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论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水平的决定因素

§1.我们已经对生产要素进行了基本的论述，发现可以将它简化为三类，即劳动、资本以及由自然界所提供的原材料和动力。其中，劳动和地球上的原材料是最基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可以引入自然动力协助劳动，为生产提供帮助，但并不是必需的;剩下的要素——资本——本身就是劳动的产物。因此，实际上它在生产中的作用，就是劳动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对生产所发挥的作用。不过，仍然需要对它单独进行说明。工作过程中的消耗所需要的资本，是事先所进行的劳动的产物，这种劳动绝不亚于工作本身所需要进行的劳动。同样地，有助于生产的资本的一部分，目前也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于维护进行生产的劳动的资本;其余的资本，即工具与原材料，以与自然要素以及大自然所提供的原材料相同的方式，直接地对生产作出贡献。

现在，我们致力于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大问题的讨论，也即是什么决定了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水平。因为，很明显的是，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是大不相同的;在人口和国土面积相同的条件下，某些国家的产出总量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同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产量也可能多于其他时期的产量。不妨将英格兰与俄罗斯境内具有相同领土面积的区域相互比较，或者与相同的俄罗斯人口相互比较，也可以将当代的英国与中世纪的英国相互比较，或者将当代的西西里、北非、叙利亚与它们在被罗马征服之前最为繁荣的时期相互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造成生产力差异的某些原因是非常明显的，而另外一些原因却不那么明显，我们将对其中的若干原因进行详细的讨论。

§2.导致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最为显著的原因是有利的自然条件，这样的条件多种多样，土壤肥沃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一方面的情况千差万别，从阿拉伯的沙漠到恒河、尼泊尔河以及密西西比河的沉积平原，不一而足。气候适宜可能比土壤肥沃更为重要。有些国家适合居住，但是过于寒冷而不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它们的居民难以超越人类的游牧阶段。他们如果不想像值得同情的爱斯基摩人那样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话，那么，就必须像拉普兰人那样以饲养驯鹿为生。某些国家可以种植燕麦，却不能种植小麦，诸如苏格兰北部。另外一些国家可以种植小麦，但是却由于雨量过多而日照不足，因此收成很不稳定，诸如爱尔兰的部分地区。我们发现，在国家的地理位置逐渐向南或者在欧洲气候带逐渐向东的区域，有一些新的农产品先是有可能进行种植的，然后逐渐形成优势产业，诸如葡萄、玉米、无花果、橄榄、柞蚕、大米、大枣等，我们甚至还可以得到蔗糖、咖啡、棉花、香料等产物。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种植常见的农作物，而且只需要进行简单的耕种就可以每年收获两到三次。气候的差异不仅对于农业部门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对于许多其他生产部门同样产生重大影响，它甚至会对所有暴露在空气中的物品的耐久性，诸如建筑物的耐久性，产生影响。如果凯尔奈克和卢克索的庙宇没有遭受到人为的破坏的话，那么，它们当初完美的外形就很可能会永久地保留下来，因为庙中的一些碑刻虽然属于史前文物，但是却比我们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碑刻还要清晰可辨。圣彼得堡三十年前修建的坚固的花岗岩建筑，据旅行家们分析，由于遭受到酷暑与严寒的侵蚀已经需要重新加以修缮了。南欧纺织品的色彩丰富而且明亮，远胜于英国的纺织品，这主要应该归因于它的良好的气候条件，因为在我国潮湿多雾的气候条件下，无论是知识渊博的化学家，还是技艺高超的染色工匠，都无法制作出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纺织品。

气候的另一部分的影响体现在减少生产者的物质需求方面。在气候炎热的地区，人类可以在房屋、服装较差的条件下很舒适地生活;燃料是寒冷地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除了用于工业方面之外，几乎可以免除，他们也不需要过多的食物。很久以前理论就已经证明，我们所消耗的大部分食物并不是为了满足身体器官营养方面的需要，而是为了保持肌体的热量，激发生命的活力，热带地区充足的阳光和空气，足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在热带地区，人们不需要像其他地方那样，将过多的劳动单纯用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如果当地居民的特性没有诱使他们将这些有利条件耗费在繁殖人口或者贪图享乐上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可以支配的劳动被用于满足更高档次的需求和享受上了。

