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间服饰
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服饰一词。《周礼·春官》云：“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服饰一词的意义与后世基本一致。服饰由服和饰两部分组成，服包括衣、裤、裙、鞋、帽；饰指首饰、脚饰和腰饰，主要是配合服，起到装饰作用。服饰的种类繁多，光首饰就有钗、簪、胜、梳、夹、耳环、耳坠、项链和项圈等不同式样。服饰是一个民族最为显耀的身份标识，“凤凰装”、“银装”、“珠衣”、“旗袍”、“藏袍”、“蒙古袍”、“鱼皮衣”就分别是畲族、苗族、高山族、满族、藏族、蒙古族和赫哲族的身份符号。
一、服饰的起源
服装的起源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四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有文身等装饰行为。十万年至四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地球经历了一次严寒的侵袭，这时期也称冰河期，人类开始使用兽皮御寒。什么是人类服饰的原始动机？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在诸多不同观点之中，最重要的是遮羞说、保护说和装饰说三种。
遮羞说认为服饰起源于人类对身体（特别是性器官）感到羞耻而需要加以遮掩。遮羞说虽然很容易为普通人所理解和接受，但有其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裸体的羞耻感不是生来就有，而是一种学习而得的行为。
保护说则认为服饰的动机是防御自然界对人体的伤害（如严寒、烈日曝晒和风沙等），持保护说的人不难找到很多支撑其观点的论据。例如，冰河期的洞穴人使用兽皮就是为了防寒。但是，澳大利亚的一些原始部落在寒风呼啸中赤身裸体，而赤道附近的不少土著却穿衣服，所以保护说也有其缺陷，不能阐明服饰起源的主要线索。
装饰说是唯一触及服饰原始动机本质的观点，服饰起源于人类对美的追求，服饰的原始动机是装饰，包括夸大、标识、巫术和吸引其他人等多种因素。一般认为，人类总得先追求温饱，再求美观，这种想法只是缺乏研究的猜想。人类很早就有美的追求，而且，人追求自身的美（即服饰的美）要早于追求器物的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仅求实用，粗糙而无一定造型，然而，这时人类却已经用动物的羽毛装饰自己，或断发文身。原始人类的装饰动机，决非在闲暇中产生，在他们看来，装饰本身就是非常实用而且有着非常具体的目的，如装扮自己以求吸引异性的注意。这一行为可以追溯到人类产生之初，普列汉诺夫甚至认为在动物中也有类似行为。此外，装饰可起因于对自然现象的畏惧，打猎的丰收祝愿或禁忌。
二、服饰的演进
中国一向被誉为“衣冠之邦”，整套繁缛庞杂的章服制度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商代以前没有文字记载，其服饰的具体形式我们知之甚少，从甲骨文和商代青铜人像等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经初步出现服饰等级。我们已经可以从服饰上区分诸如大奴隶主及其亲属、侍臣、人质、奴隶等多种不同身份。区分身份等级的方式，除服装样式外，还有衣料的质地、色泽和花纹，例如有一种皮制的装饰物，上面涂绘花纹（兽头纹等），悬挂于腹前，象征着权威。
章服制度基本形成于周代，周代关于当时服饰的直接记载见于《礼记》《周礼》《仪礼》，此外，青铜器铭文中也有零星资料。根据上述资料，周代男子服饰已有冕服、弁服、元端、深衣、袍、裘等。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又可分为礼服（祭祀之服）、朝服、田猎服、凶服和兵服。周代的章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中间虽经历代统治者增删改易，但基本形式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有人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分。