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间居住
“穴居”是中国最古老的民居。六千余年前的原始社会半坡村遗址的民居结构便是穴居。每座房都是圆形的半坑式、半居穴的样式。半居穴已用了柱子，为后来的宫室奠定了基础。中国文字中许多与人居住、生活、生产有关的字都带有“穴”，诸如“窟”、“窑”、“窖”、“窗”、“窨”等。我国民居的另一条发展路线是“巢居”。《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有巢氏为何方生民，史家也难定论。后来，两种居住形式逐渐融合，统一为上栋下宇为基干的民居形式。
建筑从一开始就是艺术。黑格尔把建筑艺术看成是审美过程的第一阶段，认为它的“最初形成要比雕塑、绘画和音乐都较早”。民居建筑作为地表直接可见的物质文化现象，其初始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种能与自然抗衡的居住和活动的封闭空间，完全出于人类生存本能的需要，功利目的十分明显。
一、传统民居样式
中国人对居住空间的建构主要受制于地理环境和季节气候。中国地域广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再加上建筑材料和居住观念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传统民居的样式多姿多彩。典型的传统民居样式有西北的窑洞、南方的干栏、草原的帐篷、西南的碉房、平原的木结构、山区的石板房等。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居住空间，成为当地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一）四合院
四合院是北京传统民居形式，辽代时已粗具规模，经金、元，至明、清，逐渐完善，最终成为北京最富特色的居住形式。
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其布局常为“一正两厢”，正房上房位置在全宅的中轴线上，坐北朝南，开间、进深、高度和装饰等都居全宅之首。院子两侧的厢房陪衬着正房。北京正规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而坐北朝南，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正房）、南房（倒座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房间总数一般是北房3正2耳5间，东、西房各3间，南屋不算大门4间，连大门洞、垂花门共17间。如以每间11—12平方米计算，全部面积约200平方米左右。正房开间和进深尺寸都要比厢房大，正房左右接出耳房，由尊者长辈居住。正房前，院子两侧各建厢房，其前沿不超越正房山墙，厢房是后辈们的居室，男女、长幼、尊卑秩序井然，这符合中国“长尊幼卑”的传统。这种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设计的四合院最能体现古代社会的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在家族制度基础深厚的中国，四合院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维系亲情，并体现不同宗族成员的不同地位。各房的人联系密切，院内有游廊，即使是下雨天，院中人都能互相串门。院子是交通、采光、通风的枢纽，并配以绿化，成为休息与家庭活动的中心。经过数百年的营建，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
（二）土楼
闽西土楼，盛开在蜿蜒的山坳里，神奇而神秘，甚至曾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大跌眼镜。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卫星照片上发现了中国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有几群类似于核反应堆或者像导弹发射架模样的东西。这个发现使白宫惊慌不已，误以为是蘑菇状的核武器设备，随后美国派遣特工人员以旅游者的身份进行探测，发现这些疑似“隐匿核力量”的圆形或方形建筑并无金属反应。尽管如此，美国方面仍不死心。此后几年中，美国每年向这片神奇的土地投入大量心血和费用，仅卫星照片就拍摄了上亿张。其实，所谓的“隐匿核力量”就是福建省永定县境内的客家土楼群。