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泯
现在我们来谈谈现实主义，并且要以此为起点，用以观察我们的文学艺术。不幸的是，我们可贵的现实主义传统，特别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四害横行的时候被糟蹋了。贺拉斯在《诗艺》中所嘲笑过的“在树林里画上海豚，在海浪上画条野猪”的那种文艺，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出现过。自然，“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的要害首先是政治上的极端反动，但是它在艺术上的彻头彻尾的反现实主义，却给文艺带来一股十分恶浊而可怕的空气。他们可以不顾生活的真实而生造故事，也可以违反现实的发展臆造什么主题；他们可以随意创造自天下降的通晓一切“革命道理的天才”，也可以把曾在枪林弹雨和革命的惊风骇浪中经历过来的老一代的革命家，一律描写成革命的对象。它的荒诞无稽，并不下于“在海浪上画条野猪”那样可笑。
我们如今葬送了这种文艺，而恢复了文艺的真实性。文艺之所以有认识生活的作用和用以教育人们，并且所以有动人的感染力，首先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是真实地反映现实。在批判“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各种谬论的时候，一个集中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现实主义，是真实地反映生活还是歪曲生活。“帮文艺”所以在艺术上苍白无力，是因为它是虚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责那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像”，使“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恩格斯为了强调现实主义创作，还提醒过“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如果说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有个基础的话，那么这个基础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所以成为主导，也正因为它植根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一切没有现实作基础的想象、幻想、理想，都不过是沙漠上的建筑，是虚无缥缈的云雾。
我们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将因“四人帮”的被粉碎而重整旗鼓。革命的文艺正如爝火之不熄，它的旺盛的生命力是不可限量的。四凶破灭，硝烟甫息，革命文艺的新芽俏枝，就随之破土而出了。以短篇小说来说，近来就有不少茁秀的佳作出现，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些短篇的题材，大致都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有关。但不论是人物与故事，并无什么雷同的地方，因为它们来自生活的不同方面，反映着绚丽斑斓的众多的生活面；不消说，也就饱含着极浓的生活气息。至于小说的思想内容，常常包容着一些令人深长思之的问题。在其间，可以看出我们生活中可喜的一面，自然也还有可悲和可憎的一面。可以说，这些小说展示着生活中尖锐的矛盾，迸发着斗争的火花，由此激起人们思绪的不尽。
在这些小说里，我们集中地看到了矛盾的纽结，就是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是一个坚持毛主席的路线，周总理的指示，让我们祖国强盛起来，还是按照“四人帮”的意旨，为非作歹，残杀忠良，把我们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河山一旦丧失，回复到旧时代去的问题。不少同志为此而遭迫害，受冤屈，有的甚至献出生命，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了贡献；也有人左顾右盼地在十字路口徘徊趑趄，或者逃避斗争，寻找避风港；还有少数人为利欲熏心所误，在逆流中投机取巧，亮出了他的卑劣的心。
大家所熟知的《班主任》，它揭示的主题是深刻的。教育下一代，挽救已经堕入深渊中去的青少年，这个现实课题，有着很大的社会吸引力。但是生活告诉我们，对于宋宝琦这类孩子，尹老师可以充耳不闻，学校的空气是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现象，人们往往习以为常。这里写了一个平凡的老师张俊石，独有他那种知难而进的高度责任感，显示了他所在教育战线上中流砥柱的崇高形象。他把教育后代和仇恨“四人帮”并决心肃清它的毒害联系得那么紧密，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和下一代的成长更是深谋远虑。他在公园里坐着独自思考的一段描写，无疑是一篇向“四人帮”夺还青少年的英勇的挑战书。如果说，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么张俊石就是教育战线上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
