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出口部门结构

结构变化的一个更为可信的原因是世界范围内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图3-3展示了这个时期开始和结束时的贸易/GDP比率，包括商品和服务，以不变价格计算。在之后的图表中，各区域根据各自的禀赋来列示：根据土地富足程度分为两组，在各组中根据201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降序排列，底部是世界均值。各区域之间的指标不能互相比较，因为区域间贸易被包括在其中，进而比率会随着国家数目而变化。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贸易率翻了一番。同时，在各区域的贸易率也上升了（尽管最大的上升在FSS地区，部分反映了2015年所包含的、1985年所没有的区域间贸易）。

注：数据主要来自联合国国家账户合计数据库，在2005年价格和汇率下计算得到。贸易占比是出口占比和进口占比的平均值（包含产品和服务）。出口和进口包括跨区域贸易（除了中国、印度以及1985年的大部分FSS国家外）。

贸易率的上升（根据HO理论）应该伴随着区域和国家的部门结构更紧密地与它们各自的要素禀赋相关联。本节和下一节将会在统计上分析这一时期出口、产出和就业与禀赋的相对构成，关注三个层面的结构：初级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与制造品的比率，制造品的技术含量，以及服务与产品的比率（产品被定义为初级产品加上制造品，其余部门则被定义为服务业）。第七节将会提出，结构转型的模式，可以被部分解释为贸易成本的下降以及合作成本的下降。

统计分析中所用数据和方法的更多细节参见图表的附注和统计附录。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回归都经受了稳健性检验，涉及对两类国家的忽略：技术充裕、土地充裕或是土地规模等方面的超常值；东亚国家（一般被认为是例外）。本章表格表明在个别情况下，这些检验导致回归系数不再显著，但这些情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一）制造品/初级产品出口

表3-1的前3列展示了各地区2014年的出口部门结构，由它们所包含的国内价值加总计算获得。制造品出口的定义是广泛的，包括加工的初级产品，诸如罐头食品和精炼石油，以契合出口、就业数据的部门定义，而不是简单使用大部分贸易统计数据所采用的更为狭窄的制造品定义。^[5]

注：出口以国内价值增加含量进行计算。初级产品是农产品加矿产品。使用的制造品定义更接近ISIC而非SITC定义。产品出口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服务出口数据来自WTO数据库，内含价值增加数据来自OECD/WTO Tiva数据库。关于数据来源和计算的进一步细节可见统计附录。

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比在土地富足地区一致地大于在土地稀缺地区，正如HO理论和常识所预测的那样，这是由于初级产品部门相比于其他部门更具有土地密集型的特点。^[6]图3-4画出了每个区域的制造品/初级产品出口比率以及其技术/土地禀赋比率的图像：制造品比初级产品生产具有更技术密集、更不土地密集的特点。^[7]对应的回归线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各个国家也展示在图中，并陡峭地向右上方倾斜。这条回归线与数据契合得很好，但是中国的制造品/初级产品出口比率却远远高于预测中一个拥有相同技术/土地禀赋比率的国家所应有的水平。

注：2010年的禀赋数据来源与图31一致，出口数据来源与表31一致。地区出口平均值的计算基于国内价值增加。回归线以总量计算出口，表明跨国的关系而非跨地区的关系：斜率为0.78，R2为0.45。（跨地区的斜率是0.93，R2是0.60。）

制造品/初级产品出口比率同时取决于技术/劳动禀赋比率以及土地/劳动禀赋比率，这一点在表3-2A的前两个回归中得到了确认：1985年和2014年，受教育年数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人均土地变量的系数则均为负。在这两个年份中，人口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对于任何给定的禀赋组合，大一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更多制造品。在这段时期，各国的出口结构越来越紧密地与它们的禀赋相联系，因为2014年的回归结果比1985年有更高的R2值。

注：（1）数据来源与图3-1和图3-2以及表3-1、表3-3一致。出口以总量衡量，而非以国内价值增加含量计算。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2）在1985年和2014年对119个国家做横截面的OLS回归（除了在第4个面板中是对82个国家做回归，因为这些国家的狭义制造品在两个年份都占到了总出口的10%以上）。

（3）1985年的水平=1985年的出口在1985年的禀赋下的水平；2014年的水平=2014年出口在2010年禀赋下的水平；1985年水平的变动=1985-2014年间出口的变动，如果禀赋为1985年水平的话。

（4）系数都在10%或更低的水平上显著，除非以方括号标出。以大括号标出的系数在一项或两项稳健性检验中变得不显著：（i）忽略所有东亚经济体；（ii）忽略自变量有异常值的经济体：9个经济体受教育水平非常低（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尔、塞内加尔和也门）；2个经济体人均土地面积很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3个经济体人口数量庞大（中国和印度，以及苏联，后者在2014年的人口是其各前成员国人口的加总）。

1985—2014年间，制造品在出口产品中的占比在每一个土地稀缺地区都上升，而在每一个土地富足地区都下降（表3-1，第4列），这与它们的基于禀赋的比较优势差异相契合。^[8]在不变价格下，所有改变都会使制造品看起来增加一些，因为1985—2014年期间世界制造品相对于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了大约30%。^[9]但是不同区域的这一变化的相对规模在大体上保持相同。

