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间出行
在传统社会，人口流动几乎处于静止状态，因此，出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大事。可以想象，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土，离开一大帮可以相扶相依的亲人朋友，不仅要落寞于古道西风，独卧于客栈青灯，更要时时小心自己的钱褡裢，处处留意土匪黑店，此种情景滋味难免会让已经习惯于生活在熟人圈子的人对未知的外部世界心生担忧和畏惧。
一、行旅途径
行旅的途径，古时唯陆路和水路。原始的道路是由人践踏而形成的小径。东汉训诂书《释名》解释道路为“道，蹈也，路，露也，人所践蹈而露见也”。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可以说，自从人类诞生后，就开始了路的历史。相传史前为了作战与生活的需要，黄帝“命竖亥通道路”。“道路”出现了，名称也由此而定。
帝尧时，路名“康衢”。《尚书·舜典》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尧年纪大了，经过反复考验选择了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将帝位禅让给了他。舜即位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辟四门，达四聪”，“明通四方耳目”，二月巡泰山，五月去衡山，八月访华山，十一月到恒山。可见舜帝对发展交通、开辟道路是非常重视的。在周代，道路已初具规模了。《周礼·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的遂、沟、洫、涂、川都是各类大小河的别称，而径、畛、涂、道、路则是各种宽窄路的别名。路按等级分别命名，“路”容乘车三轨，“道”容二轨，“涂”容一轨，“畛”走牛车，“径”为走马的田间小路。具体而言，每轨宽8周尺，每周尺约合0.2米。经涂、纬涂宽九轨（约合14.4米），环涂宽七轨（约合11.2米），野涂宽五轨（约合8米）。“周道”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成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诗经·小雅·大东》云：“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是说天空北面有北斗，“周道”像一把朝西的勺柄，连接了七星。周道是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其交通的中轴线。《诗经·小雅·大东》形容周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见周道的平阔笔直。在我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上，修建周道的重大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秦治驰道”为中国交通史上空前浩大的工程。“驰道”又名“真道”，为天子驰车马之道，又广筑非官道。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在公元前1世纪起已经形成商业之途，并将中国的丝绸穿越沙漠，输送到欧洲，但主要是在公元前138年到前115年，由西汉王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远抵大夏国（即今阿富汗北部）而载之于史册。秦汉以后历朝，路名“驰道”或“驿道”，元称“大道”。清朝把驿路分为三等，一是“官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大路的构筑以黄土沙石为材料，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异常不便，过去也多由官家出面群众集资出力维修，遇有险峻地方修筑路桩、石礅等防护设施。而偏道、便道、斜插近道多为自然踩出。清朝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称为“汽车路”，又称“公路”，由此一直沿用至今。1876年，英帝国主义欺骗满清政府，擅自修筑了吴淞到上海的铁路，这是我国领土上的第一条铁路。而1881年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则是我国出资修建并延存下来的第一条铁路。
旧时，道路计程多以路边固定景物为标志，如桥梁、老树、碑幢、村庄、坟地等。路段名称做地名而定，如张村道、湖村道等。在北方地区，道路的远程标志为关口，因为过去以关定界，出了关如同出了国，对一个行旅人来讲，在关内关外心情和遭遇会大不一样。故而，唐诗中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桥、桥梁是跨越峡谷、山谷、道路、铁路、河及其他水域或其他障碍而建造的结构，是一种由水面或地面突出来的高架，用来连着桥头桥尾两边路，是沟通因水流或山谷而隔离通途的必要环扣。垒石培土，绝水为梁，在浅水中设步墩，早在公元前23世纪的尧舜时代，就有“鼋兽以为梁”的说法。“鼋兽”是以动物命名的大砾石。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独创，造出了很多颇具民俗特色的桥梁。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桥梁是建于商代的钜桥，公元前1066年，武王伐纣，克商都朝歌（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发钜桥积粟，以赈殷之饥民。