美国情报部门虚惊一场，不了了之。客家土楼却名扬天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闻讯派员考察，认为这种结构独特、气势磅礴的客家土楼是世界建筑的奇迹，可与埃及金字塔媲美，誉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土楼分布于福建西南部及广东、广西二省的北部，是福建客家人以土作墙而建造的集体建筑，呈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色，其中以圆形的最引人注目，当地人称之为圆楼或圆寨。最大的土楼，直径达70多米，用三层环形房屋相套，房间达到300多间，外环房间高达四层，底层作厨房及杂用间，2层储粮，3层以上住人，其他两环仅高一层。它是一座对外可防御、抗台风、外观坚实雄伟的古城堡环楼。建造土楼，就地取材，用当地的黏沙土混合夯筑，墙中每10厘米厚层布满竹板式木条作墙盘，起到相互拿力的作用，施工方便，造价低廉。
土楼无论大小方圆，其内部结构都是内通廊式的，从进入土楼大门开始，人们便可以通过通廊、楼梯毫无阻隔地到达楼内任何一个房间。在同一土楼居住的人们即便分家分户，也都是辈分分明的同血缘族人，叔、伯、子、侄，长幼有序，最高辈分的长者便是当然族长。家庙或堂屋是家族的精神核心，每个土楼都供奉同一个“老祖宗”，也自有源源不断的家族传说。
（三）徽州民居
徽州山地“高低向背异，阴晴众豁殊”，当地居民以阴阳五行为指导，千方百计去选择风水宝地，选址建村，以求上天赐福，衣食充盈，子孙昌盛。徽州古民居，大都依山傍水，山可以挡风，方便取柴烧火做饭取暖，又给人以美感。村落建于水旁，既方便饮用、洗涤，又可以灌溉农田，美化环境。徽居的古村落，街道较窄，白色山墙宽厚高大，灰色马头墙造型别致。
徽州城乡住宅多为砖木结构的楼房。明代以楼上宽敞为特征。清代以后，多为一明（厅堂）两暗（左右卧室）的三间屋和一明四暗的四合屋，一屋多进。大门饰以山水人物石雕砖刻，门楼重檐飞角。各进皆开天井，通风透光，雨水通过水览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财不外流”。各进之间有隔间墙，四周高筑防火墙（马头墙），远远望去，犹如古城堡。一般是一个家庭之系住一进，中门关闭，各家独户过日子。中门打开，一个大门进出祭奠先人。徽州山区气候湿润，人们一般把楼上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栖息之处，保留土著山越人“巢居”的遗风。楼上厅屋一般都比较宽敞，有厅堂、卧室和厢房，沿天井还设有“美人靠”。
古徽州一府六县，古民居都保存较好，其中今江西婺源的江湾，安徽歙县的唐模、棠樾，安徽黟县的西递、宏村，安徽绩溪的龙川、湖村，都是民居的精品。黟县西递和宏村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四）山西民居
在中国民居中，山西民居和皖南民居齐名，一向有“北山西，南皖南”的说法。山西民居中，最富庶、最华丽的要数汾河一带的民居了，而汾河流域的民居，最具代表性的又数祁县和平遥。山西民居以土坯大砖为建筑材料，常为瓦房。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布局、结构一般以三间为主，院墙和房屋形成四合院。由于都是采用单坡顶，外墙又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院墙大门和房顶都建有独特的装饰，风格朴素深厚，气质内敛，反映了中原地区纯朴的民风。
山西民居院落外墙皆为灰色清水砖墙，颜色古朴单一，外观高耸封闭。但由于造型各异的宅门、脊饰、烟囱帽、风水楼与风水影壁的共同作用，使建筑沿街轮廓线丰满舒展。民居古拙而不陈旧，统一而不单调，丰富而不凌乱，细腻而不琐碎。屋门、窗的造型及使用方法颇为独特，所有的窗格都做成式样繁多的吉祥图案或图形，层层门窗做工精细、巧妙，与实墙构成鲜明的对比。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外雄内秀”是山西民居的特色。
（五）窑洞
窑洞是典型西北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地区等少雨地带的民居。人类的居室大都因地制宜而营造，在黄土高原表现得尤为突出。黄土高原的土崖畔，正是开掘洞窟的天然地形。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既节省土地，又经济省工，确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十分适宜居住。