在服饰文化领域，汉代的确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楚地服装样式多趋纤长，纹饰精美，色彩艳丽，材料细薄，后人称之为楚衣。丝绸制作的服装，特别能表达楚衣之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服饰，其中有袍、衣、裳、帽和履，这些服饰除履用麻外，其余都是丝织品所制。汉代服饰出土最多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其中有袍、裙、手套、袜子和鞋。马王堆出土的袍虽然较江陵更加复杂，但纹饰风格颇为相似，服饰纹样以凤鸟为多。这反映了远古楚人以凤鸟为图腾的文化之源。汉代服饰中有一种“假袖”，即袖端再加一长段袖口，类似后世戏曲中的水袖，这种“假袖”，也是源于楚文化。
历史上所谓魏晋风度，从广义上讲，是指一种无为无不为的时代精神。谈到魏晋风度，人们总要联系到门阀士族在诗歌、音乐和书法上的造诣以及谈玄论道、炼丹服药和饮酒任气的风气，而常常忽视了当时流行的服装形制及其风格。
魏晋士人流行宽衫大袖，式样简朴，省略了秦汉袍服上的繁复装饰，头上戴巾，或梳辫子，较少用帽。服装色彩则崇尚素雅，贬斥俗丽，连喜庆婚礼也常用白色的丝织物。穿着形式也不拘一格，或披而不穿，或敞领袒胸，喜赤足，甚至散发裸身——用刘伶的话说，这叫“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裩”。这种服饰完全违背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教规定，却又充分表现出穿着者潇洒脱俗的气质和品格。
唐代的服装以胡服为典型，这种胡服主要流行于初唐至盛唐，典型形式是头戴锦绣浑脱帽，身穿翻领窄袖袍和条纹小口裤，脚蹬透空软绵靴。这种服装，主要是受了西域诸国（今新疆一带）和波斯、印度等的影响。胡服的特点是装束紧贴合身，人体的袒露较多，风格奔放，不拘一格，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和感受。中唐以后，社会风气改变，浅斟低唱，车马宴游日盛，取代了兵车弓刀的边塞生涯，流行服式也随之改变，由窄袖紧身变为宽衣博带、大袖长袍，胡服因之逐渐减少。
中国古代在纺织品服饰上运用种种加金技术大约始之于战国，汉代以后进一步发展，唐宋时期织金技术已日臻成熟。但织金锦缎广泛用于服饰是在元代，唐宋服饰图案以色彩综合为主的艺术风格，至元代变为用金银线来作主体表现。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艺术欣赏习惯、服饰爱好和生活的广漠环境有关；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民族通过战争获得大量黄金，可以在服饰、宫室诸方面大肆挥霍。
满族服饰是清代三百年间的主流，男子礼服以袍褂为主。长袍多开衩，官吏士庶左右开两衩，皇族宗室前后左右开四小衩。清朝后期，品位较高的官员也用四衩袍。不开衩的袍称“一裹圆”，用作便服或平民服装。满族妇女以修长为美，袍衫因之流行瘦窄，并上梳高耸的旗髻，下着花盆底的高底鞋，显得穿者亭亭玉立。
三、男子服饰的现代转变
男子剃发留辫，原是清代满族统治者初入中原时强迫汉人接受的。因此，在清代，男子蓄辫与否，成为社会衡量其是否效忠朝廷的标志。男子留辫不仅是生活习俗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当时男子的剃发留辫，主要是靠了政治与法律的威力才得以推行并相沿成习的，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进入民国，原由满族统治者强加于汉族社会的男子剃发留辫风俗，随着清朝统治的灭亡和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也就难以持续下去了。
