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寨
自去年十一月以来，青年作者刘心武同志在《人民文学》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班主任》《没有讲完的课》《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爱情的位置》等四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系列尖锐而迫切的问题，激动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其中，《班主任》影响最大，其次是《爱情的位置》。它们都是作者对生活进行长期的、认真的思考的结果。这种思考，就使刘心武同志的短篇小说闪耀着生活哲理的光辉，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以信心、勇气和力量，推动人们为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危害而斗争。
“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严重存在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清除这些流毒和影响，需要全体人民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顽强的斗争。“四人帮”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到底造成怎样的危害，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到底有多深，《班主任》等四篇小说，以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令人信服地作了说明。
曾在中学里担任过十几年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同志，对于“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累累罪行，“有切肤之痛，心怀深仇大恨”。他看到“四人帮”的思想流毒怎样无孔不入，怎样侵肤刻骨，腐蚀了不少年轻纯洁的心灵。经过对大量生活素材的积累、分析和严肃深入的思考，作者发现“四人帮”不仅明目张胆地教唆出一小撮张铁生式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恶棍，而且把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扭曲成“畸形”。这种灵魂的“畸形”，是一种精神的内伤，伤情深，危害大，但因为是内伤，却容易被忽略。揭出这种容易被忽略的内伤，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引起疗救，这是刘心武同志的主要贡献，也是《班主任》能够激起巨大社会反响，成为粉碎“四人帮”以来，或者十多年来第一篇影响最大的优秀短篇小说的重要原因。
《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这两个形象，都是“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摧残下产生的“畸形儿”。这两个形象，概括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具有普遍的意义。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年月里，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对我们来说并不生疏，随着作者的笔锋，一颗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化的黑暗而空洞的心灵，一个被“四人帮”扭曲的“畸形儿”，便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的面前，令人触目惊心。然而作者并非仅向我们展示一种罕见的病态，而是又进一步作了透视。他生长在新社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沐浴着新生活的阳光；他出身工人家庭，这个家庭对党、对毛主席、对周总理和华主席都非常敬重，深有感情。但是他却没有走正道，冥顽、颟顸、愚昧。作者对这样一个孩子，既有惋惜，又抱着“救救”他的热切期望，而且写出他在冥顽状况下，对社会主义法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宋宝琦并不是天生不可雕的朽木。围绕着关于小说《牛虻》这段情节，作者深入揭示了宋宝琦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点。
宋宝琦从学校查封的仓库里，偷来《牛虻》这本书，虽然书中的插图曾被他恶作剧地反复涂抹，但却根本没有看过书的内容。老师找他谈话，他真诚地认为《牛虻》是“黄书”，畏罪地说“不该看”，服罪地说“再也不敢看”。这与其说是好笑，不如说是可怜。“四人帮”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残酷无情，把一些无辜的孩子引上犯罪的道路，推进了无知的深渊。我们民族的许多幼苗，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变成了可怜的“畸形儿”。
