宁波人到上海从商习业者尤众。从历史上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宁波人迁居上海的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清初到上海开埠
早在上海开埠前，就有许多宁波人到上海经商从业。宁波山海相连，耕地不足，但崇山中多草药、木材，濒海之地渔盐产品又极丰富，因而宁波人在药材、木材、海味业等贸易中一直颇为活跃。自古以来，宁波就与北至辽东、南达闽广的各个地区及日本等沿海各国皆有大量的贸易往来，与宁波一苇可航的上海更成为其活动的主要区域。明朝由于实行海禁，甬商在上海并不十分活跃。迨至康熙年间海禁废弛后，沿海贸易及江南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逐步成为当时南北之间、沿海与腹地之间商品流通和交换的枢纽，“南洋北洋货物交易于此，群贾凑集”。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宁波人到上海谋生、从商，宁波商人经营的沿海贸易得以再度兴盛，甬商在上海才真正活跃起来。至19世纪初年，旅沪宁波人所从事的行业已广伸至渔盐、豆类、杂粮、药材、南北货等业，且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如日后名闻上海的著名宁波籍商业世家方氏（镇海方介堂）、董氏（慈溪董棣林）、李氏（镇海李也亭）多在此际来到上海经营各业。方氏始祖方介堂于嘉庆年间在家乡镇海经营粮食、杂货，经过六七年的时间，积蓄数百金，辗转至上海经营食糖买卖，获利后开设义和糖行，并招族内子弟多人至沪协助经营；慈溪董家的始祖董棣林亦于此时往来东北、上海，采办参药；镇海李家始祖李也亭于1822年15岁时来到上海当学徒，后转营沙船业。注61
随着寓居上海的宁波人日渐增多，成立同乡团体势属必然。早在嘉庆二年（1797年），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王忠烈等甬籍商人便基于发展的需要，筹建“四明公所”， 公所的主要事业是为同乡办理寄柩，推行善举。至1803年建成。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董事方亨宁、方亨黉、谢绍心、庄锦等人发起募捐重修，扩大冢地，增建殡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宁波号商、船主又建立了浙宁会馆，它与四明公所一样，都以维护同乡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宁波旅沪者在上海开埠前建立的同业团体还有道光三年（1823年）成立的水木业公所，成员除了甬籍水木雕锯石匠外，还包括一些上海、绍兴籍石匠。
由于缺乏详尽的数字记载，我们未能精确地了解到开埠前宁波人到上海谋生、经商的人数，但从上述文字资料可以清楚地得知，开埠前旅沪宁波人当不在少数，四明公所、浙宁会馆等组织的创立即为明证。这些最早到上海的宁波人，他们辛勤劳作，筚路蓝缕，为近代宁波人在上海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从人口迁移理论来说，开路先锋属于创新型迁移，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较多，但意义也特别重要。一旦迁移的困难克服之后，会对后来成群结队的团体迁移提供不少方便。当“先锋”开辟出迁移的路线时，迁移就成为一种成形的模式，“这种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半自动的持续下去，亦即只要有人移出，迁移的主要原因就是前人的迁移”注62。宁波人向上海迁移即为如此，由于沪甬间距离的相近，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些推力和拉力使宁波人向上海迁移几成一种社会模式和集体行为，上海成为宁波人迁移的特定目的地。
2 上海开埠至1911年
上海开埠以后，因为各种因素的交合互动，逐渐成为全国贸易、金融、工业的中心。商业贸易的发展所造成的各种赢利与就业的机会吸引了各地移民迁往上海，租界因具有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也成为难民理想的避难所；再则，由于上海具备远比宁波优越的创业环境，于是宁波各色人等，尤其是商人，纷纷前往上海开辟新市场。蜂拥而至的宁波人，其中既有从事传统商业、新式商业的人，也有投资近代民族工业者，他们与原先在沪的甬商相结合，逐渐渗透到上海工商业的各个领域；同时许多下层百姓到上海谋生，在外国人开办的企业中做工；还有一些宁波人恃“三把刀”（理发刀、厨刀、裁缝刀）维持生计，亦有为数不少的宁波人充任海员、水手。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不少宁波人就在这次“移民潮”的裹挟下纷至沪上。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现南京），战乱“把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赶到租界里来”，引起了上海人口的迅速膨胀，出现了华洋杂居的局面。1860年太平军横扫江南，亦使江浙皖甚至较远的闽赣鲁等地的城乡居民大量涌入上海，“此际富绅多受厄，难民逃遁似禽飞”，致使租界人口由1855年的2万人剧增到1862年的50万人之多。许多宁波人也于此时来上海避难。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外报报道，这里的“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乡下”注63。直至同治年间，“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注64。战乱过后，许多宁波人便不再回乡而寓居沪上。如开设上海最早的华商西洋庄“列丰行”的何宝林之父原是宁波的裁缝，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迁居上海，在百老汇路开设何锦丰西服店，以后由何宝林转业百货西洋庄。注65
上海开埠后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吸引了众多的宁波人到这里谋生、从商。19世纪80年代后，上海商业贸易重心地位进一步确立，近代工业崛起，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外来人口，一些宁波人也陆续来到上海，“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注66。他们有的在外轮上当船员、杂工，有的人经营黄浦江中供应外轮杂货的舢板业，也有的专给洋人做西服，称为“红帮裁缝”，还有许多宁波籍工匠就在外资工厂和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中“计工度日”,如葛元煦《沪游杂记》中描述美租界道：“沿江数里，皆船厂、货栈、轮舟码头、洋商住宅，粤东、宁波人在此计工度日者甚众。”注67甲午战后，民族工业发展迅速，上海各类工矿企业中吸收了大批外地移民做工，其中纱厂“劳工的出身地极不统一，……技术人员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注68。此外，卷烟厂、面粉厂、码头栈房及水电业的职员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宁波人，在上海从商、当学徒的宁波人更是不可数计。谋食上海的宁波人如此之众，在1852年就达6万多人，仅次于广东人，居上海外籍人口总数的第二位。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宁波迁沪者继续增加，“在人数上超过了广东人”注69，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最大的移民集团。