其实，民初的剪辫子时尚也是服饰本身发展规律使然。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至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也出现了某些欧化的趋势。西装与辫子是格格不入的。华人的辫发胡服，委实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也遭人耻笑。在辛亥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西装、中山装占据了主要地位。不仅官员、知识分子喜欢穿，其他阶层的人也照样穿；城市是如此，一些远离都市的偏僻县乡也是如此。如四川新繁县，民国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10]。河北怀安县，“在城一方，平时常服线呢、洋布，衣制亦较多乡村时样。……惟在外游学诸生，交际既广，接触亦多，所著服装较为特异。男有洋装革履，女多剪发旗袍。萍水相逢，俨然津海人焉。”[11]至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穿西装的男子极多。西装是辛亥革命前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典型穿着，中山装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改造英国式猎装所制。因为这两点，民国建立前后，人们把西装、中山装与维新、革命结合到了一起，“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12]。中山装是辛亥革命以后最常见的男子服式，这种服装比西服宽大，上身上下左右各有一个口袋，领口可扣至颈下；下身是西式长裤，当时颇为流行。“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13]，就是一般民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14]。商人们更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大做广告，各地经营西式服装及进口衣料的买卖大为兴隆。南京“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国细呢、西式新式，列肆相望，无论何店，皆高悬西式帽”。北京的西服庄通过做西式大氅和西式冬帽发了财，“年来北京人士需用大氅之数，比之以往，可加及数倍。需用既多，故供给者众”[15]。至于学生，除了规定的学生服外，更是带头在服饰上洋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流行穿长袍。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中式服装，上穿中式领的衫袄，下着宽大的裤子，仍然是汉族人最基本的服装样式。男子的中式上装是对襟的，女子的中式上装有斜襟和对襟两种，这类传统的中式服装不仅在式样和色彩上男女各异，而且在各个时期也有种种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肩、襟、裤脚、口袋、扣子部分以及上衣和裤子的肥瘦长短上。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生动地描写了咸亨酒店中“短衣帮”酒店的形象。“短衣帮”三个字准确地说明了中式短衣是旧时劳动人民的日常装束，与“短衣”相对的“长衫”自然也是1949年以前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长衫、马褂或马甲通常是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阶层的装束。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已经以穿西服、旗袍为时髦，但从数量上看，当时仍是以穿着各式长衫或短衣的人为多。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男子服饰的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男子服装以粗布、棉布为主，品种单一，色调单一，补丁衣服极为普遍。70年代，服装以棉布、化纤为主，布料色调单一，以中山装为主，颜色以蓝色和绿色为主。80年代，服装颜色渐趋丰富，款式开始新颖，中山服已失去主导地位，西装大量出现，喇叭裤、牛仔服深受青年欢迎。皮鞋、皮夹克及呢子大衣普遍出现，面料以化纤、毛料为主，真皮服装出现并逐渐增多。90年代，服装款式新颖，色调齐全，纯棉、纯毛、真皮等高档面料使用普遍，但化纤服装仍然有很大市场，高档西服、休闲装、时尚服饰、牛仔服饰在市场上大量涌现。
近些年，男子服装款式新颖，样式独特，服饰具有个性化、自然化和环保化特征。此外，唐装、宋装、清装等古韵犹在。
四、袒露曲线的女性服饰
