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等写定叙录之义例

校雠工夫既毕，纷乱无序之简策始固定为有系统且有组织之书本，学者循序诵读，得以了解书本之内容，寻绎著者之思想，因而溯沿学术之源流，推求事实之得失，至是而书本之功用始克表现，而校书之劳力始不为枉费矣。然书本罗列，缤纷满目，选择既已绝难，寻取亦复不易。如是，则有书而无书之用，而目录学不可不亟亟讲求焉。故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志》。其义例如下：

（1）著录书名与篇目：今存古籍，惟《荀子》即孙卿。目录尚保存刘向原编状态，卷末列全书篇目，篇目各有第一第二字样，然后接写“撮其指意”之文章。

（2）叙述雠校之原委：将版本之同异，篇数之多少，文字之讹谬，简策之脱略，书名之异称，举凡一切有关雠校之原委，与校书人之姓名及上书之年月，无不备著于录，使学者得悉一书写定之经过。

（3）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例如《雅琴赵氏叙录》介绍著者云：“赵氏者，勃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闲燕为《散操》，多为之泣涕者。”有此一段，则学者知《雅琴赵氏》之著者为一鼓琴专家，其书当甚有价值，为治音乐者所宜参考也。又如《晏子·叙录》介绍著者云：“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行正，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糜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似此综述著者生平梗概，语简而意赅。著者精神既能活跃于纸上，学者于其所著之书自有不得不看之势。他如《孙卿·叙录》、《管子·叙录》之类，介绍著者，尤为详尽。馀书之叙录虽多亡佚，然辑其佚文犹多介绍著者之辞，殆于无书不述著者矣。至于不知著者为谁，则又有不知则阙疑之例，如于《内业》、《谰言》、《功议》、《儒家言》、《卫侯官》、《杂阴阳》、《燕十事》、《法家言》、《杂家言》，皆云：“不知作者”；于《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皆云：“不知何世。”亦不强不知以为知也。

（4）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例如《易传·古五子叙录》：“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易传·淮南道训叙录》：“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神输叙录》：“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周书·叙录》：“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也。”《世本·叙录》：“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战国策·叙录》：“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似此将一书主旨，扼要表出，使学者一望而知其书之性质，从而判别应读与否，此项工作效率之伟大，实超过其他各项工作一倍。无其他各项工作，固不能使此事臻于完善；然使徒有其他各项而少此一着，是犹画龙而不点睛也。

（5）辨别书之真伪：古书失传，往往有伪本冒替；后人著作，有时亦依托古人。向等校书，竟已先见及此。如《神农·叙录》“疑李悝及商君所说”，不信为上古神农之书。又如《黄帝泰素·叙录》“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不信为黄帝之书。《周训·叙录》“人间小书，其言俗薄”，不信为周代之官书。又如《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同在一书之中，一部分与其他大部分之意旨或文辞有异，尚且别为外篇，不与内篇相混，其慎审可谓极矣。乃至《汉书·艺文志》所载辨伪之注，于《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诸书，皆云：“黄帝臣，依托也。”于《伊尹说》，则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于《鬻子说》则云：“后世所加。”于《师旷》则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于《务成子》则云：“称尧问，非古语。”于《天乙》则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于《黄帝说》则云：“迂诞，依托。”于《大》则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于《黄帝君臣》则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诸如此类，实皆向等校书叙录之辞，《汉志》从而节取之，使学者洞悉各书之真伪，不为伪书所欺。其功大矣。

（6）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向等校书，非特介绍著者之思想与书之内容而已，对于思想之价值或其书所载之史事，辄加以主观之批判。如《战国策·叙录》，论“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卒致之刑错……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湣然道德绝矣。……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卒致］天下大溃，［皆］诈伪之弊也。……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此评论史事之例也。如《孙卿·叙录》谓：“唯孟轲、孙卿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贾谊·叙录》谓：“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大。”此评论思想之例也。至如《列子·叙录》分析各篇思想之异同而指出其矛盾，尤为书评最佳之模范。略云：“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

（7）叙述学术源流：荀悦《汉纪》称“刘向典校经传，考异集同”。因述“《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下云云，并与《汉书·儒林传》、《经典释文叙录》相同，而与刘向所奏各书叙录之文颇不相合。姚振宗断为《别录》中《辑略》之文。殊不知《别录》不必有辑略，而每书叙录中固有此种叙述学术之语句。试以《列子·叙录》备述“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之例推之，便知“《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一段文字必系“《易扬氏》二篇”之叙录无疑。盖欲论一家思想之是非，非推究其思想之渊源，比较其与各家思想之同异不可。举凡《汉纪》所引，姚振宗所认为《别录》之《辑略》，例如“《尚书》本自济南伏生”，“《诗》始自鲁申公作《古训》”，“《礼》始于鲁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皆各书叙录之原文也。

（8）判定书之价值：《战国策·叙录》谓其书“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晏子·叙录》谓“其［内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观”。《孙卿·叙录》谓“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管子叙录》谓“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此皆为“录而奏之”之辞，旨在对皇帝贡献，故偏于政治。其结论虽未必全是，要之，此种判定一书价值之语，在叙录中要不可缺。如其或缺，则于学者择书殊少帮助也。

经此八项工作，合其所得为一篇文章，是名“叙录”，载在本书。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指归，然后因录以求书，因书而研究学术，无茫然不知所从之苦，无浪费精神之弊。而目录之学亦已由校雠之学蜕化而形成一部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