在有利的自然条件中，除了土壤和气候之外，还必须提及利用有限的劳动就可以进行的矿业开发方面的优势。例如，大不列颠的煤田，就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恶劣气候给居民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英国与美国所拥有的少见的初级资源，埋藏于接近地表的丰富的铁矿石，非常便于开采;在英国的山区，丰富的水力资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土地贫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它处于沿海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比所有这些自然条件都更为有利的自然条件，尤其是拥有天然良港以及与之通航的大型运河。诚然，这种优势体现在整体上对于运输费用的节省方面，但是很少有人充分注意到它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人们不能彻底地认识商品交换以及所谓的劳动分工对于生产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估价这种经济利益。这个条件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足以弥补土地贫瘠或者任何其他不利的自然条件所带来的不足，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初期，劳动与科技还不足以提供能够与自然运力相匹敌的人工的交通运输能力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最为繁荣的国家或城市并不是那些疆域广阔、土地肥沃的国家或城市，而是那些迫于土地贫瘠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理优势的国家或城市，诸如雅典、泰尔、马赛、威尼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城市等等。

§3.这些就是有关自然优势的论述。有利的自然条件的重要性非常突出，它从未被人们低估过。不过，经验证明，有利的自然条件对于一个国家或城市所产生的影响，绝不会比财富和地位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更大。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拥有最为宜人的气候和最为肥沃的土地的国家，从来都不是最为富有的和最为强大的国家，倒是基本上位于最为贫穷的国家之列(就人民大众的情况而言)，不过，它们的全体人民倒也在贫困中自得其乐。在这些国家中，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品是如此之少，以至于穷人很少为生计而焦灼不安，气候使人愉悦，悠闲自得成为人们乐于享受的奢侈品。在激情的召唤下，他们也拥有旺盛的精力，但是却从未体现在坚持不懈的劳动中;而且，由于他们很少自发地关注远大的目标以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所以对于产业发展所产生的激励，会由于发展成果得不到妥善的保护而遭到削弱。生产领域的成功与各种其他类型的成功一样，主要取决于人们的素质，而不是人们工作的环境;而且，培育充沛的体力和脑力的工作困难重重，绝非轻而易举即可完成。相应地，依靠掠夺和统治，强迫他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人类部族，大多数崛起于艰难困苦之中，他们或者长年生活在北方的大森林里，或者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利用人为的严格军纪来弥补艰苦的自然条件之不足。自从现代的社会环境迫使这种纪律中断以来，南方就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崛起并成为征服者，军事活动、思辨思想和产业发展无不将其重心转移到了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北方。

因此，我们可以把较强的劳动能力列为导致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第二位的原因，不应将其理解为一种偶然形成的能力，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具有规律性和习惯性的能力。没有人能够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毫无怨言地经受随时发生的艰难和困苦，或者使自己的体力和脑力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然而，一旦他们得以摆脱当前欲望的压力，他们就变得无所事事起来。个人或者国家在某些强烈的因素的直接刺激之下，能够并且愿意作出的努力，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而为追求远大目标所作出的努力，并将这种努力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彼此之间的差别往往非常显著。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品质是人类取得巨大进步的必要条件。为提高野蛮人的文明程度，必须使他们受到新的欲望和需求的激励，即使追求的目标不是很高，但只要能够促使他们的体力和脑力稳定地进行有规律的活动即可。如果牙买加和德默拉拉的黑人土著在获得解放以后，如所预料的那样，仅仅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状况，在热带气候宜人、土地肥沃、人烟稀少的环境中远离劳动的话，那么，虽然他们并不会比身为奴隶时更为不幸，但是一定会陷于比以前还要野蛮的境地。促使他们工作的最为有效的激励是美丽的服装和个人的饰物，但没有人会支持他们的这种嗜好，而且，在多数社会中沉溺于此，只能招致贫穷而不是富有。可是，基于黑人土著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唯一能够促使他们自愿从事有组织的劳动的激励，因此，他们需要树立并且保持主动追求更加远大的目标的习惯。在英国，需要培育的不是追求财富的欲望，而是使用财富的方式，以便使人们更加关注那些财富不能换取或者无须财富也能实现的目标。为了真正地完善英国人的品格，无论是促使他们树立更加远大的抱负，或者仅仅是让他们能够对当前的追求给予正确的评价，都必须设法抑制他们对于财富的追求。然而，没有必要抑制他们奋发向上、脚踏实地工作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英国最优秀的工人的身上，成为他们最为宝贵的品质。

人类往往并不清楚如何把握最理想的中庸之道，当他们劳动时，他们全力以赴，尤其是倾注全部心智，但也仅仅是将一天中的较少的几个小时、一年中的较少的几天、一生中的较少的几年，用于单纯追求金钱利益的劳动。