女性的传统服饰与现代服饰的分水岭同样是在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一般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与清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有一些青年妇女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以为唯此才当得起文明、新潮。其后，女子服装渐呈西化趋势，一改过去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服装造型，将衣服裁制得长度减短，腰身收紧，袖口缩小，比较注意展示人体的曲线美了。正如女作家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妙笔生花的那样：“民国的建立，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景象……时装上也有显示出现空前的天真、轻松、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子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服装的开放与变化，展示了时代的进步与妇女的解放程度。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流行表面上模仿传统、实质上吸收西方服装优点的女服——旗袍。旗袍满语称“介衣”，原是满族妇女的服装，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袖、襟、裾等都滚有宽阔的花边。起初，其式样与清代旗服没有太大差别，但不久在受欧美服装影响以后，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现在长度缩短了，腰身收紧了，袖口窄小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旗袍在衣长、袖长、衩长上不断花样翻新，致使这种服装一时衣长及地，连鞋子都看不见，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处，使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面；一时兴长衩，一时兴短衩。不过，袖口却是越缩越短，由肘上缩到上臂半露，再缩到肩下二三寸；同时，腰身越来越窄，有的窄到要吸了气才能扣上纽扣。那时期的旗袍，季有新款，强调三围，即胸围、腰围、臀围，趋向狭窄、紧绷，突出人体曲线。茅盾先生在小说《子夜》中，描写了巨商吴荪甫的老太爷从乡下乘轮船头一次到上海。这个象征封建没落的老朽，怀中紧紧地抱着《太上感应篇》，他眼中景物都是“离经叛道”的。在南京路上，到处是光怪陆离的灯光和耸入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向吴老太爷扑来。最令他身心受刺激的是一位身穿高开衩短旗袍、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髦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跷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这情形，不禁使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终于心力交瘁，晕死过去。
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烦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16]这种定型的标准式样，主要是吸收了西式女服的特点，已与传统旗袍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故而可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中装西化的样式。