据史载，我们祖先先用舟代梁，后以木、石为梁。唐代徐坚《初学记》云：“凡桥有木梁、石梁，舟梁为浮桥，即《诗》谓造舟为梁者也。”又说到汉代以木为梁，并以石为梁架桥。另据梁代任昉《述异记》云：“秦始皇作石桥于海上，欲过观日出处。”如是，则更早。在民间传统的梁桥、拱桥、吊桥和浮桥的大桥梁民俗传承类别中，以石拱桥的数量最多。在众多石拱桥中，隋朝建造的赵州桥，最为“奇巧固护，甲于天下”。泉州城内的万安桥，世称洛阳桥，号为“天下第一桥”，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是有名的民俗建筑物。著名的科学技术史家、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J.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桥梁“在宋代有一个惊人的发展，造了一系列巨大的板梁桥”。其他像云贵川山区的藤索桥、竹索桥和后来的铁索桥也是这样。
在我国南方，“桥”与繁衍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迎娶新娘时，不用花轿，而是走水路。途中船要经过三座桥，新娘才能进男方家门。北方的河南、陕西的一些乡村也有类似的习俗。新娘进门，男方要在院中用板凳搭一座“桥”，新娘要从上面爬过去。[26]许多地方有正月十五走桥求平安的习俗，希望新的一年走得顺利。即便是举行葬礼，也要实施“过桥”仪式，希望死去的人能够顺利转世。桥连接两岸，意谓转折与更新，所以人生关键时期的一些仪式都离不开桥，桥是人生出行的一个关键点。
在山势险峻之处凿石成孔，插木为梁，上铺木板，旁置栏杆，称为栈道，是中国古代道路建设的一大特色。栈道始建于战国时期，《战国策·秦蜀》记载：“栈道千条，通于蜀汉。”栈道，又名“阁道”、“复道”、“栈阁”，是汉族古代在今川、陕、甘、滇等省境内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民间山路，是古代西南边陲山区汉族民间主要的交通要道。特别是栈道中的蜀道，指由陕西入四川的石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行旅在川陕之间，吟诵出千古绝唱。《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道绾毂其口”，战略上为“蜀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即发生于此。
“关”指交通往来时必须要出入的要塞地带，“隘”指能够往来交通的险要狭窄之处。关隘多设于山口或路口的交通要道，往往依势而建，从而达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防御效果。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传说是朱元璋派元帅徐达和军师刘伯温到京城以北要塞之地设防所建。
二、交通工具
人类最原始的代步工具是那些脚力好，性情又温顺的动物，如马、驴、骡、骆驼、狗等。我们的祖先对马的驯养和使用有悠久的历史，至少在夏商周时期，马就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了。
相传黄帝因见蓬草随风吹转，而发明了车轮，于是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出车辆，为交通运输作出了伟大贡献，故尊称黄帝为“轩辕氏”。随着车辆的出现，产生了车行道，人类陆上交通出现了新局面。据《古史考》记载：“黄帝作车，任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相传夏代还设有“车正”之职，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当时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就曾担任过夏朝的车正，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为夏王制造车辆，并“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续汉书·舆服志》）。可以推测，车子在夏代已相当普遍。根据甲骨文、金文、出土实物及古籍记载，商朝有了“车马”、“步辇”和“舟船”等交通工具。唐代已有公共交通车，当时称之为油壁车。到了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这种油壁车有了新的改进。车身做得很长，上有车厢，厢壁有窗，窗有挂帘，装饰华美。车厢内铺有绸缎褥垫，很是讲究，可供六人乘坐观光。这是最早的公交车，临安在世界上也算是出现公交车最早的城市了。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这是对古代几种主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总结。独轮车以只有一个车轮为标志。在狭窄的路上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这种车可以在乡村田野间劳作，又方便在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中行走。这种车看上去很简易，但操控起来也不是很容易，不练上一段时间很难使用。民间有种说法：“推小车，不用学（xiao），全凭屁股摇！”