谢惠敏看来同宋宝琦迥然不同。她体貌端庄，品质纯正；她具有劳动者后代的气质和纯洁的阶级感情。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时间精力太多，她的功课并不太佳，作业有时完不成，但她并无丝毫投机心理。任何一个中学似乎都会有这样的“团员干部”“积极分子”被重用，但一种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病症，浸入了她的肌体内部，深入了骨髓。那个“四人帮”的黑干将派驻她所在学校的联络员，通过对她的个别“教诲”，逐渐使她在思想观念上形成了一种“铁的逻辑”：凡是当时被禁止的书都是黑书、黄书；要阅读什么书，先要问一问当时受“四人帮”控制的报刊是否“推荐过”。她真诚地相信“四人帮”宣传的那一套，以此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她视野狭窄，是非模糊，热情而盲从，真诚而糊涂，把自己禁锢起来，又去禁锢别人。人们并不喜欢这种人，但又不敢断然否定她，甚至还得遵从她，因为浸透了她整个灵魂的那一套极“左”的东西，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林彪、“四人帮”鼓吹成最革命，深受“四人帮”毒害的谢惠敏这样的人物便成了青年学生的“标兵”。也就是说，“四人帮”给这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披上了迷惑人的革命外衣。作者透过这个人物的端庄体貌，揭示了她灵魂的黑色烙印，从而赋予这个形象以比宋宝琦更深刻、更普遍、更典型的社会意义，在我们文学史的形象画廊中增添了一个新的“熟识的陌生人”。
《班主任》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还在于作者能够从谢惠敏和宋宝琦这样两个迥然不同而且尖锐对立的性格中，发现某种内在的联系，揭出共同的根源。虽然谢惠敏对待“小流氓”的“阶级警惕性”挺高，斗争立场挺坚定，而且晃着小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但是，对于《牛虻》的看法，她同宋宝琦竟不谋而合，达到惊人的一致，都认为这是一本“黄书”。所不同的仅仅是：一个给书中插图上的女人都画上了胡子，一个看见书中有外国男女恋爱的插图，就认定是“黄书”的铁证；一个认罪地说“不该看”，一个愤恨地说“得狠批”。这种不同，不过是表现了不同形式的蒙昧无知。他们又都是在根本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情况下做出这种武断结论的。所以如此一致，是因为正当他们向人类知识打开眼睛的时候，一切人类文化知识都被“四人帮”宣布为“封、资、修”的毒品，被封禁。两个似乎截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共同的结论，“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种奇特现象！”这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四人帮”猖獗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宋宝琦和谢惠敏的无知和愚昧，就是“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推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的表现。我们的教育，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之下，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破坏的瓦砾上，必然产生宋宝琦、谢惠敏这样的学生。当我们听到作者痛彻心扉地呼喊：“‘四人帮’不仅糟蹋着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谁能不为之深深感动！作者的深广忧愤，和整个民族的心是相通的。由于这种相通，他的《班主任》充满了高昂的激情，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力量，掀动起读者的深沉感情。在这里我们看出，一个作家对生活的认真、严肃的思考，以及在艺术上的深入开掘，怎样触及历史潮流的深处，怎样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从而使他的作品具备一种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本来宋宝琦与谢惠敏的故事在《班主任》中是两条平行的线，这两条平行的线，像带电的导线一样，通过关于《牛虻》的情节相碰触，一下子便迸发出惊人的思想火花和艺术火花。
刘心武同志对生活的思考，并不仅仅停留在宋宝琦、谢惠敏这样的孩子们的命运上，他的开阔的视野，同时向着其他不同类型的青年。在《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既不同于宋宝琦，也不同于谢惠敏的邹宇平的形象。邹宇平在学校里是一个品质、功课、纪律性都是中等水平的学生，到了社会上是一个“好好干活”的青年，如果在正常条件下，他是一个“本可以熔铸成丰富而美丽、激昂而奋发的灵魂”。但是他没有遇到这种正常的环境，正当一个人处于长知识、长身体、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时候，他的灵魂却被扭曲了，成为另一种变态的畸形。在学校里他得不到严格的训导，因为教师对学生哪怕是善意的批评，也可能被扣上“打击儿童团”的政治帽子；在社会上也找不到真正吸引人心灵向上的小说及其他精神食粮，因此，加上自身的弱点，他便被“四人帮”造成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向一个典型的庸人的道路，“下了班就张罗张罗自个儿”，自我欣赏，顾影自怜，一件米黄色的大衣成了他的差不多全部的精神寄托。《爱情的位置》中的亚梅的精神状态，同邹宇平简直像同胞兄妹。邹宇平的精神寄托在一件时髦的大衣上，亚梅的心思却用在“搞对象”的物质条件上，她按照流行的观点挑选着没有爱情的对象，眼睛里只有职位、工资、财富这些“最实际”的东西。她身上散发出同她的出身、年龄、经历极不协调的庸俗气味，然而并不自觉。因为在“四人帮”严加限制的狭小天地中长大的亚梅，根本不晓得人世间还有一种叫作“爱情”的东西，只知道爱情是“禁区”，那里面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于是她也就只懂得“搞对象”，办理结婚登记等一些例行手续。当她听到自己的女伴说正在恋爱时，她惊讶得目瞪口呆，诧异一个团小组长怎么会大言不惭地说出“爱情”这个“可耻的”字眼。就是小说中的孟小羽和陆玉春，也是经过了迷蒙曲折的过程，才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和爱情的位置，这在革命前辈那里其实是早已明确解决的问题。