§4.决定社会劳动生产能力的第三个因素是社会现有的技能和知识水平，无论是劳动者本人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还是那些指导他们劳动的人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均属此列。我们无须说明从事日常操作的工人的灵巧的双手、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的聪明才智，以及人们所掌握的有关自然动力与物品性质的知识水平，是如何转化为产业的发展目标，是如何极大地提高产业的效率的。同样不证自明的是，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受到他们有关生活技能的知识水平的限制;技术领域的任何进步，以及用于产业发展的自然物品与自然动力方面的任何改进，都将使相同数量的和强度的劳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工具与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是实施这些改进的主要领域。在这本著作中，我们无须详细阐述技术进步是如何使产量得到提高以及使劳动成本得到降低的。在巴巴齐先生众所周知的著作《机器与制造业经济》中，他对此作出了既科学准确又通俗易懂的解释和例证。巴巴齐先生在著作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举例说明了在“人的力量不足以承受、人手的灵巧不足以胜任”的工作中，机器所发挥的效能。不过，我们很容易找到在没有机器辅助的情况下，人力劳动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的实例。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利用蒸汽或者其他能源驱动的水泵，大多数矿藏开采到一定的深度后就得废弃，因为根本无法排除矿坑中的积水。没有船舶就不能跨越海洋;没有某种工具就不能砍伐树木或者开凿岩石;使用犁铧或者起码使用锄头，才能耕种土地。而且，迄今为止，非常简单和粗糙的工具实际上已经在尽可能多的工作中向人类提供帮助，随后实现的发明创造主要是使工作完成得更为出色，尤其是使劳动得到大量的节省，由此节省下来的劳动可以用于其他方面。

知识对于生产的帮助远不止使用机器这一个方面。在农业劳动和园艺劳动中，除了犁铧和少数其他简单工具的发明及其不断的改进之外，机器只是在当前才开始展示出它所具有的从事所有重要工作的能力。最为伟大的农业发明是对土地本身以及农作物直接应用更为合理的耕作技术，诸如轮作技术，以避免出现每隔两到三季，土地便需要休耕一季的问题;为土地施肥，以便恢复土地因种植农作物而丧失肥力;翻耕表土与底土并且进行排水;将沼泽和水塘改造成为可耕地。经验表明，对植株和树木进行修整、剪枝和支撑，有助于它们的生长;增加农作物的根块或者种子之间的距离，并且进行精耕细作，属于成本较高的种植方法。在制造业和商业中，某些重要的改进体现在对于时间的节省方面，以便使劳动和支出更快地获得回报;还有其他一些改进，体现在对于原材料的节省方面。

§5.不过，一个社会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对于社会财富的增加所产生的影响是无须我们多加说明的，因为即使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通过铁路和蒸汽船这样典型的实例对其有所体会。不容易被人们理解的和认识的是，知识在人民大众中间的普及与传播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价值。适合指导或者管理任何工业企业，甚至只是负责处理呆板的日常事务的人员，总是供不应求，这可以从付给他们的工资与普通劳动人员的工资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看出这一点。进行实际正常判断的能力低下，使劳工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擅长筹划，例如，他们的家庭经济缺乏长远打算，得过且过，毫无计划，致使人们不得不将他们划归为智力水平较低的劳动者之列。即使从有限的方面来看，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也值得政治家们特别是英国政治家们予以关注，因为，据某些经常雇用别国劳工而又特别善于观察的人士证实，其他国家的工人完全无须接受培训就表现得非常聪慧，但是英国的劳工却只擅长砍伐树木或者端茶送水，即使在可以自修的情况下，也需要对他们进行相关的教育。苏黎世的埃歇尔先生(一位工程师和纺织品织造商，雇用了近2 0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工人)在提交给1840年的济贫法案委员会的报告的证词中，谈到有关对乞讨儿童进行培训的问题，将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人的特点加以对比，我相信，所有具有相同经历的人均会对此表示赞同。