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提到，大禹治水“山行乘檋”，“山行即桥”。《史记·河渠书》集解引徐广曰：“檋，一作桥。”因檋是过山之用，负在一前一后两人肩上，远望过去“状如桥中空离地也”（俞正燮：《癸巳类稿·轿释名》），所以又可称桥。而“桥”、“轿”二字古时可相通。“舆轿”一词始出于汉代。《汉书·严助传》中有“舆轿而隃（逾）岭”的记载。在各类肩舆中，尤以“八扛舆”为最大。因需用八人肩抬，故名。时至宋代，始有“轿子”一词，宋人王铚在《默记》中提到：“太祖（赵匡胤）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襕，乘轿子，出居天清寺。”以后虽说轿子还有各种不同的别名代称，但作为这类交通工具的总称或俗名，“轿子”一词一直沿用至今。清俞正燮《癸巳类稿·轿释名》说：轿“古者名桥，亦谓之辇，亦谓之茵，亦谓之辎，亦谓之辎
，亦谓之舁车，亦谓之担，亦谓之担舆，亦谓之小舆，亦谓之板舆，亦谓之筍舆，亦谓之竹舆，亦谓之平肩舆，亦谓之肩舆，亦谓之腰舆，亦谓之兜子，亦谓之
，而今名曰轿，古今异名同一物也”。民间所用的轿子有黑轿（素帷小轿）和花轿（红轿）之分，均用肩抬。黑轿用竹编而成，较轻便，常用两人抬；大花轿（红轿）以红木精制而成，较重，用四人抬，大型的用八人抬（俗称八抬大轿）。前者系一般妇女出门所用之物，后者则专用于婚嫁迎娶。
在衣食住行方面，“行”大概最能直接反映科技的发展水平。如今，迎娶新娘一般都用小轿车，有些还动用了直升飞机。用轿车迎送新娘，粗看是现代化交通工具带来的奢尚，实际上是旧时新娘“坐花轿”迎送古俗的现代化变异，小汽车所称“轿车”，正源于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就出现过花轿与小汽车中西土洋结合的中间过渡状态。新娘的花轿装在彩车上，或将小汽车改装成花轿模样行驶在大马路上，招摇过市。这种两栖型的花轿既不便又费财，如今都市民众就只用轿车充任，车前车后贴几个大红纸剪的喜字即可。花轿也不是最古老的。花轿的原始形态，可能是柳条编的土筐，粗麻编织的大口袋。新娘结婚为什么要坐在这些土玩意儿里面呢？说来简单，远古曾一度实行掠夺婚，抢到的女性，哭哭啼啼，拉拉扯扯跑不快，这岂不是要坏大事？于是把人当货物，装在土筐里或塞在口袋中，一抬了事。由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新娘成婚时出行的代步工具是由筐袋——花轿——汽车线状纵向传承变异过来的。[27]
江南地区河流湖泊密如蛛网，农村几乎家家有船，人人会划。捕鱼、采莲、养鸭、进城、赶集、走亲访友、送孩子上学、婚丧嫁娶，样样离不开船。古人创制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筏子，这是一种用树干或竹子并排扎在一起的扁平状物。筏子，古时也称为“桴”、“泭”或“箄”。考古证明，至少在七千年前，中国已能制造竹筏、木筏和独木舟。最早、最简单的竹筏是由多根竹竿捆扎而成的竹排，沿江河顺流而下，也可以用桨、橹、篙来推进。《周易·系辞》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刳”是割开、挖空的意思，“舟”是独木舟。其制作过程是，先选用一棵粗大挺直的树干，将不准备挖掉的部位涂上湿泥，然后用火烧烤未涂湿泥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再用石斧等工具砍凿，这样疏松的焦炭层很快就被“刳”尽，如此反复多次，独木终被“刳”成带槽的舟。“剡”的意思是削，“楫”即桨，就是说再削木头做成桨。
流行在江浙水乡地区的脚划船，又称“乌篷船”，当地都习惯称“小船”。脚划船的源起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曾到过越地的齐相管仲在《水地篇》中记载：“越之水重浊而泊，故其氏愚疾而垢。”因为古代越民赤脚劳作，故用脚划船。设有拱形船篷，船篷以竹篾为体，竹竿为拱，中间夹着竹箬的乌篷，通体黝黑。船首高翘，有的船头雕着“螭首”，以示吉祥，中间铺有木板，上置草席、枕头等，可坐可卧，一般可乘六人至八人。专门接送人过河的为渡船，又叫“过河船”、“摆渡船”、“送河船”等，平时停靠在河两岸的渡口处，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通过固定的航线到达彼岸。将舟和桥联系在一起的叫浮桥，又称舟桥、浮航、浮桁和战桥。这是一种将船、筏用绳索连接在一起，上铺木板作为桥身建造的桥梁。浮桥的起源很早，《诗经》谓：“亲迎于渭，造舟为梁。”这是以舟为梁。古时限于技术条件或其他原因，在尚未修建固定的桥梁之时，人们为解决交通的需要，便建造了这种浮桥，也可说这是由船（桥）发展至桥梁的过渡。
三、出门饯行
不论是走水路还是走陆路，亲人都要为远行的人饯行。临行饯别的习俗是非常普遍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亲友相别总要聚会饯行。一般是邀请临行人吃一顿丰盛的饭菜，席间一定要敬酒壮行，说一些祝福的话。讲究的人家还要包顿饺子款待，因为饺子的形状像金元宝，吃了饺子出门，定能广开财路，顺利平安，所以，民间流传有“出门饺子进门面”的说法。山西一些地方，出行多选在上午或凌晨。行前全家一起吃饯行饭，单为行者吃荷包蛋、饼食类的耐饥食品。富贵家要摆宴席饯行，请家族兄长、亲朋好友，大家以酒祝愿。对父母长辈，行旅的晚辈多要跪别。也有的亲友不请吃饭，而是赠送一些礼物。因为是送给旅行的人，所以，礼物既要实用、简单，便于携带，又要便于收藏。如结实耐用的千层底布鞋、带有吉祥图案的玉佩、避邪防身的宝剑等。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上说，汉代“灞桥”在古长安城东20里处的灞店，有南北两桥以通新丰道，西京送行者，多至此折柳赠别。