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体制的分类

追溯中西方分类学的遭遇，线索大致如是：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格致学”^[19]书籍被陆续翻译到中国。按照近代分科观念及分类原则，以“学科”为分类标准，对中西典籍进行统一划分，将中国知识系统进行重新配置与整合，逐步创建出一套近代意义上之新知识系统。“近时图书”依其性质分为六部：一是政部：内务类、外交类、财政类、陆海军类、司法类、教育类、农工商类、交通类；二是事部：历史类、舆地类、人事类；三是学部：伦理学类、哲学类、宗教类、数学类、格致类、医学类、教科书类；四是文部：近人著集类、小说类、字典文典类、图画类、国文书类；五是报章部：杂志类、日报类；六是金石书画部：法书类、名画类。每类根据需要再分若干类目。^[20]毫无疑义，这样的分类符合现代科学“分析式”知识构造，也适合现代教育学科化的形制，但却不必然成为放弃自己已经成为正统知识体系和分类谱系的理由。

重新检视我国传统的知识分类问题。所谓“四部”，即《四库全书总目》类分典籍之经、史、子、集；所谓“学”，非指作为学术门类之“学科”，而是指含义更广的“学问”或“知识”；所谓“四部之学”，不是指经、史、子、集四门专门学科，更不是特指“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等，而是指经、史、子、集四部范围内的学问，是指由经、史、子、集四部为框架建构的一套包括众多知识门类、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之“树”状知识系统。故四部法依经、史、子、集之次第先后排列，亦即表明全部知识之体系。^[21]这套知识系统，发端于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并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分类形式得到最后确定。如果以近代学科分类来衡量“四部”分类体系下的典籍，便会清楚地发现：经部的《书》本是一部古史，《诗》本是文学，《春秋》也是历史，《三礼》等书是社会科学，《论》《孟》也可以说是哲学；若严格按性质分类，似乎不能归入一类。然而，这“似乎不能的归类”已经成形、成就于中国两千多年。

典籍分类法，不仅是图书典籍之分类，而且也是学问之分类，更是整个知识系统之分类。对此，清末民初许多学者或深或浅均有所识。王云五说：“图书分类法无异全知识之分类，而据以分类的图书即可揭示属于全知识之何部门。因此，要想知道应读什么书，首先要对全知识的类别作鸟瞰的观察，然后就自己所需求的知识类别，或针对取求，或触类旁通。”^[22]当时欧美各国的图书分类法，其形式分为三类：一是用字母作符号的，二是用字母和数目作符号的，三是完全用数目作符号的。最先传入中国并广为采用者，便是完全用数字作符号之图书分类法，即美国学者杜威之十进分类法。1909年，杜威十进分类法由顾实从日文翻译之《图书馆小识》首先介绍到中国来，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注意。这是西方十进分类法最初在中国应用时之真实情景。中国学者在使用十进分类法时，对西方图书馆之性质及分类精神并不了解。“依样画葫芦”，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之普遍状况。

我国一些学者在“杜氏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整合，如杜定友之《世界图书分类法》、王云五之《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刘国钧之《中国图书分类法》和皮高品之《中国十进分类法》较为流行，影响也较大。其中王云五编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维持杜威十进分类表，但加用“十、士、廿”等符号，代表中国典籍之类目，排在原表各标号之前。这显然是一种既以杜威十进法为依据，而又不局限于杜威十进法的新分类法。对于该分类法之特点，蔡元培论曰：“王云五先生博览深思，认为杜威的分类法，比较地适用于中国，而又加以扩充，创出新的号码，如‘十’‘廿’‘士’之类，多方活用。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维持杜威的原有号码，毫不裁减；一方面却添出新创的类号，来补救前人的缺点。这样一来，分类统一的困难，便可以完全消除了。”^[23]