“意大利人的接受能力很强，表现在他们能够迅速地理解他们的雇主对于交给他们完成的任何劳动的说明，他们善解人意，能够较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法国工人也具有类似的天生的素质，不过稍逊于意大利人。我们发现，英国、瑞士、德国与荷兰的工人天生的理解能力要差很多。仅就雇用工人而言，毫无疑问，英国的工人很受欢迎，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大都接受过相关领域的专门的培训，并且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工作。不过，如果要挑选经营人员、一般工作人员或者雇主身边的工作人员时，我当然要选择撒克逊人和瑞士人，特别是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大都接受过相当良好的基础教育，这使得他们有能力胜任任何专门领域的工作，只要稍事准备，他们就可以承担交给他们的任何工作。可是，如果我要雇用一位英国工人参与蒸汽机的安装工作，那么，他将只懂得蒸汽机而非其他;对于机械领域的其他情况或者其他分支，无论关系多么密切，相对而言，他都是所知甚少，他难以使自己适应所有可能遇到的新的环境，不能妥善处理相关事务，不能就他的工作与机械各个分支相关的问题，提出良好的建议或者加以清晰的说明。”

在谈到劳工阶级的素质教育与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时，埃歇尔先生指出，“我们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道德修养。首先，他们从不酗酒;他们在享乐方面也很有节制，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儒雅;他们乐于接近上层社会，态度谦逊谨慎，因而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他们爱好音乐，喜欢阅读，欣赏美景，并且经常结伴到乡间远足;他们注重节俭，不论是为个人还是为雇主均是如此。因此，他们诚实可信”。在谈到有关英国工人的情况时，埃歇尔先生又说，“从他们受过专门培训的业务领域的角度看，他们都是拥有熟练技能的工人，但是，从他们的品行的角度看，他们却是最不遵守秩序的、最缺少节制的、最不懂得规矩的工人，因此，在我们所雇用的各国工人当中，他们是最不值得尊重与信任的。我所接触过的欧洲大陆的制造商对此深有同感，其中英国制造商的不满之词尤为突出。这些恶行并不出现在受过教育的英国工人的身上，而是出现在缺少教育的英国工人的身上。当缺少教育的英国工人从英国雇主严格纪律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并与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大陆工人一起得到雇主礼遇的时候，他们便忘乎所以了，他们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以至于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竟然变得无法管理，完全失去了雇用的价值”。[1]他经过观察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完全是以英国本土的经历为依据的。一旦缺少教育的英国工人接触到平等这一观念，他们就被平等搅乱了头脑，当他们不再沦为他人的奴仆时，他们就会变得倨傲无礼。

对于劳工劳动的效率与价值来说，劳工的道德修养与劳工的聪明才智所具有的重要性是完全相同的。姑且不论酗酒对于他们的身体和大脑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轻浮狂躁对于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耐久性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无须详加说明)，只需要考虑一下他们劳动的总体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诚信水平即可。现在，所有用于监督方面的劳动，以督促工人遵章守纪，以及用于检查方面的劳动，以检验工人是否遵章守纪，都是转移自真正的生产性劳动，开展这些辅助性劳动的必要性并非来自于事情本身的客观要求，而是由于人们不够诚实守信。即使采取最大规模的外部预防措施，也无法避免效率低下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所有雇用劳工的地方，几乎都是不可改变的，只要管理中稍有松懈，就会有人抓住机会违反合同条款。人类之间彼此信任所产生的利益，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体现在经济方面的利益大概只是其中最为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即使体现在这一方面的利益也是难以计量的。我们不妨考察由于人类的不诚信使社会财富遭受损失的最为显著的情况。在所有富裕的国家中，总有一批依靠掠夺和陷害他人为生的人，我们难以通过数学的方法确定其数量，不过，基于最保守的估计，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中，其数量也是颇为可观的。供养这些人已经成为国家产业的直接负担。而警察，整个惩治、关押罪犯的机构，以及部分刑事审判机构，都是由直接负担派生出来的第二种负担。迄今为止，收费昂贵的律师职业并不是由律师们自己利用法律的缺陷来进行谋划和维持的，而主要是依靠人类的不诚信予以维持的。随着社会诚信程度的提高，所有这些花费都将减少。不过，如果劳工能够忠诚守信地进行劳动，则其所产生的效益以及大幅度提高产品产量所带来的节省时间和开支，将远远超过这种纯粹的节省;而且，凭借高昂的士气、坚定的意志以及人们相互间的信任，人们将按照计划完成各种类型的工作，并且确信自己的工作所必需的各种辅助工作的承担者，都将严格地遵照拟定的条款和要求，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联合行动的开展，完全取决于人类彼此之间能够相互依赖的程度。在许多拥有一流的产业发展能力的欧洲国家中，对于大规模商业活动的开展造成严重阻碍的是进行大宗款项的收付时值得信赖的人员的数量太少。某些国家的商品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因为无人知道商品的质量是否与样品的质量相符。如此目光短浅的欺诈行为在英国的出口中屡见不鲜。尽人皆知“魔鬼的尘埃”，而且，在巴巴齐先生所列举的其他实例中，有一例就谈到了由于伪造和欺诈导致某一出口贸易部门的工作长期中断的情况;另一方面，在他的同一部著作中所列举的大量实例，也充分证明了诚实可信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在我们一个最大的城镇中，交易双方每天所进行的大宗交易都无须交换任何书面文件”。他们自身的诚信为这个城镇的生产者和经销商节省了时间、减少了麻烦和花费，为每年的交易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在上次大战期间，创建信誉以某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对当时欧洲大陆排斥英国制成品的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最大的一家公司惯于与德国中部的一家商行进行大宗交易，但是当时欧洲大陆的港口关闭，拒绝进口我国的制成品，并对所有触犯柏林和米兰法令的人给予严厉的惩罚。然而，不管怎样，这位英国制造商仍然不断地接到订单以及说明交货的方法、付款的时间及方式的信件，他非常熟悉这些信件的笔迹，在只签有教名，甚至根本没有签名的情况下，他也执行这些订单，并且全都按时收到了货款”。[2]