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故亦名“消魂桥”。《三辅黄图·桥》亦提到，“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所以，也称为“折柳桥”。长亭古道两旁，种植垂柳，一来可以为行人遮阳纳凉，二来也与一直延续到清代的折柳相别习俗有关。送别时，折一枝长长的柳条相赠，许多心意就已在不言中。柳条细长拖地，表现了行人留恋故土、依依不舍的情怀；“柳”通“留”，是众亲友不忍离别，有挽留之意；柳树生命力旺盛，插土即活，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而且柳树被认为有辟邪的作用，所以，赠送柳枝也是祝福行人即使在外地也能适应环境，无病无灾，逢凶化吉；柳条丝丝细长，“丝”与“思”音同，希望行人不忘故土，思念家乡，早日归来与家人团聚。
四、行旅宜忌
旧时交通不便，在外困难诸多，最怕碰上不测的灾祸。因此，民间素有慎出行的惯习。
中国传统的计时方式不同于我们现在用的公历。公历是民国政府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计时的一致而强制颁行的，与传统社会中的民众通过观察日月、星辰、气候、动植物等的变化规律来指导生产、生活的农历，在宇宙观的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民众传统的宇宙观中，以为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以及二十八星宿的运行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地球生命，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成就大事，除了占“地利”与“人和”，还要占“天时”。于是，出门远行能否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也取决于是否在一个适于出行的吉日动身起程。民间最常用的择吉日的方法是查询老皇历。老皇历相当于现在的日历，但是内容远比日历要丰富得多。皇历的主要内容为二十四节气的日期表、每日的吉凶宜忌、生肖运程等，其中涉及的宜忌事项非常多，简直囊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祭祀、安葬、嫁娶、出行、动土、安床、开光、纳采、移徙、打扫房屋、入宅、修造、栽种、开市、移柩、订盟、拆卸、交易、求嗣、上梁、纳财、起基、赴任、安门、挂匾……可见，老皇历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民间，这种择日出行的习惯约定俗成，在各地都流传有关于何日出行比较吉利的谚语。在北京的门头沟地区，人们都知道“要出走，三六九；要回家，二五八”，因为这几个日子被认为比较吉利。“二”意味着“容易”，“三”意味“活着”，“五”是五行谐调，“六”能保证顺利，“八”意味着发财发家，“九”为长寿之意，“十”指“十全十美”。
尤当注意的是，逢“七”的日子不可起程，宁可延期；逢“八”的日子不可到家，宁可在旅途中多逗留一天两天，俗谓“七不出门，八不归家”。十三日忌出远门，因为“十三”与“失散”谐音。正月十三与以后的每月递前二日为杨公忌或杨忌，百事禁忌，迷信的人不出门。忌黑道日出门，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都不能出远门，更不能在外住宿。山东有些地方忌双日出门，说“要待走，三六九”。假如已经选定了一个启行的吉日，但临时忽然发生了不良的兆头，如，小孩跌了跤，大哭不止，失手打碎茶杯之类，则至少须延期一日，不然，很不吉利。前面提及的杨公忌，是专门避忌出行的日子。据《无何集》云：“世俗多畏杨公忌，谓不宜出行，皆未悉其原委，故为所惑耳。今按其说，乃是‘室火猪日’。其术元旦起角宿，依二十八宿顺数，值室即为杨公忌。”按这样排列，杨公忌应当为：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与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相隔均为二十八天。这些日子都是禁忌出门离家的。至于杨公何许人也，考之不详。
有民谚云“出门在外，干粮多带。”干粮是我国行旅之人所携带食品最早的称谓。出门在外吃饭，有许多禁忌，如不要先喝汤，不要端着碗喝汤，要用匙，不要泼了汤；不要失落了筷子，不要打破碗。又有“出门千里，不吃枸杞”，枸杞为补肾壮阳药，这条禁忌谚语含蓄地告诫男子出门忌拈花惹草，寻花问柳。“落店”睡觉时，不要反仆着鞋子睡觉，不然，会沉迷不醒。起床的时候不要站在床上，而且无论什么时候，不要站在或坐在人家的门槛上，触犯了门神，令主人家不高兴。途中问路要先施礼，加称谓问路，所谓“见人不施礼，多走十五里”。路中见帽子不捡，谓之“愁帽”，恐一路不轻松。见布袋不捡，谓之“气布袋”，恐惹是非。坐车忌说“翻”，坐船忌说“停”，等等。
早投宿，晚上路。这是民间歇宿在外的习俗之一，鸡鸣后才可起程。行路时，忌讳遇上殡葬，俗以为不吉利；或将衣帽脱下，扑打数次，以为破解，谓之“散晦气”。在山里，旅行者最忌遇见瘴气。远看着山头有烟雾似的东西蒸腾而上，这是瘴气发生了。抽烟叶是一个避瘴气的法子，还有其他有强烈气味的东西，也可避瘴气。旅行期间有些征兆需要注意，如做梦牙掉了，兆家中长辈凶丧，必写信或亲自回来探望；耳朵发烧，谓家中有人想念。喜鹊枝头叫，谓有客人到，泡茶时茶棍竖起，兆外出的人要归来，等等，这些多无道理，只是出门在外彼此想念的一种心理解释。
