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之际，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新形势，面临着新任务。新科技革命更加迅猛发展，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前进，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涌动，一批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中国要追赶世界潮流，要求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民主政治与先进文化，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改善其处境，维护其切身利益的迫切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且扩大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做出的新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2月20日，他在高州出席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会议时提出，要使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领导全国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强有力地发挥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把党建设好。之后的2月25日，他在听取了广东省委的汇报后讲话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0]这一表述后来经《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概括和广泛宣传，引起强烈反响。2000年5月，江泽民在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而明确提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41]并且要求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后来江泽民又多次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它定位为党的指导思想。

首先要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指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都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原因有四点。第一，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社会动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为此必须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第三，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为此就要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为此要打破那种认为公有制程度越高才越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能够促进先进生产力的以新形式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指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努力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以便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第一，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完成这一根本任务，就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第二，发展先进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第三，大力发展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第四，为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保护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鼓励和保护不同学术流派的发展。要努力掌握和发展各种现代传播手段，丰富文化形式，以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不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必须从严治党，不断健全党的各项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党的民主作风，不断加强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铲除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

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强调，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民主建设，鲜明提出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含义就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真正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和中心环节。这样才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代表了先进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42]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大会文件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要求全党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从十六大起，党的文件还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不仅更加精练、精密、精粹，而且包含有精深的要义至理，即既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超越科学社会主义。^[43]总之，党的十六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21世纪初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党的十六大报告还提出和论述了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这也使我国的制度创新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高度。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也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指出了方向。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提出了“改革攻坚”的战略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向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面推进。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高度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进一步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改革近30年的思想理论、改革发展战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系统的总结。2008年12月召开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成就进行了重申和概括。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十六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在10%以上，使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所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治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很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国家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征，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认识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2003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此后，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与理论界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和论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成了各级领导干部指导各项工作的基本指针。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44]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5]第一，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只有坚持发展，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逐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从根本上做到富民强国。因此，我们必须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三，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本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协调发展的原则，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第四，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统筹兼顾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央与地方关系，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利益，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旨在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十七大报告进而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理论体系，从纵向来看，除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内容外，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这个理论体系，从横向来看，包括解放思想论、改革开放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民主法治论、先进文化论、文明建设论、核心价值论、一国两制论、和平发展论、和谐社会论与和谐世界论，等等。我们认为，其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发展莫过于和谐社会论和和谐世界论，因为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论与世界革命论的新超越。它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进步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居世界最前列；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到2008年前后，经济总量已占世界6%，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日、德）；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中国高科技产业增加值也居世界第三位；高速公路增加到4.53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万多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位；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47]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2008年，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来看，1—4季度增速分别为10.6%、10.1%、9.0%和6.8%。明显可以看出第四季度的急剧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到6.1%。面对这一困难，中央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08年9—11月连续四次下调基准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11月颁布总额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以拉动内需。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保障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维持了经济和社会稳定，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包括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等，尤其是科学发展的理念未能贯彻执行，过度投资导致“大跃进”式的增长，给经济发展埋下许多隐患，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三、中共十八大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完成了两个任期后卸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形成。

十八大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

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毫无疑问，将生态建设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被誉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提出到2020年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根据计算，要完成这个指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7.1%左右，人均收入达到年均增速7%左右，到2020年就能达到这个目标。按照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实现这个指标并不困难。但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在过去10年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与欧美国家去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通过对内高投资，对外鼓励和推动出口，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民众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一轮世界经济均衡需要从一个新的方面来实现。相应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需要随之发生转变，依靠开发和投入维持经济增长的路线已经不能维持，需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一定时期，有两点是必须坚持的：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逐步弱化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二是必须改变国民收入与政府收入之间的比例，改变国民收入偏低的状况。党的十八大还把科学发展观也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就任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表露了反腐的决心，犀利地批评党内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干部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打击特权从严格作风、严打老虎、严格问责入手，2012年12月，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内容。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4521起；全国检察机关2013年前11个月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大案占到80.2%；对违反规定者严加追责，加大震慑。2014年查办“大老虎”周永康，展开境外追逃的“猎狐”行动，让腐败分子无处可遁。

特别重要的是，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决定》开宗明义地指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从《决定》内容可以看出，深化改革即是深化以人为本、社会本位的社会主义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从来没有笔直平坦的大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政治权力的干预仍然妨碍着市场机制的发挥（这很显然是苏联模式中的计划经济残余在作怪），个别官员的贪污腐化有愈演愈烈之势（苏联模式中特权思想的影响），等等。尤为严重的是，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左”的回潮，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又一次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的路线，一些人打着重新客观评价斯大林的幌子，为苏联模式做辩护，其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重新拉回到苏联模式的轨迹，让既得利益者阶层继续掌握特权和牟取私利；此外，还有部分既得利益者重拾“左”的路线，以“文化大革命”方式赢取社会上少数人的好感，其目的是保护既得利益和获得更多利益。在这样的重大关头，是继续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进一步深化改革，还是重回苏联模式的老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

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回答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明了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只要沿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行，中国将进一步远离苏联模式，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局面。

从《决定》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远离以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向以人为本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社会阔步前进。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路，其目标是以经济建设带动以人为本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目标。

《决定》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沿着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位的方向继续前行。