作者刘心武的另一篇小说是《没有讲完的课》，它表现了和“四人帮”帮派体系的直接斗争。小说中的徐愫珍和丁朵两个教师，在平凡的岁月里也许是不容易看出什么重大差别的，但是在政治浪潮中却分了高下。在抵制还是屈服、迎合“四人帮”意旨的风浪里，徐愫珍的执着和不屈，丁朵的曲意逢迎，分明勾勒了政治上的分野。类似的画面还有张有德的《辣椒》，王双合和李冠一是自小相好的朋友，到了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能够挺直腰杆的王双合和违背政治良心的李冠一，终于泾渭分明。老农宋大伯的严峻的态度，对李冠一灵魂上的撞击，从作者的意图看来，算是一种惩前毖后的规劝吧？
十一次路线斗争，贯穿在现实生活中，激起了怎样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于短篇小说中表现得也是比较充分的。吴强的《灵魂的搏斗》（见《上海文艺》），写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干部丁一飞，他在“四人帮”迫害下的庄严的身影，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气节。《献身》（陆文夫）和《高洁的青松》（王宗汉，见《吉林文艺》）不约而同地以夫妇关系为素材展现了斗争画面。《献身》中的卢一民，在“四人帮”反对四届人大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以一个正直的革命知识分子姿态出现，坚信科学一定同祖国强盛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妻子唐琳的飘然远引，并不能改变他的初衷，他身受迫害，几乎丧命，这一形象在科学战线上有着普遍的典型意义。《高洁的青松》则是写工业战线上的老干部杨建夫，矛盾直接联系着他的妻子陈静一边，杨建夫的降职和陈静的“升官”，宣示着一场正义和丑恶的搏斗。至于《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王蒙）、《取经》（贾大山，见《河北文艺》）这两篇农业战线上的斗争画面，更显示了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较量，是美与丑、善与恶的交战。《人民的歌手》（莫伸，见《陕西文艺》）热情歌颂了一个青年歌手以舍死精神爱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文学作品中描写这个惊风骇浪的斗争不是偶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必须反映时代的强音，要它不反映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点也不奇怪，现在出现的一些引人瞩目的短篇，说明作者对于这个重大问题多么关注。
自然，可喜的还不止短篇小说的作者们写了这个斗争中足资楷模的人物，从斗争的侧面，还描绘了一组奇瑰的图景。我们看到了《窗口》（莫伸）中的韩玉楠，她为革命而勤学苦练，不因那种恶意的讥讽和打击的“帮风”“帮气”所动摇，是我们铁路战线上的一颗小小的红星。茹志鹃的《出山》（见《上海文艺》），故事平凡，但小说中万石头的热爱社会主义和敢于同资本主义作风做斗争的精神，写得丰神迥异，画出了劳动人民大公无私的光彩。《丹梅》（叶文玲）写了一个我们仿佛并不陌生的姑娘，她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心意，并无半点私利和虚荣；当那个杨秘书要把她引向所谓“反潮流”的邪路时，她愤然地辞去了知识青年大会的代表，这个行动，给人们送来了一股异样的芬芳。刘心武还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人物邹宇平（《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见《北京文艺》）。倘说人物的从落后到进步的转变，正是现实生活发展所昭示的一个方面，那么小说的描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题目。那种认为作品只能以英雄人物为主角的立论，不消说，显然是有悖于“双百”方针的。只要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于人们有益，为什么要限制题材的范围以至限制作品中的人物呢？如今刘心武的这篇小说，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写了这一方面的人物并列为主角，对于人物思想转变的情节构思，虽不免有些失之匆忙，但大体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邹宇平一度只是关心自己，注意穿着；但是“四人帮”妄图迫害敬爱的周总理的时候，他奋臂而起，激发了朴素的革命怒火。人民的自觉的革命性常常是为敌人所逼出来的。我们看邹宇平的成长，有一种倍觉亲切之感。这样一些可爱可喜的人，是我们时代的珍宝，比之“四人帮”的所谓“起点要高”的虚假人物，实在不可以道里计。只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艺术，才会产生深刻的社会教育作用。
那些短篇小说，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为时代的洪流冲击而下的人物。历史是无情的，不能因为他们的灵魂卑微而不去描写他们，现实的矛盾把他们推上了现实斗争的舞台，文学作品不去描写他们，就无异无视了现实的矛盾。况且，揭示他们的灵魂深处，给人们增长阅历和见识，一样是有益的。
