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就业的部门结构

表3-6展示了各地区就业广义部门结构的水平与变动。制造业比例同时以总体比例和“正式”就业（在工业调查所覆盖的企业中就业）比例的形式呈现。正式就业的制造业比例在发展中区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2014年，东亚国家的均值是60%，南亚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是30%，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中东与北非国家则介于二者之间。

注：“服务”是指除去初级产业（农业和矿业）以及制造业外的所有部门。“正式制造业”指达到官方调查最小规模或是注册标准的企业。“发展中国家”不包括OECD国家和FSS国家。2014年是最近的有可得数据的年份。数据主要来源于Haraguchi等（2016）的就业数据库，并以ILO WESO数据库作为矿业和20个数据缺失国家的补充数据来源。正式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据来自UNIDO数据库最接近1985和2014的年份。关于数据来源和计算的进一步细节可见统计附录，包括关于中国制造业雇员总数的各种不同估计的讨论。

（一）制造业/初级产业就业

在每个土地充足的组别中，2014年受教育程度更高地区的初级产业就业比例更低一些（见表3-6第1列）。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在发展进程中的现代化，大幅提升了这一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作为结果，表3-7A1和表3-7A2对制造业/初级产业就业比例的跨国回归中，尤其是正式就业比例，受教育程度的正系数远大于对应的产出回归（见表3-5）中的系数，尽管这一结果部分源自制造业比初级产业更具有技术密集型的特征。

如同出口与产出的对应比例，制造业/初级产业就业比例在劳动力平均拥有土地较多的国家会更低，但是这一关系的统计显著性，在忽略异常值和东亚国家后并不稳健（正式或所有制造业就业均是如此），而国家大小的相关性则更低。在产出回归中，R2在1985—2014年间并未上升。

这段时期中制造业/初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动，在跨国层面上微弱地与土地富足程度负相关，同样微弱地与国家大小正相关（见表3-7A1和表3-7A2的第三个回归）。但是该比率与起初的受教育程度之间却存在着强烈的非线性关系：制造业/初级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动，仅在某一点前与国家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正相关，而越过该点后，这一效应就会逆转。^[22]

这一非线性特点，并非源自制造业/初级产业产出比例的变化（该变化与受教育程度无关），而是源自制造业相对于初级产品生产的劳动密集程度的变化（见表3-7A1和表3-7A2的第四个回归）。负的二次项捕捉了全球制造业在这段时期中的重构：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增长（此类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会增加制造业的相对劳动密集程度，因为前者能够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部门），以及发达国家中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技术密集型活动的变动。^[23]

这些回归也揭示了跨国之间存在的、1985—2014年间制造品相对于初级产品生产劳动密集程度改变与初始土地富足水平的正向关系。由于劳动密集程度（就业/产出）是劳动生产力的倒数，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土地富足国家在制造业上的比较劣势加深，与它们制造业部门工人人均产出的更为缓慢增长存在联系，这是相对于初级产业部门增长速度和与土地稀缺国家相比而言的。

（二）服务/产品就业

服务业就业比例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高（见表3-6第四列），跨国比较也是如此（见表3-7B的前两个回归），主要原因是在发展的普遍进程中，对服务相对需求的提高和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在土地富足的区域，服务部门就业比例更高，但这仅仅是因为前者更为富有：在表3-7B控制了受教育程度和国家大小之后，土地富足程度和服务业就业比例之间不再存在跨国的相关关系。

注：数据来源与图3-1和表3-6一致。除以下两点外，其他注释与表3-2一致：

（1）回归跨125国，除了正式制造业的回归外（由于数据缺失，回归跨82国）和表3-A1、表3-B和表3-C1中的第三和第四个回归，这些回归忽略了表3-2注释中列出的、有自变量存在异常值的14国（9个国家教育水平非常低以致掩盖了二次关系）。

（2）“劳动密集程度的变动”栏目以1985—2014年相关部门相对劳动密集程度变动对1985年的禀赋做了回归，这里“劳动密集程度”被定义为部门中就业占比与GDP占比的比例（但是即使在有很多非正式制造业就业的国家，大多数制造业产出也来自正式部门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高于非正式部门）。

1985—2014年，就业中的服务业比例在93%的国家都上升了。这一上升幅度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更大，而在土地富足的国家更小（见表3-7B的第三个回归）。^[24]这一模式与产出中的服务占比的变动是平行的（见表3-5B的第三个回归），原因是服务和产品生产的相对劳动密集程度的变动与禀赋以及国家大小无关（统计上不显著）（见表3-7B的第四个回归）。

（三）就业的去工业化？

在这一期间，总体就业中制造业的比例在两个OECD区域中都显著下降了（见表3-6），主要原因是远离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的产业重构。在FSS地区就业下降的幅度更大，由于在制造业产出份额大幅下降（见表3-4）以及国企削减工作岗位的共同作用下，所有制造业就业都大幅下降，而正式制造业份额下降的幅度甚至更大。

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在所有土地稀缺的发展中地区都上升了，其中正式制造业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虽然中国发生了国企裁员），唯一的例外是印度的正式制造业，该国这一部门的就业停滞不前，原因是该国经历着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其他类型生产转移的过程。^[25]尽管国有企业大幅裁员，中国的正式制造业的增幅最大（尽管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数据有很多争议，见统计附录）。

在所有三个土地富足的发展中地区，正式制造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都有轻微下降，例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所有制造业的比例有轻微上升（有疑问）。^[26]拉丁美洲国家正式制造业就业比例的下降远小于制造业产出比例的下降（见表3-4），原因是缩水的进口竞争部门的工作岗位损失被靠近美国的国家（尤其是墨西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增长所抵消。^[27]

在所有国家中，制造业占就业比例的变动与土地富足程度无关（见表3-7C1和表3-7C2的第三个回归），制造业占产出比例的变动也是如此（见表3-5）。但是制造业/初级产业就业比例与初始受教育程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同时也存在于制造业/所有其他产业的就业比例中，这又一次反映了劳动密集程度变化的非线性模式（见表3-71和表3-7C2的第四个回归）。^[28]

世界就业在1985—2014年间有轻微的去工业化态势（见表3-6的倒数第二行），但是正式和全部制造业就业比例在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均上升了（见表3-6的最后一行，首先报告于Haraguchi，2014）。表3-6的微小改变没有反映区域间再分配的规模，尤其是制造业中的正式就业，2014年的全球总就业工人数为2.25亿，在期间内增加了0.5亿。OECD地区的比例降低了15%，FFS地区的比例降低了18%。东亚地区的比例上升了25%（其中的五分之四来自中国），南亚的比例上升了4%，三个土地富足的发展中地区一起增加了4%。

尽管存在关于“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忧（Felipe et al.，2014；Rodrik，2016），上述结论（Haraguchi et al.，2016）显示对于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上升了，而制造业占产出的比例在不变价格下也上升了。但是这些上升主要发生在土地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而土地富足的地区则有去工业化的倾向（同样的发现也来自McMillan等，2014，以及Rodrik，2016）。

制造业就业更为集中于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制造业产出集中的程度低一些（Haraguchi et al.，2016）。对于所有制造业和正规制造业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未经加权的制造业份额在1985年和2014年期间都略微下降，而表3-6中的加权份额则上升了。中国带来了差异，在统计中排除中国后导致表3-6中的发展中国家加权的所有制造业份额仅增加0.6（而不是1.1）个百分点，正式制造业份额没有变化（而不是1.7个百分点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