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化何时第三次拥抱？

自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中国就一直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可否认，该成绩与中国先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化红利窗口期密不可分。在这两个窗口期内，中国的出口/GDP的比值持续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第一个全球化红利窗口期为1992—1997年，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1992年有关姓资姓社的争论刚刚结束，我国经济亟须摆脱所谓短缺经济的状态，扩大产能成为首要任务。于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政治背书下，外部资本被引了进来，与国内庞大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相结合，快速形成产能再出口到国外，即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该阶段可以称为“引进来的全球化”，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4年的两位数增长，1992—1996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超过13%。

第二个全球化红利期为2001—2011年，即从加入WTO到欧债危机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首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支出继续增加产能来保证经济增速。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产能怎么消化？2001年的“入世”给出了答案，通过加入WTO，中国产能和全球市场完成了对接，该阶段可以称为“走出去的全球化”。和第一个红利期一样，中国经济出现连年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局面。2003—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由10%逐年升至14.2%。不同的是，这一轮的红利期更长久。

稍做比较，我们发现第一次全球化红利更像热身和准备，该时期中国的出口占全球比重和GDP占全球比重基本重合；第二次则是集中释放，中国的出口占全球比重大幅超出GDP占全球比重，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幅超出全球的平均水平。

做进一步归纳，还可得出下面几个等式。

等式1：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即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又有内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和外需之分。在上述两个全球化的红利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均有外需的显著拉动。

等式2：国民收入=本国投资+本国消费+净出口（及变形式：储蓄=投资+净出口）。即消费需求不足对应着高储蓄，必定促成高投资和贸易顺差；反过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又会进一步推高储蓄率。在上述全球化红利期，我国储蓄率显著上升，尤其是第二个红利期，中国储蓄占全球的比重超出了出口和GDP占全球的比重。

经过两次全球化红利，中国已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启动了以内需为主的结构性调整，但我国的储蓄率至今仍维系在46%左右，依然是高储蓄国家，因此单靠内需尚不足以拉动我国经济的马车，至少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前，中国还需要新一次全球化红利的释放。第一次拥抱全球化我们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甚至还包括低环境成本、高政策优惠；第二次则是我们有高性价比的产能、高回报的产能控制权和国际市场。

2016年，中国加入WTO满15年。按照2001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体”，中国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调查时，不是以中国国内产品价格与出口价格对比，而是选取替代国的产品价格与中国产品出口价对比，来确定倾销幅度。但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应于2016年12月11日，即中国入世满15年时，终止对中国反倾销的“替代国”做法，即中国应于2016年12月11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至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美、欧、日等成员的承认，而2018年美国认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做法”让其蒙受了不公平待遇，并以此对中国实施了限制投资、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将日益严苛，包括从可见的投资、出口到不可见的规则限制，相应中国享受的全球化红利也会加速衰减。

那么，未来我们又该如何再次拥抱新的全球化红利呢？

我想有几点是必需的：符合市场机制的商业环境、有条不紊的开放政策、稳定的政治社会预期以及法治原则下降低交易成本的举措。良禽择木而栖，金融危机过后的全球市场，“良禽”原本就所剩不多，中国除了提高自身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竞争力，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