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产出的部门结构

表3-4显示了2014年各地区GDP的广义部门结构，以及其1985—2014年期间的变动。

注：“服务”是指除了初级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以及制造品外的所有部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OECD国家和FSS国家。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国家账户合计数据库，并以联合国国家账户数据库的细节数据以及其他数据来源作为补充，以将矿业从“工业”中区分出来。中国在1985年的制造业比例采用GGDC10部门数据库做了调整（原因是联合国该年的中国数据是关于工业而非制造业的）；印度1985年的制造业比例采用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做了调整，后者的数据比联合国的数据更接近印度官方的估计。关于数据源和计算的进一步细节见统计附录。

注：2010年禀赋（2010）数据来源与图31一致，产出数据来源与表34一致。回归线表明跨国相关关系，而非跨地区相关关系。回归线的斜率为0.63，R2为0.45。（跨地区的回归线斜率为0.37，R2为0.21。）

（一）制造品/初级产品产出

在各个土地富足的组别中，2014年GDP中初级产品的比例，随着它们由受教育水平表示的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降低。图3-6更为清晰地给出了一个HO关系，将制造品/初级产品产出比例和技术/土地禀赋比例关联起来。跨地区存在一个向上的倾斜，同时图中的跨国回归线也显示了同样的倾斜（这一倾斜程度并不如图3-4中出口曲线的斜率那么陡峭）。^[15]这一产出比例与技术富足程度正相关，与土地富足程度负相关，这些相关关系已经由表3-5A前两行中的跨国回归所确认。

在OECD和土地富足的区域，制造品/初级产品产出比例（见图3-6）与对应的出口比例是相似的（见图3-4）。^[16]尽管如此，在所有四个亚洲发展中地区，出口比例都超过了产出比例。在东亚，尤其是中国，这是因为出口比例很高，而产出比例则是寻常水平（与跨国回归线相比）。对比之下，在南亚，则是因为出口比例是寻常水平，但是产出比例很低。

东亚与南亚的这些差异部分地反映了两个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政策和劳动法的差异。此外，东亚平均受教育水平比南亚更高，是因为前者有更多工人受过基础教育，而未受过教育的人则更少。由于受过基础教育的工人对于制造业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制造用于出口的劳动密集产品，这一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可以同时帮助解释为什么东亚的制造品/初级产品出口率异常高，以及为什么南亚的制造品/初级产品产出比例异常低。

1985—2014年期间，制造品占产品产出的比例在每个土地稀缺的国家都上升，在每个土地充足的国家都下降（见表3-4第4列）；出口比例的变化模式也是如此。在跨国层面上，制造品/初级产品产出比例也与土地富足水平反向相关，正如表3-5A的第三个回归所示：1985—2014年，前两个回归中土地的系数下降，表明土地富足国家在制造业上的比较劣势恶化。R2并未提高，表明各国的产出结构并未与它们的禀赋更为相关——不像它们的出口结构那样（尽管1985和2014两个年份的产出回归的拟合程度都比对应的出口回归要好）。

（二）服务/产品产出

2014年，服务在所有地区GDP中所占的比例都超过了50%，这一比例在教育水平更好的地区变得更高（见表3-4第3列），在拥有更高受教育水平的国家也是如此（表3-5B的前两个回归）。然而，尽管在各个国家，服务在平均水平上都比产品要更为教育密集（如统计附录所示），服务占GDP的比例与平均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比较优势并无关联。大多数服务仍是不可贸易的，而它们在更高受教育水平国家拥有的更大比例主要反映了人均收入更高的国家对服务的更高需求（以及更高的相对价格），而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是相关的。

1985—2014年间，GDP中的服务份额在除了一个地区外的所有其他地区都上升了（见表3-4最末列），而这一比例上升的国家则占到所有国家的四分之三。跨国来看，这一比例的改变与人均收入增长正相关，但是后者仅仅解释了变动的5%。而更大程度的变动则由受教育程度的初始水平（正相关）和土地富足程度（负相关）来解释，如表3-5B的第三个回归所示。^[17]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土地比率较高国家中制造业的快速扩张产生了更多的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这种服务贡献了制造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五分之一（WTO，2014，图C.11）］。这个假说得到了以下证据的支持，即在这个时期里GDP中服务份额变化与制造品／初级产品比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三）产出中的去工业化？

一种对工业化标准的测算方法是计算制造品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见表3-4第2列和第5列）。在土地富足的地区，产品产出中制造品比例的下降由GDP中服务占比的上升而得到填补，导致这些地区去工业化，尽管这只发生在中东与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这些地区从一开始就是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在土地稀缺的地区，制造品占产品产出比例的提升被服务比例的提升所抵消：这些地区中的三个中，制造品占GDP的比例仍然上升了，但是其在土地稀缺的OECD国家下降了，在中国也是如此，而中国在起步时有着异常低的服务比例（如同FSS国家一样，而在FSS国家去工业化程度是最高的）。

跨国来看，制造品在GDP中比例的改变（见表3-5C的第三个回归）与土地富足程度无关，后者对制造品占产品生产比例的负效应（见表3-5A）被其对产品占GDP比例的正效应所抵消（表3-5B对服务占比所起到的负效应的补集）。如果用于制造业的生产者服务被包含在“工业”的测算中，或许土地富足程度与去工业化之间会存在一个更为清晰的相关关系。

注：数据来源与图3-1和表3-4一致。其他注释与表3-2一致，但是本表所有回归均为125国的跨国回归。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也在去工业化，如表3-4倒数第二行所示，但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OECD和FSS地区的衰退。^[18]在所有发展中地区（即从世界所有地区中减去OECD和FSS地区）制造品占GDP的比例并未改变，如表3-4最后一行所示［首先由Haraguchi（2014，图3A）报告］。然而，如果将中国从计算中除去，这一比例将会降低（从18.7%降至16.0%），而不是保持不变。同样，尽管所有发展中地区一起，将它们在世界制造品产出中的比例提高了28%（从19%到47%，以当前价格计算），这28%中有20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的贡献。

按照不变价格，发达国家中制造品占GDP的比重仅有微小的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则是总体显著上升（Haraguchi et al.，2016，图5D及图6B）。在土地富足的发展中国家组中，拉丁美洲国家在不变价格下，制造品占GDP的比例仅下降了2~3个百分点，而在MENA这一比例则有轻微上升，尽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下降幅度看起来不会比按当前价格计算的小。^[19]在亚洲土地稀缺的国家，制造品占比的变化在不变价格下更为强烈，尤其是在中国，制造品相对价格的跌落幅度异常之大。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更为集中于更大、更富有的国家（Haraguchi et al.，2016）。^[20]2014年发展中国家制造品占GDP比例的未加权平均值是12.5%，远低于表3-4中20.3%的比例（这是一个按GDP加权的平均值），这一差距比1985年更大（当时的两个均值分别是14.8%和20.2%）。^[21]集中度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崛起。如果没有中国，加权均值与未加权均值之间的差距将会稍微缩小，而非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