窑洞一般宽3米、深5—20米，在3—5米深的黄土覆盖下，夏季室温比室外低约10度，冬季比室外约高15度。温度比较稳定，可谓冬暖夏凉。窑洞有单独的沿崖式窑洞（土窑）、土坯或砖石的拱式复土窑洞以及天井地院落式窑洞三种。窑洞门面装有较大面积的门窗，采光好，受外界噪音和其他污染的影响少。
窑洞蕴含丰富的民俗文化。窑洞造型的简洁、就地取材等特色是其他建筑所没有的。上部拱圆，下方端直，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天圆地方”的思想。从窑洞外形观察，它古朴、凝重、有圆有方，与黄土沟壑浑然一体，寓意居民朴实、内敛、含蓄、深沉、忠厚的品格。而门窗上的雕饰是最有魅力的，陕北窑洞居民对门窗的装饰很讲究，也是窑洞最美观的部分。拱形的洞口由木格拼成各种精致绚丽的图案。窗户的雕饰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美轮美奂，让人赞叹不已。
（六）蒙古包
蒙古包是我国蒙古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民族牧民居住的帐篷，一般为圆形，古代称“穹庐”、“毡帐”，即蒙古人所称的“格尔斯”。蒙古包一般用柳条做骨架，外侧包羊毛毡，再在顶部中央设可支起的圆形天窗，是一种可移动式圆形住宅。在柳条两侧涂灰草泥代替毡子，即成为半永久式的固定蒙古包。在两个圆形住宅之间，联以土墙，成为并列的三间房屋而演变成土房。
蒙古包是蒙古族人民经过千百年来的摸索，寻找适合当地生态环境及自己生存需要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建筑形式。它融入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适合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许多优点。首先，蒙古包呈圆形，阻力小，冬季少积雪；其次，蒙古包易于搭建，易于搬迁，易于拆散；第三，建蒙古包就地取材，制作简便。用自己生产的羊毛毡子，用附近生产的柳、榆为材料，不需大型工具，一般木匠、皮匠、毡匠都可完成。
（七）傣族竹楼
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算得上是最幸福的人。
竹楼是傣家人世代居住的居所，傣族竹楼是一种干栏式住宅。傣家竹楼造型美观，外形像架在高柱上的大帐篷。它那美观的楼顶，传说里称之为“诸葛亮的帽子”。竹楼的平面呈方形。底层架空多不用墙壁，供饲养牲畜和堆放杂物，楼上有堂屋和卧室，堂屋设火塘，是烧茶做饭和家人团聚的地方；外有开敞的前廊和晒台，前廊是白天主人工作、吃饭、休息和接待客人的地方，既明亮又通风；晒台是主人盥洗、晒衣、晾晒农作物和存放水罐的地方。这一廊一台是竹楼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样的竹楼一防潮湿，二散热通风，三可避虫兽侵袭，四可避洪水冲击。竹楼非常宽敞，空间很大，也少遮挡物，通风条件极好，非常适宜西双版纳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因为这里每年雨量集中，常发洪水，楼下架空，墙又为多空隙的竹篾，所以很利于洪水的通过。傣家人喜欢在竹楼周围栽凤尾竹、槟榔、芒果、香蕉等，村寨充满诗情画意。
（八）吊脚楼
著名土家族诗人江承栋写道：“奇山秀水妙寰球，酒寨歌乡美尽收。吊脚楼上枕一夜，十年做梦也风流。”吊脚楼，这一淳朴而幽雅的建筑形式，穿过历史的尘埃，在湘西的土地上悄然绽放，依山傍水，凌空而起，宛如睡梦中的海市蜃楼，素雅明净，轻灵飘逸，粲然卓立，勾勒出这片古老土地的神奇与美丽。
吊脚楼在学界被称为“干栏”。这一称谓可能源自《旧唐书》：“土气多瘴疬，山有毒草及沙蛩蝮蛇，人并楼居，号为‘干栏’。”由于南方天气潮热、水草茂盛、虫蛇较多，加之山区地势限制，环境使然，导致这种独特建筑形式的出现。吊脚楼大多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亦有不少“半干栏式”建筑，至今在湘西的土家族、苗族及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而土家族的吊脚楼最为人们称道。
湘西的土家族、苗族及侗族等大多居住在高寒山区，山高坡陡，平整、开挖地基极不容易，加上天气阴雨多变，潮湿多雾，砖屋底层地气很重，不宜起居。因而，这些民族历来依山傍水，构筑一种通风性能好的干爽的木楼，即“吊脚楼”。吊脚楼建在斜坡上，把地削成一个“厂”字形的土台，土台下用长木柱支撑，按土台高度取其一段装上穿枋和横梁，与土台平行。吊脚楼低的七八米，高者十三四米，占地十二三平方米。屋顶除少数用杉木皮盖之外，大多盖青瓦，平顺严密，大方整齐。