除了旗袍，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的妇女还喜着披风、大衣、西装、马甲、长裙等。民国时期，妇女服装的多样化和时装化现象十分明显。当时，由于有船直航欧洲各大名城，因此巴黎等地的新式服装三四个月后即可流行于上海。在领导时装新潮流方面，电影演员、模特、交际花走在最前面，作用也最大，上流社会的妇女趋而从之。同时，各种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对新奇服装信息的传播和电影业的推动，也使女式服装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服饰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军黄、灰、蓝三色统治了女性的衣着打扮，女性特有的身材曲线完全被掩盖在直筒的男性化的服装里面。英姿飒爽成为年轻女性追求的气质和风度。旗袍这种代表东方女性美的时装悄然而逝了。直至90年代，旗袍又以崭新的姿态重返时装舞台，甚至还被作为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
五、服饰穿戴的规矩
一个民族的服饰，是民族风俗习惯的最为直观的方面，是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饰方面，不同的民族文化圈有着不同的规约，这些规约一般都以某种信仰为根据。汉族民间关于服饰的规约主要表现于服饰的颜色、款式、穿戴及放置等方面。
中国传统服饰有四季之分。北方天气温差大，常以单、夹、棉、皮相区别，不按季节穿戴，也是冒犯规矩，就会在民俗风尚上承受种种压力，或预示着某种变故。如六月穿棉袄，不是生病，便是家道中衰，经济拮据，而旁人也会以冷眼相视。
汉族对颜色的区分好恶从来就不着重于审美角度，而是赋予其明确的象征意义。按照正统礼教的观念，属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应该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服色亦应有别。由此确立起来的一套有关穿戴的规矩，就是所谓“礼服”制。在汉武帝时已有关于服色的禁令。汉成帝永始四年（前13）发布了—道整顿风俗的诏令，其中有“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颜师古注：“然则禁红、紫之属。”也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已常穿青、绿而禁服红、紫了。
受上层“礼服”制的影响，汉族民间以黄色为贵色，而以白、黑色等为凶色。《礼记·曲礼》云：“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在，子女忌穿白衣，忌戴白帽，这是因为丧服是纯素的，《礼记·郊特牲》云：“素服，以送终也。”现在民间举办丧事，都戴黑纱，或穿白色孝服，佩戴白纸花等。在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忌素服的习俗曾一度中断。那时从皇帝到民间，平时都有穿白衣戴白帽的。只是在喜庆之月，如婚年寿节才忌白、尚红。大约到了宋朝，厌白尚彩的风习又普遍流行于民间了。宋高宗时，因杭州夏季炎热。士大夫都流行穿白色凉衫。《宋史·舆服志》载：“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
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于是禁服白衫……自后凉衫只用为凶服矣。”宋朝以后，民间服饰忌白和以白色为凶色就作为官方制度确立下来了。
白衣之外，除了小儿妇人，也忌紫色外衣，因为紫衣是下吏皂隶所服之色。据《清史稿·舆服志》，官员也只有佩紫绶，而服色均无紫色的规定。紫色是贱色，所以连民间也忌讳穿紫，紫色衣服的忌讳带有政治的即等级观念的内容，不像忌讳白色那样主要是民俗的性质。
民间还有男子不戴绿头巾、绿帽子的习俗。元、明、清时只有妓、优伶等“贱业”中人才以绿色为服色。唐人李封任延陵（今江苏丹阳—带）县令时，下级有罪便叫裹上青绿色头巾以示处分。于是，江南一带对戴青绿色头巾就以为奇耻大辱。元明时，又规定娼家男子戴绿头巾。据《中国娼妓史》云：“后代（元以后）人以龟头为绿色，遂目着绿头巾的为龟头。乐户妻女大半为妓，故又叫开设妓院以妻女卖淫的人为龟，或叫当龟。又以官妓皆籍隶教坊，后人又呼妻女卖淫的人为戴绿头巾，或叫戴绿帽子。”[17]明代也有此说，并且从制度上加以规定。通常人都忌讳穿青衣、绿衣，唯恐自己与贱业、贱民同路，沾上“不洁”、“污秽”之习气。