综观中国传统典籍分类法融入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分类演化的过程，其特征是：打破传统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用西方以学科为分类标准之新图书分类法，统摄群籍、重新建构新的分类体系及知识系统的过程。表面上是图书分类法的改变，实际上是学术体系之转轨，是知识系统之重建。因为分类是认知性思维的表述，也是知识体制的重要依据。如果传统的分类损毁，认知之根便难以留住，知识之体亦容易失守。对我国传统以及近代知识分类的情形做一个大致的了解，不外乎阐明：“艺术”作为其中之组成部分，其分类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形。以目前我国的艺术体制和形貌来看，既丢失了我国传统“藝術”之本，也没有很好地消化西方的“arts”的本义和衍义，导致大学的艺术系分科是“中不中、西不西”。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传统典籍中所涉及的“藝術”范畴进行大致的了解。

中国古籍分类体系中所涉及的艺术分类范畴，是我们进入中国艺术遗产体系的重要入口，也是我们反思和透视的视角。兹举例试析之。

经书类例说：

《尚书》：《虞书·尧典》《虞书·舜典》《虞书·大禹谟》《虞书·皋陶谟》《虞书·益稷》《夏书·禹贡》《夏书·甘誓》《夏书·五子之歌》《夏书·胤征》《商书·汤誓》《商书·仲虺之诰》《商书·汤诰》《商书·伊训》《商书·太甲上》《商书·太甲中》《商书·太甲下》《商书·咸有一德》《商书·盘庚上》《商书·盘庚中》《商书·盘庚下》《商书·说命上》《商书·说命中》《商书·说命下》《商书·高宗肜日》《商书·西伯戡黎》《商书·微子》《周书·泰誓上》《周书·牧誓》《周书·武成》《周书·洪范》《周书·旅獒》《周书·金滕》《周书·大诰》《周书·微子之命》《周书·康诰》《周书·酒诰》《周书·梓材》《周书·召诰》《周书·洛诰》《周书·多士》《周书·无逸》《周书·君奭》《周书·蔡仲之命》《周书·多方》《周书·立政》《周书·周官》《周书·君陈》《周书·顾命》《周书·康王之诰》《周书·毕命》《周书·君牙》《周书·冏命》《周书·吕刑》《周书·文侯之命》《周书·费誓》《周书·秦誓》。

以开篇《尧典》论：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促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义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其实，这才是中国“藝術”之真正的发生学原理，即天帝承自然，按时节，取法天时与地利，遂予百业兴盛。“百业”包括古代“工业”、行业、艺术、技术之全貌，实为“藝術”立基之于“三才”的协和。由此可知，从艺术的发生学原理看，中国艺术的发生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相契合。

《诗经》中的风、雅、颂，原是根据乐调所进行的分类。《风》又称《国风》，共15组，原指不同地区的地方乐曲的统称，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桧、齐、魏、唐、秦、豳、陈、曹的乐歌，共160篇。内容上大多数是民歌。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24]《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以及祭祀鬼神、赞美治者功德的乐曲，演奏时多配以舞蹈。《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风、雅、颂、赋、比、兴合称为“六义”，《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我国古代并无今日“艺术”之分类，而是建立在法术、技艺的基础上，以具体的活动（特别是祭祀活动）作为主要行为方式。《诗经》中除了“风”中民间情歌等外，还包括了祭祀活动中的“告”，即“祈”“叫”等等意思。《释诂》释祈为“告”，又训“叫”，即祭祀中用大声呼叫的方式向神明请求福祜的礼仪。所谓“叫”“呼”“告”等都可特指祈祭时的表达方式。^[25]这种还停留在“法术思维”层面的行为^[26]，虽然尚未到达精细的技艺分类的阶段和层次，比如“诗歌”在发生阶段和发生学意义上与西方的poem（诗、韵文）的差异迥异；与今日的语言艺术“诗歌”差异甚大^[27]；但却是同一土壤里成长出来的品种，其中“诗”与“歌”的组合就具有中国特色。