（九）船形屋
船形屋是聚居在海南五指山中的黎族的传统民居。黎族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故建造船形的住屋。黎族的船形屋与海洋文化密切相关。黎族的民间故事《雅丹公主》，描写了雅丹公主坐小船漂流到海滩上，把小船拉上岸，底朝天放在木桩上做屋顶，又割来茅草遮住四周，住于船形屋中。由此可见，船形屋具有船的象征性。
船形屋属于原始的干栏式住宅，因门开左右、形如船篷而得名。船形屋最初分上下两层。居者沿竹梯而上，上层住人，下层用于饲养家畜。随着汉族迁徙海南和生产力的提高，黎族的船形屋开始有高架与低架（落地式）之分，拱形的人字屋顶上盖以厚厚的芭草或葵叶，几乎一直延伸到地面上，从远处看，犹如一艘倒扣的船。其圆拱造型利于抵抗台风的侵袭，架空的结构有防湿、防瘴、防雨的作用，茅草屋面也有较好的防潮、隔热功能。而且能就地取材，拆建也很方便。鉴于这些优点，船形屋得以世代流传。
（十）碉楼
碉楼是羌族建筑中颇有特色的一种，羌语称碉楼为“邛笼”。羌碉被法国建筑学家称为“世界建筑明珠”、“东方金字塔”。
早在两千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过去羌族人民建造碉楼是为了防御，后来它逐渐成为羌族居住的普遍形式。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等几种形式，一般为两层至三层，上层堆放粮食，中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也有高达十三四层的碉楼。房顶平台的最下面是木板或石板，伸出墙外成屋檐。木板或石板上密覆树丫或竹枝，再压盖黄土和鸡粪夯实，厚约0.35米，有洞槽引水，不漏雨雪，冬暖夏凉。房顶平台是脱粒、晒粮、做针线活及孩童老者游戏休歇的场地。有些楼间修有过街楼（骑楼），以便往来。羌族信奉多神，尤崇尚白色，并视白石为神，普遍将其供于房背、门窗横档，成为羌族聚落中的一大人文景观，极具民族特色，羌碉因此也称“玉堡碉”。
二、风格南北有别
因气候、地理环境、生态状况及建筑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传统民居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各地民居风格迥然有别，因此成为各地民间文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长江流域的民居秀丽灵巧。如江浙小镇、徽州民居，多傍水而建，多种形式的水街构成村镇街网的主干。江苏古镇甪直、上海青浦古镇金泽、徽州古村西递，水网与街网大致并列，亲水性使人们自然而然将房屋沿河溪而建。在西递等徽州民居，还常在水流和房屋之间搭建为一处室外起居地，为了遮阳挡风避雨，人们常把这一段空间加上顶篷，作为居民共同聚会活动的场所。江浙小镇往往在沿河门面相对的小巷街道上加一段顶篷。江南民居组群比较密集，大住宅、会馆、店铺、寺庙、祠堂等四处可见；小型建筑（一般住宅、店铺）自由灵活，庭院比较狭窄。屋顶坡度陡峻，翼角高翘，装修精致富丽，雕刻彩绘。同为南方，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多利用山坡建房，为下层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平面和外形相当自由，很少成组群出现。梁柱等结构构件外露，只用板壁或编席作为维护屏障。屋面曲线柔和，延展修长，出檐深远，上铺木瓦或草秸，少有装饰，自由灵活是其风格。
北方的城镇一般没有水街，民居往往依地势而建，凸显开朗大度的风格。组群方整规则，庭院较大，但尺度合宜；建筑造型起伏不大，屋身低平，屋顶曲线平缓；多用砖瓦，木结构用料较大，装修比较简单。院落的封闭性很强，华北大多是封闭式的个体四合院并由此构成间隔的小胡同。西北地区房屋呈现质朴敦厚风范。屋身低矮，屋顶坡度低缓，还有相当多的建筑使用平顶。很少使用砖瓦，多用土坯或夯土墙，木装修更简单。这个地区还常有窑洞建筑，除靠崖凿窑外，还有地坑窑、平地窑。
内部结构上，北方睡觉用炕，南方支架用床。外表装饰上，南方多黑瓦粉墙，砖、石、木上多雕刻。北方外墙一般多是青灰色，少雕饰。即使同为长江流域，地区不一，建筑风格也会有差异。如沪、浙沿海民居，因崇龙惧龙民俗意识的渗透，屋脊大多中间凹、两头翘，呈飞龙之势，借龙势龙威，防水淹、台风卷；南通沿江顺海处，房屋如庙状；经常会“坍沙”（塌方）的崇明岛乡间，民居常常是独家独势，茅屋前是场院，周有杨树形成栏围，后是池塘、竹林，一派怡然自得的农家小乐园。