§6.在决定生产要素生产力水平的第二位的原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安全保障了。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安全保障，是指社会为其成员所提供的保护的全面性，这包括政府所提供的保护，以及对于反对政府的保护。在这两者中，后者更为重要。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贪得无厌的政府机构可以动用任何残暴的手段，掠夺人们所拥有的任何财富的话，那么，失去任何其他希望的人们除去生活必需品之外，就不会努力生产出更多的其他物品。这是亚洲许多富庶的地区一度繁荣昌盛但今天却陷于贫困的公认的原因。从亚洲这些地区到欧洲治理得最好的地区，可以将安全保障的程度划分为多种不同的档次。大革命前，在法国的许多省份，由于不正当的土地税收制度，以及对于打着税收旗号所进行的横征暴敛给予补救的不足，迫使耕种者不得不装出穷困潦倒的样子，不好好种田。只有一种不安全感可以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那就是来自于政府的或者掌握着政府行政权力的官员的不安全感。生产者希望自身能得到保护，反对所有其他掠夺者的掠夺。上古时代的希腊和希腊的殖民地，中世纪的佛兰德和意大利，并没有享受到现代意义上的安全保障，它们的社会状况动荡不安，那里的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是，它们是自由的国家，它们既不遭受人为的压迫，也不遭受制度的掠夺。由国家制度唤起的个人的力量，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成功地抵御外敌的侵入，因此，它们的劳动的生产力水平极高，它们的财富在不断地增长，同时它们拥有自由。罗马专制结束了整个帝国的战争和内部的纷争，使人民摆脱了以往的动荡不安。但是，由于它使人民处于本国政府的残酷压迫之下，所以他们变得衰弱和贫困，直到最后，被野蛮的自由的入侵者一举击溃。他们既不愿意作战，也不愿意劳动，因为政府不允许他们享有他们作战的和劳动的成果。

在现代国家中，人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主要受到风俗和舆论的影响，而不是法律的影响。在现代或者近代，欧洲国家的君主名义上具有专制权，但是，由于受到已经形成的习俗和惯例的约束，实际上并没有人会感到政府能够肆意掠夺他们的财产或者向他们征收贡品。然而，由于开放程度不够是专制政府普遍存在的特点，因此，下级政府机构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少量的掠夺和暴力行为。在英国，人民受到制度和习俗的保护，可以对抗政府机构的勒索，不过，他们要想免于遭受其他坏人的侵害，享有安全保障，却很难指望他们的制度。法律只有在收取了昂贵的费用之后才会对人民的财产提供保护，以至于人们基本上宁肯放弃这种保护而听任财产遭受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法律对财产提供了保护。在英国，财产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舆论的作用(公开的暴乱除外)以及对于遭到揭露的畏惧，这些远比法律和法庭的直接审判所发挥的作用更大。