至于在发生学原理上，传统的礼仪形制所创造、产生和沿革的祭祀，什么属于仪式范畴，什么属于巫法范畴，什么属于技术范畴，什么属于艺术范畴，并没有明确的泾渭界限，也没有明显地将“美”和“用”区分的艺术类型，我国神话中甚至没有“美”的抽象神，都围绕着一个（件）具体事物、事情、事件而产生的神。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制社会，“艺术”大量散播在许多专门与礼有关的典籍之中，在传统的所谓“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记录下了社会许多重要方面的规律、规矩和规范，是传统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被称为古代社会礼仪制度和礼仪理论的总汇。这些正统的典章制度除了规定礼制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外，大凡在后来得到发展的艺术、技艺、工业等与今天所有“艺术”有关的门类、科制、技术等都有或多或少的涉及。《周礼》就是一个例子。几乎我们在后来所见到的或后来发展出来的所有与艺术有关的类别，在《周礼》中都可以找到其分类和原型。

至于其他礼仪的形制和规定，包括《礼记》：《礼记·曲礼》《礼记·檀弓》《礼记·王制》《礼记·月令》《礼记·曾子问》《礼记·文王世子》《礼记·礼运》《礼记·礼器》《礼记·郊特牲》《礼记·内则》《礼记·玉藻》《礼记·明堂位》《礼记·丧服小记》《礼记·大传》《礼记·少仪》《礼记·学记》《礼记·乐记》《礼记·杂记》《礼记·丧大记》《礼记·丧服大记》《礼记·祭法》《礼记·祭义》《礼记·祭统》《礼记·经解》《礼记·哀公问》《礼记·仲尼燕居》《礼记·孔子闲居》《礼记·坊记》《礼记·中庸》《礼记·表记》《礼记·缁衣》《礼记·奔丧》《礼记·问丧》《礼记·服问》《礼记·间传》《礼记·三年问》《礼记·深衣》《礼记·投壶》《礼记·儒行》《礼记·大学》《礼记·冠义》《礼记·昏义》《礼记·乡饮酒义》《礼记·射义》《礼记·燕义》《礼记·聘义》《礼记·丧服四制》以及《礼仪》《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第十七》。

子书类例说：

在子书类中，各种思想百家争鸣，各自形成了政治理念，即“道理”之下的类证分析。比如《抱朴子》，卷一《畅玄》、卷二《论仙》、卷三《对俗》、卷四《金丹》、卷五《至理》、卷六《微旨》、卷七《塞难》、卷八《释滞》、卷九《道意》、卷十《明本》、卷十一《仙药》、卷十二《辨问》、卷十三《极言》、卷十四《勤求》、卷十五《杂应》、卷十六《黄白》、卷十七《登涉》、卷十八《地真》、卷十九《遐览》、卷二十《袪惑》《抱朴子内篇佚文》《抱朴子内篇序》《抱朴子外篇自叙》《抱朴子内篇目录》《校刊抱朴子内篇序》。葛洪的著述与中国的道教思想存在密切的关联，其中除了道家思想的表述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中国的“百艺”有一个杂混杂性糅合，《晋书·葛洪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评述：“其余所著者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而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的记载稍有不同：“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为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汉、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虽然所列举者大多佚失，保留下来的计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抱朴子外篇》五十卷，《神仙传》十卷，《肘后要急方》四卷。^[28]以葛洪自述与“他述”概要可知，除了表明葛洪是一个旷世奇才——所涉猎的领域唯“百科全书”可以谓之，同时也表明，我国传统的知识覆盖以及分类情形并不拘于正统的经史子集。还有许多类别可容编列。比如饮服之事，政治分类乎？农业分类乎？物种分类乎？行业分类乎？管理分类乎？技艺分类乎？药食分类乎？养身分类乎？成仙之道乎？抑或分要而概全？实不可言尽。

《淮南子》也具有子书分类很独特：卷一《原道训》卷二《俶真训》卷三《天文训》卷四《坠形训》卷五《时则训》卷六《览冥训》卷七《精神训》卷八《本经训》卷九《主术训》卷十《缪称训》卷十一《齐俗训》卷十二《道应训》卷十三《氾论训》卷十四《诠言训》卷十五《兵略训》卷十六《说山训》卷十七《说林训》卷十八《人间训》卷十九《修务训》卷二十《泰族训》卷二十一《要略》。

《淮南子》的分类表面上各有所依，但皆以“道理”为先，以“治理”为纲。比如在《齐俗训》中^[29]，任何礼俗制度都必须依从“道理”——在《淮南子》中特指“道家之理”——礼俗政治学的道家样本。也因此，所有的“艺”与“术”也都从属于这一礼俗政治学的分类，所谓：