汉族以住平房最为普遍，有平顶与人字斜顶之分。房有五间者，一明两暗，中间为堂屋，东西屋设火炕，皆在南窗下。北方喜住有正房、厢房的四合院，一般有院墙、角门等。南方的民宅与之不同，多为院落式建筑。
传统民居的南北差异十分明显。北方室内以锅灶、火炕为主体，朝向一般主房皆坐北朝南。南方水多，房基多立于水中，墙下可通船，运送粮柴、垃圾等极为方便。北方平原则重视打地基，挖槽夯实，再砌砖石，屋架以坚木为之。有五檩、七檩、九檩之分，最少的也有三檩。然后加椽，前后出槽翘脊的，讲究五梁八柱。
传统民居的屋顶，常用油毡、石棉瓦、水泥瓦等较轻的材料。山墙有封山者，有不封山者，有斜脊、重槽、金顶等式。砌砖有立砌、平砌、顶横交错砌、一顺跑砌；有缝子墙，有磨砖对缝的无缝墙，也有四角边用砖中间用土坯、碎石的“四角硬”建筑。墙面处理，北方以砖纹为美，南方多涂抹灰泥，北京尚黑墙，涂黑灰，庄严肃穆；南方有的地区，如广东等地尚白墙，涂白灰，洁净大方。店铺作坊，多为邻街敞门式。南方一般灶头在后间后院；北方则进门先见灶头，然后才进入住室。南方睡床，双人床男女对向睡。北方睡炕，均并头睡，且头一律向炕檐，不能头朝里。从以上简略的对比可以看出，传统民居的南北差异是比较突出的。
三、建房俗信
民间不仅注重房屋的居住功用，而且将住房与“家”的兴衰命运紧密相连。每一个家族、家庭都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壮大，光宗耀祖。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便在住宅的建造上大做文章，设法选择有风水龙脉、神灵保佑的区域建房，一些建房的地点、方位及房屋陈设，由于不符合“风水”、“相宅”观念就被列为禁忌。而要把住房构建为一个与其他的空间（诸如生产空间、娱乐空间等）不一样的吉祥、神圣之所，首先应让居住者在精神上感到居宅是安全的，排除了邪魔鬼魅侵入之可能。
建房讲究风水朝向、重视奠基仪式、举行上梁典礼等，这些都是传统的俗信。江南人在建房前一般请阴阳先生用八卦盘选择宅地，定出朝向。据说，宅地左有水称为玄武，这是最贵之地。民间认为，宅地东有流水达江海者主吉，东有大路者主贫，北有大路者主凶，南有大路者主富。这些说法的原因大概是，东为陶朱之地，有流水达江海，进入买卖兴隆之地，则财源茂盛达三江，东有大路为涉财，北为寇方，有大路则凶多吉少；南为阳，有大路则富贵。住宅基地如东高西低则生气降下，东低西高则不富则豪，前高后低主寡妇孤儿，后高前低主多牛马。住宅的朝向一般以坐北朝南为佳，阳光充足。大门定向以东为佳，所谓“紫气东来”。所以大门多在左首，称为青龙。如果大门定在右首，则称为白虎，这是不吉利的。宅地选定后，房主以三牲和香火祭拜。住宅开工前多书写红条幅压在宅地上，条幅的内容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人们认为如此则在建房时不会出事故。[23]另外，建房禁忌“门对门”、“门对弄”和“屋脊对门”等，凡有此者则俗称“相冲”，即有相克之意，往往在门框上挂米筛、镜子、八卦图或书写“泰山石敢当”、“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等字样以辟邪。遇到邻家屋正对本家，在屋内放“瓦砾将军”（一般是姜太公钓鱼泥瓦像）或种些葱（因“葱”与“冲”谐音）。[24]门向宜忌更多的是涉及门外的环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平坎县志》“屋式”题下关于所谓“屋之宜忌”有如下内容涉及当地置门规范：“朝门与大门宜各稍偏左、右，忌正对”、“口外壁侧面尤忌开门（俗呼‘白虎张口’）”、“朝门、大门左、右、前三方，忌接近邻舍高出之屋顶”、“屋外街路或田塍宜横过，或曲过，忌直形、交叉形、正对朝门、大门（直路俗呼‘箭射’，交叉路俗呼‘人字杀’）”、“宜朴素，忌彩画、雕刻过盛（俗呼‘庙宇派’）”。
许多地方房间的窗户忌讳做得比门更宽大。俗话说：“眼不能比嘴大。”否则，日后不顺当。现在许多新建的房舍，为了采光好，也有窗宽大于门的。过去民间建房舍，讲究对称一致，忌讳窗户一大一小。俗称“大眼瞪小眼”。主家庭不和睦。农村建房又忌后墙留窗，俗称房屋不能长“后眼”。—般人以后眼为骂人的话，即指肛门。房子留后窗，就像人们露出屁股一样，俗称“钻过头不顾腚”，意即此家妇女淫荡不守本分。