《牛虻》是一本黄色的小说吗？社会主义社会的青年应该只顾打扮自己吗？爱情的位置在哪里？这些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或者早已有了明确答案的问题，却成了我们当代一些青年人的谜语。这是“四人帮”的蒙昧主义造成的历史大倒退，使我们今天一些青年人不能不从ABC启蒙开始。刘心武同志的这些小说，不是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答案，而是启迪青年回顾过去的革命传统，正视被“四人帮”破坏的现实，展望“四个现代化”的未来，向生活打开广阔的眼界，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历史责任进行认真思考。
应当指出，作者在揭露“四人帮”给我们年轻一代人灵魂上造成的创伤时，并没有伤及我们这代青年人本身，正如医术精湛的医师，在割除病人身上的痈疽，并未伤及健康的肌体一样。例如邹宇平这个一度沉入迷津的青年，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四人帮”搞得乌云翻卷、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的时刻，他像许多青年一样，一下子猛醒了，并投身到澎湃的革命急流中去。他说：“我邹宇平再浑，这一腔子血也还是红色的——谁敢骂周总理？我去跟他拼命！”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早日给“社会主义祖国母亲”穿上“四个现代化”的服装，他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在宏伟建设的背景上活动着他的新身影，他那件一尘不染的米黄色的大衣已经成了一件只有“使用价值”的工作服。尽管作者对于邹宇平这个人物的转变过程刻画还不深，但他的转变是完全可信的。虽然亚梅直到故事结束的时候还没有觉醒，还向自己的女伴讲这样糊涂的忠言：“听大姐的话——实际点儿。”但我们相信她会觉醒的。《爱情的位置》中的那个“小胡子”，可以说是宋宝琦没有转机以前的流氓伙伴，他依然处在蛮横的愚蠢状态中，但作者通过人物的口给他的最严厉批评和最后结论是：“总有一天——要后悔的。”至于宋宝琦和谢惠敏将会从无知的深渊中被拯救出来，在《班主任》里已经是可以预见到的前景。
刘心武同志在《没有讲完的课》的开篇说：“回叙往事，不是为了图解我们已经获得的正确概念，而是为了尽可能深入地去剖析探究那些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问题……”这段话是讲得很深刻、很富哲理性的。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粉碎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以后，中国人民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长征，面临着新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正如华主席概括的“抓纲治国”，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我们新长征进军的特点，就是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排除“四人帮”设置下的障碍和羁绊。为了更好地前进，就需对过去十年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加以总结，“尽可能深入地去剖析探究那些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问题……”这需要思考，也需要勇气。刘心武同志的四篇小说，正是他对一些“尚未完全理解的问题”，经过严肃认真的探究和剖析以后所提出的见解。文学创作，它的生命不是“图解已经获得的正确概念”，而是对生活进行创造性的开掘和发现，而且是一种不应重复的、不断的开掘和发现。
在《班主任》里，张俊石老师曾严格要求自己，并反躬自问：在“四人帮”乌云压顶的形势下，难道就不能更勇敢地向反动东西进行斗争，更明确地引导学生识别是非？在《没有讲完的课》里关于教师丁朵这个形象，作者曾尖锐地问道：是什么外力和内因使这个人的灵魂“蜷曲以适应”？丁朵不同于谢惠敏，谢惠敏的盲目出于热情，糊涂出于真诚，是幼稚青年受欺蒙。丁朵并不糊涂，她是自觉熄灭了内心的热情，压抑了一个革命者的良心。她受“四人帮”“已经得势了”的意念控制，不再坚持真理，在事实面前不敢“较真”。她思考问题的“中轴”是“四人帮”的意图以及字面的提法。“四人帮”掀起的“反复辟回潮”的黑风浊浪，固然使她左顾右盼，顾虑重重，但她担心的是自己的小康之家被触动，是支部委员、教学组长的乌纱帽被摘掉。不可原谅的是这种意识却又被她“掖藏在灵魂深处的抽屉里”，明明是害怕连累自己，却说是为了保护别人；明明是屈服于压力而同流合污，却说是为了成全集体。“你怕这怕那，就缺一怕——你就不怕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重新变成‘东亚病夫’”！虽然这样尖锐的指责刺痛了她，但她“还没有惭愧的情绪滋生”。她躲回暖气扑人的家中，落身到新买不久的沙发椅上，让小女儿冲上一杯麦乳精递给她喝。这个形象不是上述受害者青年形象的继续，而是新的开拓。这个形象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思想流毒的运动中，像丁朵这种精神状态的人，是应当照一照镜子，拉开那个掖藏在灵魂深处的抽屉，进行一次认真的大扫除，尽扫被“四人帮”蒙上的灰尘，总结经验教训。在文艺作品中，对于这样的人，就是应该予以针砭，使他们在安乐沙发上再也坐不安稳；如果能下决心，服以苦口良药，从此清醒过来，改弦易辙，岂不很好。