除去社会有意识地对财产施加保护所导致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之外，仍然存在有各种其他方面的制度上的弊端，它妨碍了国家的生产性资源的最佳利用。我们将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对此作出进一步的阐述。在此我们不妨归纳如下:可以预期，劳动效率的高低与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成果的多少成比例;社会机制整体上所调动的劳动的积极性，取决于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劳动的报酬，是否尽可能地与劳动的产品所带来的利益成比例;有利于某一阶级或者某一类人而不利于其他人的所有法律和惯例，均将阻碍社会的其他成员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或者使他们的劳动与劳动的自然成果相互背离。这违背了经济政策的最基本的原则(姑且不论所有其他触犯法律的因素)，它必将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远低于它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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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位富有智慧与经验的雇主所提供的有关工人的全部证词，都是值得重视的。在同一份报告中，其他证人所提供的证词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2]巴巴齐先生注意到，可以利用一些不起眼的小例子，进一步说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不信任所造成的损失。
　　购买者所付出的成本包括为购买任何物品所支付的价格，以及鉴定物品是否与合同条款相符并付出的费用。在某些情况下，物品的质量很容易鉴别，因此，该种物品的价格在不同的商店中差别很小。例如，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方糖的质量，因此它的价格非常统一，致使利润很小，杂货商并不急于把它销售出去。而另一方面，鉴别茶叶的难度却极大，富有经验的双眼也可能受到掺杂有假的茶叶的蒙骗，因此茶叶的价格五花八门，它往往成为杂货商最急于出手的物品。在某种情况下，鉴别物品的难度和成本极大，以致难以确定其偏离公认的标准的程度。因此，一般的规律是，政府购买的物品比它制造的物品更便宜。然而，不管怎样，人们仍然认为建立一座庞大的面粉厂(例如，德普福德面粉厂)，自己磨制面粉，要比检查每一袋购买来的面粉并且雇人发明鉴定掺假面粉的新方法要经济得多。如果一个国家，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发生类似的信用危机的话，那么，它将丧失大部分面粉出口的机会。再有，“若干年来，兴起了一种对于陈旧的豆科与三叶植物的种子进行所谓的改良的办法，它已经引起了下议院的关注。根据提交给下议院的证词可知，为改良白豆的种子，需要先将种子稍微弄湿，然后再用硫磺熏干;为改良红豆的种子，需要将种子和少量靛蓝放入布袋中，通过均匀摇动就可以改变其颜色。不过，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修复专家改用洋苏木染料，并加入少许绿矾，有时加入铜绿，于是，老的种子便有所改良，不过，却损害了(如果不是彻底破坏的话)种子已经相当衰弱的生长能力。假设这种处理没有对种子造成损害(事实显 示，仅仅由于外观的改进就可以使种子每英担的市场价格提高到5先令至25先令)，但是，这种处理的最大弊端是，使以往的老种子在外观上可以与质量上乘的种子相媲美。某位证人试种了改良后的种子发现，100粒种子中能够发芽的还不到1粒，并且即使发芽了，随后也会死掉，而好种子的发芽率通常可以达到80%到90%。经过处理的种子卖给零售商，他们力图以最便宜的价格买进，然后再卖给农民。不过，无论是零售商还是农民，都无法辨别种子的好坏，结果是许多种植者削减了对于这些种子的购买，还有一些人则不得不出高价向那些能够辨别种子好坏并且“诚实可信的人购买”。
　　巴巴齐先生指出，虽然爱尔兰亚麻天然的品质并不比其他地方的逊色，但是其每磅的市场价格却总是低于外国或者英国的亚麻价格的一到两个便士，部分原因　　是由于产品加工得比较粗糙，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常年担任爱尔兰亚麻管理委员会秘书的柯里先生的证词所披露的，“亚麻的主人大多是社会下层人士，他们认为对买主进行欺诈可以大幅度地增加自己的利益。亚麻是按重量出售的，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增加亚麻的重量。每一种手段都是不正当的，尤其是使亚麻潮湿。这是一种常见的方法，过后亚麻将发热。每一捆亚麻(在每批亚麻中每捆的大小也不尽相同)都塞满了石块或者各种的垃圾以增加重量。人们买下处于这种情形中的亚麻并将其出口到大不列颠”。
　　下议院某个委员会所得到的证词披露，诺丁汉的花边贸易由于遭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影响而一落千丈。“有人生产出一种所谓的单层锁口的花边(我仍然引用巴巴齐先生的文章)，尽管它看上去很不错，但是洗过之后就会脱线以至于完全毁坏，几乎不到千分之一的人能够分辨出单层锁口与双层锁口之间的区别。即使是工人和制造商也必须使用放大镜进行查看，才能看出端倪;还有一种所谓的荷叶花边也需要采用这种办法查看才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