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水利建设

土地是一个农业民族进行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条件。回回屯田，不仅使内地荒闲之地变为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开发了边疆地区，并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作物带到边疆地区，特别是大量回回军士入边屯垦，既巩固了边防，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负担和百姓长途运送军粮的徭役。

回族先民的主体部分来自西亚、中亚等干旱地区，先天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他们水利灌溉技术的发达。尤其是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在很早以前就以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与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而为世人所知。而大量来自中亚、西亚的回回人们吸收了这些先进的灌溉经验，并引入中国，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屯垦的土地若没有水利配套设施必然失败，因此，屯田地区多选择易于灌溉的地方。在甘肃河西地区，至元十八年（1281年），“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发军于黑山子、满峪、泉水渠、鸭子翅等处立屯，为户二千二百九十，为田一千一百六十顷六十四亩”(64)。除此之外，回回人与周边的各民族共同合作，积极兴修水利，灌溉良田。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月，元政府肃州军民凿渠灌田，今肃州区银达乡旧称“鞑子沟”，以及石羊河中游的永昌堡、三叉堡等地也有数条“鞑子沟”的灌区。(65)鞑子为旧时对蒙古人的蔑称，元时河西地区的回回人本来就不在少数，他们参与凿渠灌田的生产活动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宁夏沿黄河五州都有古渠，仅在中兴（今银川）的就有两条，一条名叫唐来，长为400里；一条叫汉延，长为250里；其余四州共有正渠10条，长度各为200里，大小支渠共63条，能灌溉田地计9万余顷。

进入云南边疆的回回军民在赛典赤·赡思丁家族的率领下，不仅自身“建屯田”，而且“教民播种”。随着屯垦事业的发展，赛典赤又率领各族军民大力兴修水利。从各种史籍记载来看，备受历代推祟的，首数滇池水利建设，也是从这一时期起，滇池地区的农耕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赛典赤在滇池水利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滇池源出上百条泉水、溪流，所谓“邵甸九十九泉”也仅只是指它的东北方向的水源。这些泉流汇成三十几条较大的河。它们流经整个昆明及其四周的呈贡、晋宁、昆阳、安宁、富民等六七个县的广大区域。由于水源众多，水流巨大，而出口狭小，长年淤泥阻塞。特别是到了雨季，山洪汇入河流中，滚滚而下，涌向滇池，水位骤涨，盈满城郊。滇池周边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早季杂草丛生，雨季一片泽国，历史上一直未能开发利用。遇到多雨的年份，整个滇池水系泛滥成灾，昆明城乡内外更广大地区也常遭水灾。段氏大理国后期，滇池水系几乎连年泛滥，水患无穷。随着大理国势的衰弱，滇池水患渐落到无人过问的境地。

赛典赤把熟悉情况的张立道调来，共同制订了一个全面整修滇池水系的计划，简单概括即为：疏六河、扩海口。建堤坝，缺则放之，治则蓄之。这项规模宏大的治水工程，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秋冬开工，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初基本完成，基本解决了上游农田的灌溉和滇池水位的调节，不仅滇池水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而且灌田万顷，为滇池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项工程规模大，设计周密，配套设施完备，管理科学严密，堪称云南水利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滇池地区水利对农业的极大促进，为昆明成为云南的经济中心创造了条件，也为云南水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历代对滇池的治理，大致均沿袭赛典赤的办法。在三年的滇池治理工程中，除赛氏父子领导之功外，回回军民亦助力不少。此外，同一时期的保山施甸、大理魏山等地的回回人也参加了当地水利工程的兴修。正如《云南回族史》所说：“元代回回人进入云南以来……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兴建了系列水利工程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屯垦区域的扩大，改变了以往多数地区那种‘无机稻桑’的落后局面。此后‘滇省始无冲旱之患，永享粮食之休’，从而呈现一派‘居民凑集，禾麻蔽野’的繁荣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自元代以来得到普遍开发，其中凝聚着回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