不必说像哈皮敦、谢力甫（《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这些浸透了“帮风”的反面人物，和马天水式的何必礼（《灵魂的搏斗》）这样的败类，这样的人物，我们是熟悉的。值得深思的是像陈静（《高洁的青松》）这个人物，从一个革命干部堕落为出卖灵魂、出卖丈夫的帮派人物。文学作品中出现这样的人物是先前所少有的。不过作者在处理陈静这个人物时，也颇费了心机，她为自己写下了一场悲剧，在小说的最后笔墨里，那个陈静“来回走了三趟了”，“一个人提着个旅行袋，孤零零地站在路灯底下”。她想回家，但是尽管近在咫尺，她永远也走不进家门去。这个艺术处理是好的，让这个灵魂留给读者去诅咒吧。《献身》中的唐琳，作者对她离开丈夫是有谴责的，但是毕竟给予了某种宽容，让卢一民和唐琳的重叙，造就了从隔膜进入到某种和解的气氛，作者的立意看来是让唐琳去默省自己的内疚，在艺术上也许更符合生活本身吧。自然，他们夫妇关系的前途未卜，读者可以去作自己的猜测。
可是有的作者在谴责这类人物时，也有使用了温和的笔触的，例如《取经》的文笔就是。虽然如此，但也并未掩盖了作者的爱和憎，倒是在读完小说后，那种辛辣的含义也随之溢流而出了，让人们去领受爱和憎的感情。作者对于王清智这个人物，看来是意在使他及早反省，即使是墙头草，也还是寄予改正错误的希望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班主任》中的谢惠敏。
这是一个纯朴的青年，把她放在反面人物中去是不适当的；但是在是非面前，她又远非是一个称得上的正面人物。她把穿小碎花衬衫，带褶子的短裙，谁唱什么新歌，都看作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青春之歌》《牛虻》这些书，在她看来是“黄书”。对于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事物一律视之为正当。用作者的话说，这些是“‘四人帮’在她身上播下的病菌”。所谓纯而又纯，“左”而又“左”，生活告诉我们，这其实就并非是什么真纯和真左。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谢惠敏式的人物。但是人们是容易痛责宋宝琦而宽恕谢惠敏的，这很容易理解，谢惠敏没有犯罪，谢惠敏总是个好同学。不过倘说要治理毒害，在某些方面，谢惠敏的改变，可能比宋宝琦还困难一些。作者从生活中塑造出这一个人物的形象，实在有着甚深的社会意义。
读完这些小说，一些问题立刻萦回于我们脑际：为什么我们这个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多年的国家，却出现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同“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应不应该联系起来看？怎么改造这些人和怎样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谢惠敏式的青年究竟怎样才能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从革命的征途上过来的陈静式的人物，为什么会在“四人帮”面前摇尾乞怜？唐琳式的软骨病与投机心理，究竟怎样才能驱使他们重新获得对于人格尊严的认识？诸如此类。
自然，这些问题作品是不能解决的，看来要留待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去才能解决。不过，作品提出了问题，引起人们的思索，也就算完成了它的使命了。
大约是久已不读好小说了，现在看到了这些优秀的短篇，它们掩映着的一抹异彩，使人感到难以抑制的欣喜。自然，这里涉及的只是仅就读到有限的部分作品，远非是当前值得称道的短篇小说的全部。虽然如此，但也可以看出短篇小说这片园林的茂盛气象了。对于这新气象，有心人都会用足够的热情去估计它们的成就。不过，我们今天来不及去评述它们的不足之处了，因为这是次要的；作品的主要方面是它们触及了时代的脉搏，真实地描写了现实。那些小说里面写了张俊石、丁一飞、杨建夫、卢一民、徐愫珍、李黑牛这样的人物，他们在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里是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到了七十年代才呈现出他们的英姿。我们过去熟悉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梁生宝、李双双、杨子荣、秦德贵等等，这些形象自然也长存于人们的心中，但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所刻上的时代的阶段性，也是很显然的。七十年代出现的新人物，已经不只是这样的面貌了。现实生活已经向我们的作家提出了塑造新人物的新课题。同样，像王清智、李冠一、何必礼、陈静、唐琳、丁朵这另一类的形象，过去文学作品中也是不曾有过的。但是读者对他们并不陌生，因为人们在生活中已经见到过他们。
一些现实生活中的新主题和新题材，常常需要作家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才能丰满起来。二十多年前文学作品在描写工人阶级的问题上，也曾经经历了艰苦的艺术实践的探索过程。今天文学艺术在探索关于批判“四人帮”这个重大的新主题时，文艺家们作出了不少可贵的艺术尝试，戏剧工作者在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的新人物等方面，作出了新的示范；我们的短篇小说作者，在反映多样的题材方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斗争画面，描绘了我们曾经熟悉的但是比之生活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的人物。这些良好的艺术上的探索的开端，这些已经达到的和可以想象将要达到的成就，正显示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文中作品未注明出处的，均见《人民文学》
原载《文艺报》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