农耕民族多有一种恋“家”的心理积淀，出行即意味着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宅，离开自己的安全归宿地，会有一种安全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又是因对外地陌生的恐惧感引起的。如今，交通事业日益发达，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已将原有的民间有关行旅的禁忌习俗抛弃得无影无踪。
思考题
1.举例说明服饰款式的实用性取向。
2.在人的两大本性中，为什么中国人偏重饮食？
3.简述我国主要的民居类型。
4.“道”和“路”的含义是什么？
5.在民间文化体系中，为什么衣食住行被置于同一系列？
6.谈谈在同一地域，衣食住行之间的关联性。
7.谈谈衣食住行的身体经验与身体感受。
[1] 参见柏杨：《高山滚鼓集·中国菜》，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3。
[2] [日]石毛直道：《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见[日]中山时子编：《中国饮食文化》，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 张起钧：《烹调原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
[4]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1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 [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石毅、李昌银译，30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6] Don Handelman，Models and Mirrors：Towards an Antbropology of publicev en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 刘晓春：《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载《新东方》，2002（4）。
[8] Da Matta Roberto，Carnivals rogues and heroes：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ezilian dilemma.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er Dame press，1991，pp.61-115.
[9] 《礼记·郊特牲》云：“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
[10] 《新繁县志》，民国三十六年（1947）铅印本。
[11] 《怀安县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12] 《论维持国货》，载《大公报》，1912-06-01。
[13]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3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14] 《论维持国货》，载《大公报》，1912-06-01。
[15]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1“京兆”，影印本，35页，上海，上海书局，1986。
[16]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23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7]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24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8] 《八寨县志稿》，第30卷，1932。
[19] 吴绍璘：《新疆概观》，南京，仁声印书局，1933。
[20] 陈希豪：《新疆史地及社会》，上海，正中书局，1947。
[21] 丁骕：《新疆概述》，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
[22] 万建中、李少兵等：《中国民俗史·民国卷》，568～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3] 刘克宗、孙仪：《江南风俗》，138～13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24] 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135～13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25]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1932。
[26] 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204页，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27] 陈勤建：《中国民俗》，63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