西北地区的汉族居民衣着短小，上衣一般都要过膝，裤脚达到脚面。这可能是西北地区风沙大、气候冷而形成的穿衣习俗。汉族在服饰款式方面有“男不露脐，女不露皮”的规矩，主要是出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观念。山东一带忌讳衣服的下摆有毛边，以为是丧服的样式，恐不吉利；又忌讳衣服的扣子为双数，俗说“四六不成材”，以为扣子双数会影响穿衣人的事业成功。民间做寿衣时，款式方面也有规矩，如衣服的袖子要长，须将手完全遮住，忌讳袖短露手，否则，据说将来儿孙会衣不遮体，沦为乞丐。
在穿戴上，旧时汉族忌反穿衣，因为丧礼中舅家桌布反结，同时，寿衣给死者穿之前由孝男反穿，之后才脱下正穿在死者身上。河南沁阳一带有“反穿罗裙，另嫁男人”的说法。孀妇改嫁时才反穿罗裙，若平时女人反穿罗裙，自然是不吉祥的，所以忌讳。旧时，有人死后反戴帽子的习俗。据熊伯龙《无何集》云：“毋反悬冠，为似死人服。”可见反悬冠也是凶相，所以忌之。忌衣服晾干后未折好就直接穿着，否则，人会变成“竹篙鬼”。禁忌衣服穿在身上缝补或钉扣子，否则被误认为是小偷。浙江南方农村，男人忌穿女人的鞋，穿了女人的鞋会被鬼戏笑，走路伤脚趾；忌戴拾到的帽子，以为有坏运。
民间不仅在服饰的颜色、款式、穿戴上有许多规矩，就连衣服的置放也有规矩。旧时民间忌讳将妇女和小孩的衣物在夜间晾置在室外，恐冲犯夜游神煞。小孩的衣服还忌搭在高处，俗称三尺以上有神灵，恐伤着小儿。忌在竹竿尾晾挂衣服，因这与丧事所举旗幡相似。放衣服时忌男衣放在女衣下，恐坏男人福气。结婚时忌新娘鞋子放在男鞋之上，恐日后女压男。
六、少数民族服饰
我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它们是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族、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和基诺。此外，还有一些尚待进行民族识别的人类共同体。少数民族的服饰及其图案，是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是人类美化自身的产物，是少数民族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这些民族的服饰本身就是一个万紫千红、丰富多彩的奇异世界。
（一）西南地区
广西壮族民族服饰上的图案纹样大多是民族信仰的印记。在青年男女随身背挂的壮锦袋上，惟妙惟肖的龙、凤图案造型比比皆是。清人张祥河《粤西笔述》云：“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民间还有“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的说法，因为在壮族看来，龙、凤象征着神威和寓意吉祥。
由于壮族人口较多，地区面积大，又有不同支系，平峒和高寒山区气候差异明显，因此，各地的服饰又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蓝色为主色调，表达了对本族先民原居海滨的深切追忆。壮族青年女子特别喜爱银饰，静坐时银光闪闪，走动时沙沙有声，更显壮族服饰的婀娜多姿，风情万种。
彝族服饰划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六种类型，各种类型又可分为若干样式，概括起来委实困难。彝族服饰从头到脚都让人爽心悦目。彝族绣花鞋形状似船，鞋尖头向上内勾呈钩状，钩端系着各色绒线，以示美观。鞋底前上翘呈尖状，鞋面绣花，鞋帮绣叶片，上饰花朵，是彝族妇女外出赶集、节庆、婚嫁用于美化装饰和展示技艺的一种日常生活用品和民间手工艺品，同时，也是彝族男女青年的爱情信物和姑娘出嫁祈盼平安幸福的护身物。彝族妇女大多喜欢戴头帕和穿百褶裙，每当节日来临，在彝族人聚居的街头，五颜六色的头帕和百褶裙真是美不胜收。
纳西族妇女的服饰是她们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的象征。她们的衣服宽腰大袖，女袄外加紫色或藏青色的坎肩，披肩上钉有七个圆布圈及七对垂穗，圆布圈上用丝线绣着精美的星星。垂穗表示星星的光芒，俗称“披星戴月”。“披星戴月”是纳西族妇女喜爱的一种服饰，每逢佳节盛会，纳西族姑娘们都披着“披星戴月”，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
