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思想如何转弯抹角地寻求赞扬

当一件事对我们来说与赞扬同样重要，与遭受任何形式的责备（包括不满与轻视）同样痛苦时，我们会竭尽全力去寻求前者，并躲避后者。人的思想会坚持不懈，而且创意无穷地牢牢捕捉自我赞扬，这个特性让今日的心理学家格外感兴趣。在过去的30年间，他们制作了一份详细的目录，记载每一天中我们的思想为了保护自尊而表演的各种高难度动作。

在大学一年级的心理学课上，学生的第一项作业大多是研究人类最常见的偏见——相信我们优于其他人。这个项目的标准提问有：“你觉得你的驾驶技术是处于普通水平、低于普通水平，还是高于普通水平？”在美国的抽样调查中，93%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普通人，88%的人认为自己的安全度高于普通人。考虑到普通的含义（按字典解释，大部分人应该算作“普通人”），被调查的人显然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在学术界，人们受到的训练就是理性地评估一种学说的内涵，然而在这群人中，自我想象的优越感理论也同样盛行着：68%的学者相信他们的教学能力排在前25%，而87%的斯坦福大学MBA学生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优于班里平均成绩。

人们在比较能力、努力、成就，甚至健康程度和与别人感情的好坏时，都更可能将自己摆在高于平均值的位置。这一普遍现象有时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e Effect）。这个名字来自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小说中的小镇，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高于平均水平”。不过，心理学家将之称为虚幻优越感（superiority illusion）。在虚幻优越感的影响下，我们相信自己比别人更应该得到赞扬。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越是不可能得到赞扬（比如当我们做得不够好时），就越相信自己应该得到赞扬——这也许是因为，在这类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多自我保护。

我们对各种事件的看法，连同它们的原因及背景，都会因一个目的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自己扭曲：这套陈述究竟是保护了我们的尊严，还是让我们暴露在轻视之中？虚幻优越感不仅仅是多种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之一。在一次研究中，随机分成小组的人们被告知他们很善于处理某件事情（这与他们的实际水平完全无关）：比如做拼图、玩游戏或与陌生人搭讪，这时，他们就会明显地制造出新的自利偏差。当他们被问及成功秘诀时，他们更可能认为那是来自他们的能力或努力。“我很会做拼图”“我向来喜欢全力以赴”——他们更可能会这样回答。相似地，当另一伙被随机分成一组的人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听说自己很不善于做某项事情时，他们更可能会将之归咎于外部因素（烦人的噪音、昨晚没睡好、说明书不够清楚）。或者，如果事情需要他们与别人合作，他们更可能会抱怨其他人的失败（“我们小组太不齐心了”或“他不听我的忠告”）。

当我的一位同事忽视了我是如何帮助她为一个教师职位筹措资金，在事成之后只提到她自己努力时；或是当一位同事因我俩共同完成的工作而受到赞扬时，我能立即从他们身上看出自利偏差的影子。然而，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我的两位同事都没有刻意疏漏给我的赞扬。他们的记忆很可能更愿意保护他们的尊严，而不会在乎我的。让人惭愧的是，当我试图回想自己身上的自利偏差实例时，虽然能清晰地记起，在工作的同时确实有别人在背后帮助我，却连一个例子都找不出来。也许我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地公平做事，因而完全没有实例。然而，更可能的情况是，与大多数人一样，我能更轻易地观测到别人的偏差，却让自己不免俗地落入了偏差的盲点——保护自身的尊严，虽然那也许会损害我们评判的公平程度。

在研究人与人之间亲密感情的过程中，我经常会看到自利偏差的例子。我首先会观察人们相互交流的过程——大多是两个人一组，有时人也会更多。然后我会邀请每个人单独与我谈话，描述他们的人际关系。我会询问他们之间的感激与埋怨、相处得愉快和不愉快的经历。加布里埃尔是一位47岁的女性，她清晰地记得母亲曾用一把刷子的侧面打她，拉扯她头发，把她推到门框上。而当我采访加布里埃尔的母亲，请她回忆在女儿童年期的激烈母女冲突时，她说：“加布里埃尔向来脾气倔强。我知道她抱怨我，可她从来都不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但是我绝对从没动过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当母女两人按照之前约定，阅读对方的采访记录时，女儿质疑了母亲的说法，她叫起来：“哦，妈，你可得了吧！”而她母亲则怒气冲冲地反驳：“我从没那么做过！你怎么敢那么说？那都是你编出来的！”我们也许能忽视一件稍微刺伤我们尊严的小事，但在面对大幅度的伤害时，自利偏差就会迅速跳出来应对了。正如心理学家科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所说：“潜在的威胁越大，我们那虚荣的大脑就会越强烈地保护自己。”

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写道：“当大自然塑造了人类社会时，她赐给人们对取悦他人的原始欲望，以及对伤害他人的原始躲避。她教导人类在面对欣赏时感到快乐，在面对不满时感到痛苦。她让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赞同那些最奉承人及最可爱的评价，同时也反对那些最可怕及最伤人的评价。”这里的“对取悦他人的原始欲望”并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而做出的阿谀奉承或是迎合巴结。它是我们作为社交动物进化出来的一个特征。

亚当·斯密谈及取悦他人这一原始欲望时，想象了一位“公平的旁观者”，它的水准与我们能表现出的最佳判断力齐平，并能体现我们的价值观，有点类似但并不局限于我们的道德良心。公平的旁观者代表了我们所尊敬的人的看法，从而将我们自己内心的判断和他人的观点连接起来。通过这道桥梁，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蒸馏、提炼别人给我们的赞扬。这是我们心中那张评判表的最重要活动之一。

海姆·吉诺特将赞扬描述成一种特效情绪药剂，一定要按规则和注意事项使用，“小心用药频率及药量，注意可能造成的过敏反应”，这个观点在今天仍十分科学。赞扬发生于临床心理学家朱瑟琳·乔塞尔森（Ruthellen Josselson）所称的“人们之间的空隙”之中，也就是亲子、伴侣、朋友及同事之间的联系网络。它们都是颇具动态性、变化多端的人际关系，我们也往往会对它们抱有很高的期望。而期望名单上最顶端的一条就是：因我们希望被赞扬的事而得到赞扬；在我们受到轻视或责备时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