福建人建房求实避虚，忌宅大门小或门大宅小，忌在屋场空间上场院大于室屋，忌院墙残缺，忌井灶不全。并以宅小人多和六畜多、宅门大小适中、院墙完整、井灶齐全、宅中水流向东南为理想住宅。贵州平坝人建房有宜有忌，十分讲究。如落脚柱数宜单忌双，正房间数亦然（宜三间、五间、七间，忌双数，尤忌两间式，但厢房、对厅可以不忌）。地基宜步步高，忌步步低（俗称“牛吃水”）。正房宜高于左右厢，忌平齐（俗称“客欺主”）。两厢宜在正房前，忌在正房后（俗称“鬼推车”。如两厢后有正房则不忌）。天井宜正方形，俗称“一颗印”，或宜横长形，俗称“马槽形”，取万马归槽之意。忌直长形，俗称“棺材形”。朝门与大门宜各稍偏左、右，忌正对。屋外壁侧面忌开门，俗称“白虎开口”，等等。[25]
建房乃为人生喜事之一。南方有“上梁”之俗，届时亲友们往往要挑一担礼物前往祝贺。礼物以糕粽团为主，这里取上梁时高中团圆之意。礼物中还有茶食、水果、鸡鸭等物。建房者的亲友宁可典衣质物，也要挑着礼物前往祝贺。江浙人在上房梁时有抛梁的习俗，抛梁即泥木匠从房梁上向四面抛投糕粽团，使下面的观众争相抢拾。所以上房梁时不仅贺者盈门，而且观者成群，糕粽团满天纷飞，势若雹雨，热闹异常。泥木匠在房梁上疯狂地挥舞双臂边抛边喊：“抛梁抛仔高，子子孙孙中阁老”，成群的观众在“糕林粽雨”中奋勇争先，虽被糕粽团击中面部也毫无退让之意。
浙江宁波上梁的时间一般定在“月圆”、“涨潮”的时辰为吉利，取其合家团圆、钱财如潮水涨进之意。梁的两头缠红布，欲称“缠梁红”。小型银钉、银梯置正栋上，宁波话中“银”与“人”谐音，取其人丁兴旺、节节高升之意。上梁前，木匠要唱“上梁歌”，俗称“浇梁”。主人家用红纸包钱送给工匠，工匠手拿酒壶，一边洒酒浇梁，一边唱：
浇梁烧到青龙头，下代子孙会翻头；
浇梁烧到青龙中，下代子孙做总统；
浇梁烧到青龙脚，下代子孙会发迹；
团团浇转一盆花，宁波要算第一家。
然后抛上梁馒头。上梁时主人家要办上梁酒款待木匠、石匠、帮工及亲戚朋友。工匠以石匠为大，坐上横头。主人身穿整洁衣服，给作头师傅斟酒。
阿昌族造房，不但要择求一个吉祥的空间，还要在堂屋两侧的四根檐柱上分别贴上“道好”、“道有”、“道富”、“道贵”的小条幅，而且必须斜贴或倒贴。相传古时有个木匠带了几个徒弟给一户人家盖新房，主人杀了一头猪款待木匠和亲友。好心的主人把猪心、猪肝和腰花等藏在一边，用油炸了，想等房子造好，木匠师徒上路时带在路上吃。木匠师傅不知实情，以为主人家小气。就在竖房那天，特意将四根檐柱倒过来安着，想让主人家倒霉。临走时，主人给了他们两包食品。木匠走到路上打开一看，一包是白米饭，还有一包是煎好的猪心、猪肝和猪腰花。木匠这才知道错怪了主人，深感内疚，马上找出四张纸，分别写上“道好”、“道有”、“道富”、“道贵”，叫徒弟返回去贴在檐柱上，以解主人家的不祥。徒弟不识字，把条幅不是贴倒就是贴斜了。后来，主人家果然无灾无难，一家平安。于是就衍成一种禁规，造房一定要如此，否则就不吉利。
其实，这个故事反映了木匠魇胜的一种普遍现象。魇胜又称“魇镇”，是古代巫蛊迷信与工匠生产相联系而产生的迷信做法。放置祟物于新屋墙内是屋主最大的忌讳。如果工匠对雇主不满，又难以发泄，受巫蛊迷信心理的驱使，于是就做一番手脚，埋下所谓的“祟物”来报复。
四、传统民居的精神诉求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方形或长方形的建筑便已出现。在《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有“如翚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从“翼翼”、“斯飞”来看，这些建筑大概已有舒展如翼、四宇飞扬的艺术效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建筑几乎均为土木结构，而在其后的发展中，这种土木结构的建筑体制以及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各种平面和外观，一脉相承，形成中国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这一情势，与起源于埃及和巴比伦，又在希腊、罗马得到充分发展的花岗岩、大理石体的建筑传统，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便不是以单一的独立的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在严格对称原则下，各个建筑之间有机相连，构成多样变化又保持均衡统一的平面整体。在群体建筑的相互联系和配合中，又展示出空间序列的内在深化，通过复杂的柱、梁、檩、椽等建筑工艺，实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意境，形成一种具有深度空间的庭院或庭院式建筑形式。
