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保障体系和灾难应对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避免极端事件进一步转化为灾难？政治承诺的履行和适当的决策激励机制是关键。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好的反应机制。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一个已经投资于日常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在危机中的应急反应往往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已经投资于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允许农村贫困居民抵制极低的工资。在1971年的严重旱灾中，这一机制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并被阿马蒂亚·森记载。当旱灾来袭时，通过以工代赈支持民众的基本系统正在有效运转，也得以快速地扩大救济规模。近年来，同一原理也被应用于非洲的社会福利系统。例如在肯尼亚，政府和一些发展合作伙伴开展了饥荒安全保障项目，为最贫穷的人们提供少量救济。然而，一旦旱灾来袭，会有更多的人预先登记接受救济。为了使这一系统清晰透明地运转，触发机制被建立在一个基于降水量的指标之上。包括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内的发展合作伙伴提供的保险政策确保了资金在需要时可以及时到位。

这类体系将为最贫困的弱势群体提供日常基本需求保障的扶贫政策与危机时更大规模的反应系统更清晰地结合在一起。在埃塞俄比亚，生产力保障系统是非洲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约800万人提供救济，帮助他们购置资产、维持生计，以使他们摆脱贫困。而在危机时期，如2015—2016年的旱灾时期，这一系统成功地为最贫困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帮助。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塞拉利昂和受到地震影响的尼泊尔并没有建立起类似的系统，因此应急反应更加困难，并且难以覆盖最贫困的人群。建立这种系统并非易事，国际合作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证据表明，这样的系统不仅对减贫意义重大，也为极端事件发生后的有效应对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