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市场的“坑”

国家统计局在每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公告中，均会发布与人口、就业相关的数据。例如，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2月28日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发布了三组有关人口和就业的数据：

1．从年龄构成看，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16～59周岁（含）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9729万人，比上年年末减少47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

2．从城乡结构看，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83137万人，比上年年末增加179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9.58%。

3. 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77586万人。

对上述三组数据略做补充后，我发现人口和就业的三个显著变化：

1．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2012—2018年，我国16～59周岁（含）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净减少已近3000万人，即大众认知的“人口红利衰减”。

2．城镇化进程还处于快速推进状态。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的提升幅度依然在1%以上（实际为1.06%）。1996年至今，我国城镇化率已连续23年升幅在1%以上，背后反映出的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和区域间的流动。

3．就业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局面。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数较上年年末净减少54万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只有1959—1961年，我国就业人数出现过净减少。

鉴于上述变化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因此需要结合20世纪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才可更全面地掌握危机期间中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化情况。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双化”过程中，非农就业数据比涵盖所有行业的全口径就业数据更有意义（即便是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达国家，非农就业数据也是最重要的就业指标）。但鉴于国家统计局尚未发布我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所以只能对其进行粗略估算，即用包括三大产业在内的全口径就业数据减去第一产业的就业数据。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非农就业年净增人数由危机前的1595万人（1996年）快速下降至1999年的166万人，同期的年新增城镇人口稳定在2100万人左右。因此，当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按照蔡昉等人的估算，当时中国的失业率已接近8%，相应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幅出现了快速下滑。

所以，当时只要想办法把就业市场被危机冲击出的那个“大坑”填起来，劳动生产率就能很快地回升，经济自然也就好起来了。所以1998年之后，中国宏观层实施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反危机宏观调控措施，2001年又成功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5年超过10%的增长。2003—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由10%逐年升至14.2%。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出现了显著变化。

2014年之前，中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除了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出现过短暂的小幅下滑之外，其余时间的非农就业人数基本保持在1700万人左右，大体与同期的新增城镇人口规模相当，但劳动生产率增幅和经济增速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由此，宏观层对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判断也随之变化，经济进入由高速向中高速回落的“新常态”, 2015年进一步确立“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调整重点。

但2016年之后，中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骤降至580万人左右，大幅低于同期的新增城镇人口，尤其是2018年新增非农就业人数进一步降至504万人，而全口径就业人数更是首次出现负增长（-54万人），中国经济再次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但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可用的政策空间已大不如前。换言之，本次失业问题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相应解决起来也更棘手。鉴于此，中国经济“筑底”任务的实现一定会异常艰巨，过程也必将十分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