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构造的艺术风格同西方建筑不同。西洋式古典建筑以体势雄豪宏壮争胜。通过巨大的岩石堆垒与雕刻，以单体建筑自身的巨大穹顶、高廊伟柱，形成一种立体布局的壮伟厦堡式建筑。中西建筑在空间序列的展开上呈现的不同风格，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建筑在空间序列上，以平面展开、相互关联、内在深化为特征，故而具有“庭院深深”的意境。与中华民族注重“关联与和谐”的意识以及内倾的性格相吻合。西方建筑在空间序列上的高向伸展与扩张，则反映了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发展的传统与外向的民族性格。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不仅是因为木材是中国常见的材料，质地坚韧，触感良好，容易施工，而且还在于木结构造型轻盈，屋宇更有飞扬意味，配合厚重的山墙或外墙，兼具端庄活泼，符合中华民族中庸个性的审美心理。木结构建筑体制的传统也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特质，排斥了对彼岸世界的追求，而着重引导人们注重现实世界的亲亲之爱。中国人诚然也有“长生不老”的欲望，但在文化主脉中，却很少有依赖物质以达到永恒的意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中国人也不希望建筑能永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也就是“人本”和“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却是暂时的，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选择态度和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坚持木结构建筑原则与此有很大关系。
在中国文化里蕴含着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万物变动不居。中国民居建筑也蕴含着一种生命常变的观念。中国人认为人难免一死，死后会有下一代继承，下一代死后会有再下一代继承，自己有限的生命必须靠儿孙延续，因此没有儿孙会被视为最大的不孝。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之处，中国人是要儿孙来纪念自己，而不是以房子来纪念自己；而西方人则常用建筑来纪念自己，因此外国人盖个房子，用石头刻字嵌在上面是很普遍的。在大学里想要募捐一座建筑非常容易，但要募捐其他的资金则不太简单，因为每座建筑都有捐赠者的姓名，靠大学的持续，这姓名亦能保存久远。而中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传统民居木结构房子无法持久，人们知道再华丽的建筑，也终会腐朽，因此与时间竞争是无济于事的。任何建筑物过了一定时间就会腐朽，腐朽后需要更新。“百年大计”是后来西方传入的观念，在传统的中国是没有的。建筑与人生一样，不必过分努力期望它能永恒持续下去，生命是不会永恒的，建筑只代表一代的生命，随着代际更迭而消失，是很自然的。正如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所说：“盖中国自始自终未有如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竞永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如被服与马车，时得而更换之……”房子就和衣服一样，穿破就应该扔掉，房屋并非了不起的要垂之久远的艺术。这种不断变化的观念，就是不断求新。常保求新的观念是中国人在骨子里所赞同的，新的比较好，是因为新的会变旧，旧的会变老，老的会走向死亡，所以新了还要再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人的命运也是这样，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觉得事情是一直变动的，且继续在变化之中。对“新”的美好的企盼和希望是一般老百姓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西方人希望建筑是一种永恒的纪念，这在早期《圣经》中就有记载，以石头建造庙宇或神殿反映了永恒的观念，而后期所有的欧洲教堂建筑，也都体现了永恒的观念，即常用石头或砖为建筑材料。