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出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丸于地，员者走泽，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风之遇箫，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

大致意思是，古代明君典范尧在治理天下时，官负其责，民安乐业，自然秩序，万物井然，社会和谐，歌舞升平，五谷丰登，百业兴旺。在这幅恬然有序的景象中，各就各位，各守其事，各司其职，各据所长。这也反映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其政治抱负为上的分类原则，其余的人事、物理、民俗、技术等都依附之。

博物类例说：

我国的分类还有一个特点，即在正统的“四部”所不能包容者大都置于《博物志》体例中。《博物志》的目次如下：卷一 地理略 地 山 水 山水总论 五方人民 物产 卷二 外国 异人 异俗 异产 卷三 异兽 异鸟 异虫 异鱼 异草木 卷四 物性 物理 物类 药物 药论 食忌 药术 戏术 卷五 方士 服食 辨方士 卷六 人名考 文籍考 地理考 典礼考 乐考 服饰考 器名考 物名考 卷七 异闻 卷八 史补 卷九 杂说上 卷十 杂说下。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值得一说：史称沈括“博物洽闻，贯乎幽深，措诸政事，又极开敏”^[30]。其中一些古制今仍有艺术遗产类，有未列者，包括：1.仪礼：郊礼。“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梦溪笔谈·卷一·郊庙册文》）2.服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细节描述略——笔者注）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31]3.文书名类及收藏制度。4.宫廷颁制。《梦溪笔谈·卷一·宣头》（“宣”为朝延颁发的文件类型）。5.藏书辟蠹法：“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是也。”（《梦溪笔谈·卷三·藏书辟蠹用芸》）6.表彰。“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劳’。”（《梦溪笔谈·卷二·赐“功臣”号》）^[32]7.乐律。《梦溪笔谈·卷五、六·乐律》。其他经典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淮面子·天文训》：“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万物生……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黄者土德之色，钟者气之所种也。日冬至，德气为土。土色黄，故曰黄钟。律之数六，分为雌雄，故曰十二钟，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为积分七十万千一百四十七，黄钟大数立焉。凡十二律，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微，南吕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与五如八……微生宫，宫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故曰八音和）8.墓志铭：《梦溪笔谈·海陵王墓铭》。9.鉴赏：《梦溪笔谈·耳鉴与揣骨听声》《梦溪笔谈·书画之妙》。10.技艺：木制建筑，《梦溪笔谈·喻皓〈木经〉》。

医药类例说：

医书：《黄帝内经》所引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逆顺五体》《禁服》《脉度》《本藏》《外揣》《五色》《玉机》《九针之论》《热论》《诊经》《终始》《经脉》《天元纪》《气交变》《天元正纪》《针经》等16种；仅保存零星佚文者，有《刺法》《本病》《明堂》《上经》《下经》《大要》《脉法》《脉要》等8种；仅有书名者，有《揆度》《奇恒》《奇恒之势》《比类》《金匮》《从容》《五中》《五过》《四德》《上下经》《六十首》《脉变》《经脉上下篇》《上下篇》《针论》《阴阳》《阴阳传》《阴阳之论》《阴阳十二官相使》《太始天元册》《天元册》等29种。至于用“经言”“经论”“论言”或“故曰……”“所谓……”等方式引用古文献而无法知其书名者亦复不少。

药书：《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李时珍用了近三十年时间编成，收载药物1892种，附药图1000余幅，阐发药物的性味、主治、用药法则、产地、形态、采集、炮制、方剂配伍等，并载附方10000余。本书有韩、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或节译本，集我国16世纪之前药学成就之大成，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之百科全书。

浏览了一些我国的典籍类书分类后，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福柯的《词与物》开篇中对“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分类感到“惊奇”，并由此启发而著大作的故事，似乎多少有所感悟：人类是同类，这里所说的“类”即分类。我们的文化之所以独特，乃认知性思维、知识性类型和表述性分类之独特。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后，我们急需做的一件事情是：通过分析中国传统认知性分类体制和特点，知事物其然，亦知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