苗族是一个“无人不穿花”的爱美民族。苗家人不仅在衣襟、衣袖、衣边、臂肩、围裙、围腰上绣着漂亮的花卉图案，就连小孩的背带、手帕、荷包上，也都是色彩斑澜、花样繁多。苗族中的“黑苗”支系，一般穿黑色衣服，折布为裙，用黑布裹足。“自膝及，蓄发椎髻，蒙以黑布巾，如万字然。”[18]女子头上插长簪，耳戴长环，脖子上戴银质大环，男女均穿草鞋。“白苗”的服饰与黑苗类似，只是女子头上蒙红巾，衣服则是用蜡涂成花纹而后染色，然后去掉蜡花做成蜡染服装，衣长过腰，领子为白色，腰带为彩色。“花苗”的服饰，男子用青蓝布缠头，头发用木梳绾起来，戴竹笠，衣服是黑色的短衣，用蜡绘染过，在袖子上用锦缎装饰。男女均穿草鞋，都喜好用布缠腿和脚，这样在森林中就如猿猴一样迅捷。女子常将一块花布放在头上，未婚女子还会在头顶竖插一根鸡毛，结婚后就拿掉。“短裙苗”，又名“披片苗”，没有衣裤，两臂横披一幅青布，腰系短裙“约五寸许，折拆约数百幅，丝绣带，贯以响铃，手足裸露”。富裕人家的女子会在脖子上戴重圈，在耳朵上戴耳环，耳环的形状像钩子。“长裙苗”的服饰，裙子长至脚，有衣裤，其他和“短裙苗”相同。“东苗”的服饰则和汉族类似，不过女子都系青色带，穿青色衣，脖子上戴银质大环，不穿裙子。
瑶族各支系服饰存在较大差异，男子服装以青蓝色为基本色调，以对襟、斜襟、琵琶襟短衣为主，也有的穿交领长衫，配长短不一的裤子，扎头巾，打绑腿，朴实无华。妇女服饰有穿大襟上衣，束腰着裤的；有穿圆领短衣，下着百褶裙的；还有穿长衫配裤的。瑶族服饰的挑花构图风格独特，整幅图案均为几何纹。瑶族头饰特点更为突出，有“龙盘”形、“A”字形、“飞燕”形等。瑶族染织业发达，服装均用自染土布制作，有一套完整的蓝靛印染技术。色彩常用红、绿、黄、白、黑五种，服饰制作采用挑花、刺绣、织锦、蜡染等工艺。
（二）西北地区
藏族服饰在藏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区男子一般穿黑白氆氇或哔叽藏袍，衣裤套穿在白衬衣上，外束色布或绸子的腰带；妇女藏袍的用料同男装，冬袍有袖，夏袍无袖，内衬各色绸衫，腰间围一块毛织的彩色横条“帮典”，风格独特。“帮典”是藏族已婚妇女的专用品，也是藏族服饰的一种标志。牧区男子多穿肥大袖宽的皮袍，大襟、袖口、底边等处都镶着平绒或毛呢，外束腰带；妇女也穿皮袍，皮袍以“围裙”料和红、蓝、绿色呢镶宽边，美观漂亮。藏袍作为藏族的标志性服饰，其款式在西藏各地无太大区别，但就其色泽而言，在藏北多以白、褐为主，后藏农民喜欢用鲜明、醒目的重色，引人注目，给人以明快的感受，这也反映出了藏族开朗豪放的性格。这种深色大底的衬托效应引出藏族服饰艺术的另一个特点——色块对比。藏族服饰中大胆地运用红与绿、白与黑、赤与蓝、黄与紫等对比色，许多白氆氇藏袍镶着巨大的黑色袖口，领口下摆，构图生动，色泽对比十分强烈。妇女发饰中，常缠入鲜红和翡翠、粉红和天蓝等对比色丝线、毛绒，相互映衬，各种滚边有粗细花纹之间的对比，等等，这些都是对深色大底衬托效应的进一步发展。藏靴主要有“松巴鞋”和“嘎洛鞋”。藏族男女的头、手、胸、腰上都喜欢佩戴用珠宝、金、银、铜、玉、象牙等制作的精美首饰。
维吾尔族四季都戴帽，帽子有两种，皮帽或棉帽，“一种口小上大，顶隆而平，高四五寸，顶边围二尺余，以青缎、紫绸等为之，内衬铁丝，铺以棉花，外以金银花线盘绣各花，微缀以缨，哈密一带尚之；一种沿矮顶高，用绿绸与毡绒为之，颜色无定，或亦绣花垂小缨，沿坦而长，缘而海龙、狐、獭等皮，南八城多戴之，北路亦风行，视为最普通”[19]。男子的服装“右衽环带，女子有领无衽，由头套下，如希腊服装，内衬长襦，下与膝齐，又往往外加背心，袅袅然，美观也”[20]。女子的头发，已婚的编为两支，用青丝缁线扎束。未婚女子出门时则总以花布或网巾蒙面，不过这种风俗渐渐废除。女子的衣服虽系套头装，但生了孩子后，往往在前襟开衽，便于哺乳。所穿的鞋都是牛皮制的，靴子高的可与膝齐。还有一种鞋套，穿在靴子外，进门时将它脱掉，很是清洁。
哈萨克族男女不分贵贱，所穿的衣服都称为“袷袢”，男女都尚黑色，都穿厚衣，夏天用来挡阳光，冬春用来保暖，天很冷时则加披皮裘。男女的衣服都长到膝，不结纽，“男敞前衿，以左衽掩腋，束之皮带，带刻金银，嵌含珊瑚、珍宝诸石，左悬皮囊，右佩小刀；妇女衣较长，当胸以金丝编织，缀以环纽，衣之前后繁系小囊，盛零纤什物，便于取用，缤纷如也”[21]。男女都戴皮帽，女子嫁人后用花布包头。脚上穿皮靴、皮袜，靴子袜子都用牛羊皮做成。[22]
柯尔克孜族男子传统服饰为白色绣花边的圆领衬衫，外套无领长衫“袷袢”，袖口用黑布沿边，短上衣的式样为竖领、对襟扣领，衣外系皮带，下穿宽脚裤，适宜游牧骑乘。女子服饰为宽大无领、长不及膝、镶嵌银扣的对襟上衣，下端镶有皮毛的多褶长裙或下端带褶裥的各色连衣裙，皮或布制的坎肩。柯尔克孜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戴圆顶小帽，柯尔克孜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在衣服的领、袖、前胸等处绣上美丽、精致的几何图案。色彩以红、蓝、白为主。编织也表现出精湛的技艺，用染色羊毛、驼毛编织的挂毯、地毯，用芨芨草、红柳枝编成的帘子、围子等都著称于世。