跨国来看，制造品/初级产品出口比率的变化与土地富足程度反向相关，正如表3-2A的第三个回归所展示的那样。^[10]土地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985年和2014年的回归中也大幅下降，表明土地富足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方面的相对劣势有所增加。然而，1985年和2014年回归中受教育年数变量的系数增加，或许仅仅反映了前文所提及的跨国教育差距缩小的误导效果。

（二）制造品出口的构成

制造品出口可以被分为经加工的初级产品和“狭义”的（SITC定义的）制造品。经加工的初级产品更为土地密集，因此它们在制造品出口中的比例会在土地富足的国家比土地稀缺的国家更高（表3-3第1列中印度的高占比是具有误导性的，源自对进口石油的精炼——该表中的出口是以总量计算的，而不是国内价值加总）。在国家层面也是如此，正如在表3-2B的前两个回归中人均土地变量的正系数所示。而在技术密集程度方面，经加工的初级产品和狭义制造品之间并无明显差异。^[11]

注：出口数据以总量计算，来自UNCTAD数据库。经加工初级产品出口弥补了本章采用的宽泛ISIC制造品出口定义与狭义SITC制造品出口定义之间的差别。将狭义制造品分为技术密集与劳动（非技术）密集两类的具体说明见统计附录。这一做法遵循了Mayer和Wood（2011），主要基于一些接近本章所分析时期开始阶段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产业根据它们的劳动占比或是其他测算技术密集程度的方式来排序（包括Wood，1994，第3章）。

然而，经加工初级产品的出口显然比未加工初级产品的出口更具有技术密集型的特点：表3-2 C的前两个回归中受教育年数的正系数，与几乎所有国家分部门的教育数据相一致（见统计附录）。1985年的经加工/未加工初级产品出口比率与土地富足程度不具备相关性，但是到了2014年，二者却呈现负相关，且1985—2014年期间这一出口率的变动与土地富足程度反向相关。这一土地富足国家在初级产品加工方面产生的比较劣势，与它们在表3-2A的回归中涉及所有制造品上的比较劣势（在方向和规模上）是一致的。

根据各产业就业中熟练技术工人的占比，狭义制造品出口又可以分为技术密集产品（如飞机和化学品）以及（非熟练）劳动密集产品（如衣服和钢铁）。在每个土地富足组中，狭义制造品出口中的技术密集产品占比随着各区域的技术/劳动禀赋比率上升而上升（见表3-3第3列）。这一跨区域的HO关系清楚地表现于图3-5之中，该图还包含了对应的回归线以及各国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两个线外的国家类别分别是：因为南非而被向上扭曲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技术密集制造品出口比例远低于印度的其他南亚国家。^[12]

注：2010年禀赋的数据来源与图31一致，出口的数据来源与表33一致。回归线表明在跨国水平上，狭义制造品出口占到出口总量10%或更多。回归线的斜率为2.74，R2为0.42。（图中跨地区的回归线，斜率为2.38，R2为0.40。）

技术密集产品占狭义制造品比例的决定因素，在表3-2D中得到更为细致的分析。受教育程度是唯一显著的解释变量：土地密集程度对于这两类制造品来说基本一样，而出口率并不随着国家大小的变动而有所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的拟合程度有着显著的提升，表明在这一维度上，出口结构与禀赋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了。

受教育程度的系数，1985—2014年期间上升，由于已经提到过的原因，具有部分的误导性质，但是远比在其他出口回归中幅度更大。表3-2D的最后一个回归，进一步地显示了狭义制造品中技术密集产品的比例与各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正向相关，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在技术密集型制造品上比较优势的加强。

然而，这个回归并没有多少解释力，且跨区域的变化是分散的（表3-3最末列）。狭义制造品中的技术密集产品的比例，不仅在技术富足的OECD国家和FSS地区上升，而且在除了其他南亚国家的所有发展中地区都上升了。尽管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一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原因是亚洲地区的权重上升了，但这一地区国家的这一比例是很低的，尤其是中国。

这种分散的原因之一是在统计上区分技术密集产品和劳动密集产品变得越来越不准确。每一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种类，以及（随着价值链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生产过程中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的不同阶段，在国家之间越来越分化，并且这种分化的方式很难用可得的数据来测算。^[13]因此，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技术禀赋，更加专注于不同技术密集程度的制造业生产，这种专注程度将会比本章计算的水平更高。

（三）服务/产品出口

土地富足地区的服务在出口中的占比倾向于比土地稀缺地区低（表3-1），原因是平均而言服务比产品（尤其是初级产品）的生产更少具有土地密集性的特点。这一点在跨国层面上也是如此，正如表3-2E的前两个回归中土地变量的负系数所显示的那样。受教育程度的系数并不显著，意味着在平均意义上服务贸易的技术密集程度与产品相似（尽管在两类贸易中技术密集程度都十分多样化）。^[14]在土地稀缺的地区中，中国的服务贸易占出口的比例异常低，或许是因为服务部门比起制造品部门更少有合约得到批准；与此同时，同一个比例在印度却又异常高，表明该国作为ICT服务出口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该部门特定的一些原因。

1985—2014年期间，就世界作为一个总体而言，服务贸易占出口的比例上升了，但仅有3.6%（见表3-1最末列）。这一比例在十个区域中的七个也上升了很小的幅度，但是在两个OECD地区（分别为7%和6.5%）和印度（10.4%，最高）上升较为显著。这些地区的变动明显缺乏模式和规律，这也与表3-2E的最后一个回归相一致：跨国来看，出口服务占比与禀赋以及国家大小并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