这一点与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喜欢用木头且一向以木头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农村，哪一家房子用的木头多，说明这家有钱，有社会地位。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认为木头是比较容易腐坏的材料，石头是更结实的材料，用石头建造房子不容易垮。中国人认为，房子旧了就应该建新房子。有钱的人应该住新房，穿新衣服。新的才是喜庆的、充满希望的。这和西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譬如在英国，如果哪一家拥有一座古堡，亦即13世纪骑士时代的建筑，会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有钱的欧洲人都会以拥有一座建筑而自豪。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住老房子的被视为是没出息的，有出息的就该拆掉老房子，盖栋又新又大的房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士大夫阶层把玩古玩之外，并没有保存旧东西的习惯。农村的庙宇，哪一座是新盖的，哪家香火就旺盛。
中国民居之所以是一个建筑群，与传统的家产继承习惯法相适应。欧洲的城堡建筑，与其社会制度中的长子承袭有关。不论儿子多寡，一律由长子继承城堡，城堡上所刻的姓氏爵位，由一人承继而传袭下去。这种继承法保证了西方人建筑单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可是中国人家产的继承传统并非如此，多以众子平分为原则，或有偏爱亦以幼子为多。因此，房屋需有很多房间组成，长辈过世后，儿孙都有房子住。以防长辈不在时，儿孙为生存空间而互相争斗。
另外，中国建筑与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文精神有关。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民族，即便有宗教也是一种世俗的宗教，祭拜只是为了满足现世生活的某种需求，并非严格意义的宗教。也许有人会说，目前我国乡村庙宇众多，能说我们没有宗教吗？可这些庙宇和原始时代的大树或石头是一样的，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床有床神，厕所也有神，这些神都只是提供人们精神寄托而已，不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只是一种实际生活的延长。妇女想生儿，她就去拜拜，拜后就希望兑现，如果她刚好生了个儿子，就拼命地向菩萨身上贴金；如果生了个女儿，大概就不去拜了，等到下次想起来，再去拜另一个神。所以中国人精神寄托的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信仰。对建筑空间来说，由于中国人对人性的重视，故而在建筑的秩序结构中反映出人文社会的精神。民间庙宇建筑与住宅风格是一样的，只是一座华丽的住宅而已，神祇的排列组合，成为家族人伦等级的复制，庙宇中并没有令人敬畏的气氛，而是亲切的、有求必应的。
同时，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并不重视自然环境，这是中国建筑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环。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非常爱好自然、亲近自然；在诸多古典文献里，尤其在文学艺术的表现上，反映出中国人对自然的向往，诸如山水诗、山水画等都是表现自然的，因此，中国文化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爱好自然的文化。但从建筑文化的角度看，并不是这样。其实，现代西方人比中国人爱好自然，他们建造别墅，考虑的第一要素是景观。安排房间的坐向，客厅要求设立“观景窗”。数扇窗户连起来，中间没有窗框，全是一片玻璃，坐在客厅看出去，户外风景就如同框画一般。这个“借景”手法在中国园林建造中很早就有了，但在建筑上，中国人无论是盖别墅或盖其他建筑，都不首先考虑景观。盖房子常常先找个风水先生决定房子的方位，而周边风景明明摆在前面却一点不能享受。传统盖房子的目的是寻求一个安心和安宁的居住空间，以求得家的兴旺和发达，而不是一个很美丽的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