以《班主任》为代表的几篇小说，揭出了由“四人帮”造成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弊病，目的是为了引起疗救，作者的批判锋芒，始终是对着“四人帮”的。有人说这些作品是“暴露文学”，是“批判现实主义”。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由于受“四人帮”长期宣传的一套帮规帮法的蒙蔽而执迷不悟，至少也是对于刘心武同志的小说中所反映的问题无动于衷。在这些作品中的确描写了一些有内伤的畸形性格，但这是充满革命激情和革命义愤的控诉。如果要说暴露，暴露“四人帮”难道不应该吗？而且，在作品中，除了那些带有“内伤”的人物，还描写了一些正面的、健康的青年形象，如《班主任》里的石红，《没有讲完的课》里的岳航，《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里的刘丽云、赵海涛；又如教师曹战波、尹达磊、宋宝琦的母亲、孟小羽的家长，以及对“四人帮”阳奉阴违、虚与应付的新闻记者等，都是一些正面形象。有的人物虽然只描绘了一个侧影，但却使人觉得他们身上带着生活的清新露珠，精神上闪耀着青春火花。这种精神火花即使迸发于一瞬间，却使人感到并不缥缈恍惚，是发自生活的煤层，有着深厚的底蕴。这些以正面形象出现的青年，或者从前辈长者那里受到了思想感情的启示指引，或者从密藏的进步精神食粮中吸取了营养和力量。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爱，对“四人帮”的恨，鼓舞着他们，他们就是这种时代精神潮流的浪花，这给整个作品提供了奔腾的时代背景和明丽健康的情调。
至于《班主任》里的主人公张俊石老师、《没有讲完的课》里的主人公徐愫珍老师，都应当认为是教育战线上的英雄人物。作者给予这两个人物的素质是崇高的，都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人格的美。《爱情的位置》里的主要人物孟小羽和陆玉春，也是难能可贵的两个正面的青年形象。他们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用默默的模范行为实践自己的革命信念和影响别人，像不为人注意的基石一样，把自己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是平凡而崇高的英雄人物，令人觉得可亲可敬。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里。
风格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刘心武同志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为对生活的严肃认真地深入思考。从题材上看，作者着眼于那些在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而又尖锐迫切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剖析判断，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艺术处理上，作者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如通过一个“小流氓”学生的转学，一堂物理课，一件大衣，两个男女青年在公共汽车上的邂逅相识等，进行解构，展开描写，不追求外部结构的安排和华丽的描绘，而倾力于向事件内部作纵深的开掘和刻画。他描写的人物也多是一些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如普通的教师、中学生、一般社会青年、学生的家长邻居等，通过这些普通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精神世界以及灵魂搏斗的内在历程。作品描写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学校、街道，而且具有浓厚的北京特有的地方特色，如北京的筒子河，团城外的梧桐树，“三门大街”的大型建筑工地，电报大楼报时钟声……这些使人感到格外亲切。刘心武同志很注意生活细节的描写和人物语言的锤炼，特别是注意通过某些细节和人物的炼语表现深刻的思想含义，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照亮全篇的作用。就整个创作来看，刘心武同志是一位对生活作不断严肃思考、深入开掘的作者。因此，他的作品富于哲理性，人物形象有思想深度，结构既撒得开又收得拢，朴素缜密，浑然一体。因而，他的作品显得厚重，读起来有一种进入生活激流漩涡的感觉，波涛翻滚。
刘心武同志的创作有没有值得商讨和可改进的地方呢？我以为是有的。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向戏剧创作提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的要求。这个要求不限于戏剧创作，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它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用这样的要求来衡量，刘心武同志的这些作品，仍有不足之处，如作为短篇小说，头绪未免过繁，篇幅也嫌过长；另外作品中的有些议论，并非完全必要。
《班主任》并不是作者的处女作。在《班主任》等四篇小说之前，作者已发表过不少短篇及一个中篇，从字数上来说，前者超过后者。为什么在作者的创作上会出现这样新的突破呢？作者自己总结经验说，“关键在于以前或多或少总是有点从概念出发”，这些作品则是“挣脱‘主题先行’的枷锁的产物”。《班主任》等四篇小说本身也是揭批“四人帮”的胜利成果，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要收获。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时期必将产生新的作品，新的作者。正如刘心武同志自己说的，他是“在新长征的文化队列中”的“一员新兵”。我们热烈欢迎这样有才能、有希望的新兵入列，祝他在新的长征路上写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原载《文艺报》197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