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去哪儿了？

2016年，快速下滑的民间投资无疑是中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当年5月民间投资增速曾一度降至0附近。为此，国务院紧急组建了9个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督查组，分赴18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按照2015年年底的数据计算，这18个省的GDP之和占全国的比重为72%，固定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62%），这是国务院有史以来首次对民间投资开展专项督查。10天后督察结果显示，制约民间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四点：政策执行不到位、政府管理服务弱、市场环境建设不足和企业自身管理不强，其中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负担重、成本高的问题尤为突出。随后国务院于7月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之后民间投资增速虽有所恢复，但始终未回到10%以上。而到了2018年下半年，民间投资乏力的矛盾已恶化为民营经济活力的丧失，为此宏观层再次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激活民营经济活力，但民间投资低速增长的态势依然没有得以根本性扭转。

为此，就需要从中国投资的结构性变化中探寻民间投资下滑的深层次原因。

观察2005—2018年中国投资的变化情况，有四点变化较为显著：

民间投资比重上升（最大升幅为33%），政府直接投资比重上升（最大升幅为6%），非民间投资比重下降（最大降幅为38%），但2012年之后投资结构变化的速度明显放缓。

剔除“一揽子计划”实施的非常时期，中国投资的整体增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全社会投资增速由2005年的26%持续降至2018年年末的6%。

2015年之前，民间投资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投资增速，但两者的速度差不断收窄，2015年之后民间投资增速就持续低于整体投资增速。

房地产投资波动性显著提升，其增速最高曾接近40%，最低曾降至1%。

上述四点变化又可引申出三点值得思考之处：

首先，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民间投资增速就已开始趋势性下降，其间只是被“一揽子计划”暂时阻断，但在房地产投资的拉动下，民间投资的比重持续提升。据相关统计，房地产投资中70%以上为民间投资，例如，2016年国务院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曾明确指出，当时北京80%的民间投资投向了房地产。而从上图的数据变化来看，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上升期对应，民间投资占比往往快速上升，反之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民间投资占比回落。

众所周知，21世纪以来我国宏观层对房地产行业出台的调控措施无疑是最多的，2016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由此可见，房地产领域面临的政策风险是最大的，但为何民间投资对房地产投资还如此长期青睐呢？

其次，自2012年至今，政府投资和非民间投资的占比保持了基本稳定，但同期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攀升。例如，2012年的社会融资规模为15.76万亿元，2017年和2018年则均接近20万亿元，但同期我国的投资增速和经济增速却一路下滑。由此反映出投资效率是每况愈下的，对应着金融空转的问题则日益突出。

那么，为何效率不断下降的投资格局仍能得以延续？

第三，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持续快速推进，相应“金融压抑”和“金融管制”的短板得到有效弥补，融资环境理应更舒适，民间投资作为活力最强的微观经济主体，也理应获得较大的改革红利。

但为何民间投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呢？

以上三个问题的反思，简单归结为一点就是民间投资趋势性下滑和民营经济活力丧失，这反映出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红利的共享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在经济运行中，有大量的改革红利被寻租，其中政府经济行为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带来的负外溢性影响尤为严重。

2013年，伍晓鹰教授曾对中国工业的全生产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结论是：“要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尽快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还是在于政府能否转变职能，从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我们需要一个‘经济利益中性’的政府，它应该做的就是不断地维护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应该试图以各种理由干预市场运作……试图再用政府干预来解决曾由政府过度干预所造成的问题，最终只能是问题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