随着上海宁波人数的增多，甬人在沪的社会组织又有所发展。咸丰三年（1853年），四明公所的房屋因战事被毁，镇海方仁照兄弟募集巨款重建，并设立济元堂，为同乡集会之所。1888年，公所在褚家桥建造西厂，1890年，在慈溪小隐山设置义山，1899年，又在褚家桥东设立东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复于日晖港购地三十亩有奇”，设南厂，筑建办事室，并分设北厂于虹口。另外，旅沪定海人出于“集中群力”的旨归，于1878年成立了定海会馆善长公所。此间旅沪甬人的同业组织也有相当发展，如咸丰三年（1853年），外商船厂宁波籍木工组建了浙宁红帮木业公所；同治九年（1870年），宁波籍酒商组建了酒业公所；光绪五年（1879年），宁波籍木工组建了四明木业长兴会；光绪十五年（1889年），宁波籍钱庄主组建了北市钱业会馆；光绪十六年（1890年），宁波籍肉店主组建了四明肉业诚仁堂；光绪十八年（1892年），宁波六县竹业商人组建了竹业公所（同新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宁波府属六县马车漆业帮组建了马车漆帮同汉胜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甬籍建筑业者组建了浙宁水木公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甬籍铜铁机器工匠组建了四明铜铁机器业永生会。旅沪宁波人的同乡、同业组织的不断发展，说明宁波人在上海数量的增长，此时宁波旅沪人数估计在三十余万左右。注70
这一时期是旅沪宁波移民集团的进一步发展阶段，虽然其羽翼尚未丰满，但与开埠以前相比，在沪力量明显增强，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治十三年（1874年）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法租界当局先后两次以武力侵占四明公所的冢地，均遭旅沪宁波同乡和上海各界的反对，后一次还“辍市力争”，终使公所冢地得以保全。这充分说明旅沪宁波人已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注71帮口之一（详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1903年，又有钟观光、虞和钦、虞含章、陈训正等宁波人本着“实业救国”的宗旨，在福州路开设科学仪器馆，并创办《宁波白话报》，为宁波人在上海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911—1937年
20世纪初年，上海人口持续激增，至1927年已达264万人，移民还是此际上海人口增加的最大来源，商贾到上海投资，百姓到沪上谋生，官僚至上海庇居，宁波人自然也随此移民浪潮迁居上海。加之自19世纪60年代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沪甬间开辟了第一条航线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等陆续致力于沪甬航线。到1913年时，全年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共计1589艘次注72，便利了宁波及附近地区，特别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频繁往返于沪甬间，遂使两地间人口流动频率、数量、规模大大增强。据一些同乡会对各地迁沪人数的估计，这一时期在沪宁波人有40万。注73宁波—上海迁移人口数量的增加更增加两地间人民互动的机会，有利于迁移者在未迁移前即开始接受迁入地的涵化。这种“社会动力”促使连锁迁移，成为迁移的主要推动力量。
旅沪宁波人的骤增促使新型同乡团体的建立。宣统元年（1909年），慈溪旅沪商人洪宝斋创议筹组四明旅沪同乡会，次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新型同乡组织。宣统三年（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公推沈仲礼为会长，朱葆三和虞洽卿为副会长，明确以“团结同乡，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成立，标志着宁波人在上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随之，以县为单位的同乡会如定海旅沪同乡会（1921年）、镇海旅沪同乡会（1921年）、奉化旅沪同乡会（1925年）、象山旅沪同乡会（1935年）等相继成立，甚至出现了以更小的地理区域为单位的同乡组织——三北同乡会（指镇北、慈北、姚北，1921年成立）、金塘旅沪同乡会（属定海，1931年成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旅沪宁波人势力盛极之时。这时在沪宁波人仅从商者就有５万多人，他们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基础，充分发挥其擅长经商的才能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五金、新药、颜料等行业，基本上由宁波人控制，在上海金融、航运业中，宁波人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之上海本国商人之势力，当以宁波商人居王位。”注7430年代，有人统计上海工商界名人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有453人，占1/4注75，宁波人在上海的“王位”由此可见一斑。此时，以贸易为先导，金融为依托，航运为纽带，工业为基础的商人集团——“宁波帮”发展成熟。
4 1937—1949年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各地民众纷纷避难上海，形成了上海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上海人口已达330万。解放战争时期是上海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期，1948年上海人口达498万人，其中本地人口只有75万人，仅占15％，其余都是来自各地的移民，而宁波人就有约100万。由于这一阶段不属于本书所论范围，故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