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等典校秘书之义例

自汉高帝、武帝时对藏书作二番之整理后，“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全汉文》卷四十一辑《七略》佚文。成帝河平三年《汉书》卷十。“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兹从残存叙录钩出其校书之义例如下：

（1）广罗异本：《管子·叙录》：“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晏子·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列子·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邓析·叙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申子·叙录》：“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读此，因知向等校书之先，广罗异本，以相校雠，不拘一家，择善而从。

（2）互相补充，除去复重：异本既备，篇章必有彼此复重，或此无彼有。况古书皆简书而丝编，丝断则简乱。故第二步之工作为整理错乱，除去复重，互相补充，定著篇章。例如《战国策·叙录》：“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管子·叙录》：“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晏子·叙录》：“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孙卿·叙录》：“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列子·叙录》：“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邓析·书录》：“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未定。”此外，如《易传·古五子》、《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莫不除去复重。而《易经》则“臣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与《战国策书》之互相补充者无异，盖与除去重复同为一时并重之工作也。

（3）条别篇章，定著目次：古书每篇独立，不相联系，既或无篇目，亦无一定之次序。故第三步之工作为将不分类之零篇分类，各标以篇目，并编定其先后次序。例如《说苑·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说苑》与《新序》、《列女传》皆经向改造，“一一条别篇目”，“种类相从”，犹可谓事所当然。然于其他各书，殆亦无不经过如此手续。例如《礼经》十七篇，定著《士冠礼》第一，至《少牢下篇》第十七。《礼记》二十三篇，定著《乐本》第一，至《窦公》第二十三。《晏子》八篇，定著《内篇谏上》第一，至《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孙卿》三十二篇，定著《劝学篇》第一，至《赋篇》第三十二。《列子》八卷，定著《天瑞》第一，至《说符》第八。其篇目次序，今犹可见。据此，并参《战国策·叙录》推之，则凡古书有不分篇章，原无一定目次者，至向等始依类分篇，如标篇目，确定次序。又有原有篇章目次而不甚合理者，至向等始整理删定，使有伦理，而免凌乱。此种化零为整，分疆划域之工作，实使流动不居，增减不常之古书，凝固为一定之形态。

（4）雠校说文脱简，写定正本：《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太平御览》引作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上文已述《易经》“唯《费氏经》与《古文》书同”，“《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而《尚书》“臣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此脱简之由雠校发见，得以补足之例也。尚书“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战国策》“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可缮写”。此讹字之由雠校发见，得以改正之例也。讹脱既已订补，篇章目次又已编定，然后以“杀青，简书，可缮写”，以青丝或缥丝绳编之，而书本之形态成立矣。

（5）命定书名：中秘所藏策书，错乱相糅莒，有无书名者，有性质相同而名称杂出者，向等辄命以新书名。例如“中《战国策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又如“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晋书·陆喜传》。向又改造“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号曰《新苑》”。《列女传》亦然。昔虽有简策，而无书名，至向等始定著而命以嘉号耳。

上列五项工作，虽略有先后，而皆为雠校纷乱之古书所应有之事；在搜罗遗书之后，编定目录之前，非经此项雠校工夫，则虽有书而不能取读，欲编目而无从着手。盖上古书籍，多以简策书写，简重丝细，日久易散；而各篇单行，分合自由，非若后世之紧结固定。当刘向等校书之时，对彼实数虽仅一万三千三百余篇而容量积如丘山之简策，实痛感整理编定之不易。故父子世业，专家分工，历二十余年，始克写定各书，编定目录。由是言之：此五项工作，虽纯属校雠学之范围，而实为目录学开天辟地时所不可少之过程，亦即目录学史所应大书特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