由于散居的原因，回族在服饰上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就是礼拜帽，一般是用白布制作，式样为无檐小圆帽，也有戴黑色的，最初是作礼拜时戴，现在已成为民族标志，平日也随处可见。回族妇女习惯戴披肩盖头，只把脸露在外面，根据年龄的不同，选用的颜色有所不同，姑娘用绿色的，中年用青色的，老年用白色的。
裕固族男女都穿的高领衣服是大襟有衽的长袍。男子束红、蓝腰带，佩带腰刀、火镰、小佛等；而妇女高领长袍下摆开衩，衣领、袖口、衣衩、襟边绣着花边，以绿、蓝色布料为主。外套大红、桃红、翠绿、翠蓝色的缎子高领坎肩，系红、绿、蓝色腰带，配几条彩色手帕，脚穿长筒皮靴。冬季，男女皆戴狐皮风雪帽，穿高筒靴；夏秋季节，戴圆筒平顶镶边的白毡帽或礼帽。
（三）东北地区
赫哲族只有四千多人，夏天捕鱼，冬天打猎，他们有一个别称叫做“鱼皮部落”。赫哲族的服饰别具特色，旧时赫哲族衣服都用鹿皮和鱼皮制作，有用鱼皮做成的鱼皮长衫、鱼皮套裤、鱼皮靰鞡。鱼皮衣的特点是轻巧、暖和、耐磨耐扯，且不透水，鱼皮制作非常复杂。以前都用的是大马哈鱼的鱼皮，也有鱼皮衣服是把鲢鱼、鲤鱼等的鱼皮完整地剥下来，第一步要先去油，去油的工具完全是古人的智慧，是很常见的苞谷面。用鱼皮卷着苞谷面，一点一点用铡刀把油压出来，苞谷面则把油吸走。去油后的鱼皮要贴在门上晾干。一般人觉得鱼皮很脆很薄怎么能做成衣服，但实际上这样处理后的鱼皮，两个大小伙子都扯不开。之后要用手把鱼皮揉软，把鳞搓掉，最后用鹿筋做线缝制衣服，再晒干就可以穿了。
满族男子传统的服饰是带马蹄袖的袍褂，衣带束腰，有的对襟马褂外罩长袍。夏季头顶凉帽，冬季戴皮马虎帽。以棉、丝绸、缎等为衣料，喜用青、蓝、棕等色。好穿长及脚面的旗袍，或外罩坎肩。男女的腰际或大襟上皆挂佩饰，多是些实用而又精美的物件，男子有耳勺、头镰、牙签、眼镜盒等；女子有香囊、荷包等。
朝鲜族一般喜欢素白色，以示清洁、干净、朴素、大方，故朝鲜族自古有“白衣民族”之称，自称“白衣同胞”。男子通常穿短款上衣，斜襟，左衽，宽型袖筒，下身穿宽腿、肥腰、大裆的长裤。外出时喜欢穿斜襟长袍，无纽扣，以长布带打结。过去习惯戴笠，现在青年男子戴鸭舌帽，中老年人戴毡帽。儿童上衣的袖筒多用色彩斑斓的“七色缎”做料，就像彩虹在身上飘逸。女服则为短衣长裙，朝鲜族叫“则”和“契玛”，喜欢选用黄、白、粉红色衣料。朝鲜族的鞋从木屐、草履、草鞋、麻鞋，到近代男子宽大的长方形胶鞋、妇女鞋头尖面跷起的船形胶鞋，无不别具一格。
（四）华北地区
蒙古族服饰包括首饰、长袍、腰带和靴子等。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喜欢穿长袍，春秋季穿夹袍，夏季穿单袍，冬季穿棉袍或皮袍。男袍一般都比较宽大，尽显奔放豪迈。女袍则比较紧身，以展示身材的苗条和健美。男装多为蓝、棕色，女装则喜欢用红、粉、绿、天蓝色。腰带是蒙古族服饰重要的组成部分，用长三四米的绸缎或棉布制成。蒙古族钟爱的靴子分皮靴和布靴两种，蒙古靴做工精细，靴帮等处都有精美的图案。佩戴首饰、戴帽是蒙古族习惯。玛瑙、翡翠、珊瑚、珍珠、白银等珍贵原料使蒙古族的首饰富丽华贵。
（五）东南地区
畲族妇女勤劳朴实，其装束打扮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喜在衣领、右襟、袖口和围裙上，刺绣花鸟及艳丽的花纹；腰束彩色条带；头发盘梳成螺式或截筒高帽式，发间束红绒线，配以银质头饰。这种独特的装束，称为“凤凰装”。随着年龄的变化，凤凰装在头饰、发型及服装上各不相同，可分为“小凤凰装”、“大凤凰装”和“老凤凰装”等。有些地方把新娘直接称为“凤凰”。
台湾南部高山族的男子穿对襟长袖上衣，外套坎肩式短褂，系宽腰带，垂其两端作为前裙。衣袖、领、腰及下摆都镶上彩色花边，用黑布缠头，经常戴藤盔或木盔。女子服饰分为短衣长裙、长衣下裳和裸露式三种款式。有的身穿对襟长袖短衣，下着长裙，胸前挂一块斜方胸衣；有的上身只穿一件背心，下身横围一块腰布，冬天用一块方布自左肩围裹其身，头戴木制八角头盔。高山族男女都喜欢佩戴饰物，如贝料、兽牙、羽毛、兽皮、花卉、钱币、竹管等，全身上下装点得五光十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