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但因为人口基数大，就人均GDP而言，中国则排在世界80位之外，这充分说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物质文明基础而言仍然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下功夫。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发展的道路上，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是“赢利社会”的活动平台，同时也是社会整体活力的集中体现，市场活跃则表明社会充满着活力。市场的活跃，有赖于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要素的积极主动参与；而激发社会力量和要素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就要给予它们充分的权力，让它们切实获得参与的回报，并且破除束缚它们的种种枷锁。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要求，意味着市场参与者权力的提高和地位的加强，意味着参与市场的各社会力量和要素将获得更多的回报。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各社会要素和社会力量的活力，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且要让全社会都公平享受这些社会财富。在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在经济方面确定了一系列激励社会和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措施，如对非公经济方面确定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原则下，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上的不合理规定；对农民和农村，确定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对于投资，确定放宽投资准入，私人资本和外资可以进入的领域大大拓宽。所有这些，都将大大激发社会力量和要素参与市场活动的积极主动性。

一方面是提高积极性，另一方面是排除障碍和解除束缚。三中全会在解除对市场和社会的束缚上确定了改革原则和具体措施，全会决定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特别集中在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确定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由此，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性将大大提高，它们的效率也会得到重大提升。

此外，三中全会还确定了一系列发挥国有资产社会功用的原则和措施，《决定》中确定要让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确定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2020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也体现了国有资产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作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着牵引作用。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将会使社会各要素和各社会力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社会建设拥有越来越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以激发社会的积极主动性为途径，以推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为中心的改革发展观。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远离了苏联模式特有的过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特性。

根据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政府逐渐从市场中退出，社会获得越来越大的自主权。2013年5月，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117项。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1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0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3项；取消或下放管理层级的机关内部事项和涉密事项13项。之后，这样的措施不断推出，到2015年5月，国务院又决定，在前期大幅减少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8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今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

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进行社会建设上进行了全面部署，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位的改革发展思路。虽然是在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将社会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都在进行社会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事实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都是广义社会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才被分离出来从而形成狭义的社会建设，即便如此，我们在进行社会建设时也不能将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割裂开来，社会建设是与诸多方面的建设互为前提和条件的，而且归根结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使全社会人民大众生活得幸福。当今，在30余年改革开放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社会建设具备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以便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新时期的社会体制改革是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领域深化改革和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显然，这是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社会阶层未能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制定的政策，全会围绕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等领域制定了具体的深化改革措施，这些具体措施的施行将使长期以来较少地享受到发展成果的社会阶层获得更多实惠——例如，许多措施直接惠及农民阶层，从而改变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现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

在社会治理体制上，全会突出了社会自我治理的重要性，确定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社会自我治理程度的高低是衡量社会主义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远离苏联模式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这一领域改革的深化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第三，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它非常及时地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并且制定了十分具体的改革措施。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医患关系问题、教育不平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司法不公问题等，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三中全会直面现实矛盾和问题，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对这些问题做出准确具体的回答，提出非常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在《决定》中，不仅提出了准生二胎、招考分离、取消以药补医、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等具体措施，而且制定了教育、医药卫生、收入分配等触及几乎所有社会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全会还决定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全会结束后，该小组领导设计和落实各个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和措施，习近平还特别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强调落实的重要性。这一切使全社会相信，社会关心的问题就是党关心的问题，深化改革不会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一定会落实在行动中，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走向胜利重要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民群众关心的一系列政策陆续出台，如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早在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第四，关于党的领导，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是深化改革事业成功的保障，通过党的统一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安全的国际环境；通过维护党中央权威，保障政令畅通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真正使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看来，党领导改革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完善自身的改革，反映了党来自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党与社会日益贴近的特征。这迥异于苏联模式使党日益官僚化的特性，苏联模式使苏联共产党越来越成为官僚化、特权化的党，党远离了群众、脱离了社会，最终也被群众和社会所抛弃。

总而言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这是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是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重要阶段。可以预见，全面深化改革将使中国进入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社会主义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的步伐明显加快。从十八大召开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查处了5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军委前副主席、政协副主席等，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巨大的震慑。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将依法治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行动中。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7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对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四中全会绘制了“法治中国”路线图，将依法治国具体化、路径化。

为了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这几个专项小组的成立也表明深化改革的全面性。从此之后，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就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2016年1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他讲话强调，在2016年要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厘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责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关于开展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规定》《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从中可以看到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如表现为政务公开的行政改革，会议指出，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到政务运行的全过程，权力运行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而《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则表现为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步骤，提高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强调为了如期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当前要坚持五个发展，即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时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为了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今后几年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48]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调研时就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这是对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一步部署。同年12月中旬，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又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由此，正式将“全面从严治党”列入发展战略，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进一步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新部署，《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由此确立了抓好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起点，同时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支点。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专门制定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并陆续修订出台了一些重要的党内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六中全会继续大力推进制度治党，修改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而推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修订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非常必要的。早在1980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于当时恢复和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30多年之后，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党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党的建设既积累了大量新成果新经验，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时，迫切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一个决定，提出新的要求。于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并修改制定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0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颁布施行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该条例“对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条例与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显现出来”。在新形势下，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49]。

修改制定的以上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政党适应性变革的主动性，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党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些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出现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章，漠视政治纪律、无视组织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发生的种种问题，与管党治党宽松软有密切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50]。针对以上问题，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两个文件。

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准则》和《条例》包含了详细而丰富的内容；同时，这两个文件都强调新形势下要以高级干部为重点，如《准则》第一部分就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51]。

十八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会提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52]。在六中全会召开一个多月后，在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十八届六中全会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着手，以严格实施党内监督为主要措施，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总体表现为：“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53]

在“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到2014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之际，中国经济总量在此前的4年（即2010年）已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2013年，中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12.3%，不仅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多的国家；2013年年末，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6.18亿人，成为网民人数第一大国。由此看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在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时得以实现。那时，不仅中国的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而且会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再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位居世界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将较为全面凸显，那时中国将能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起较大的示范、榜样作用。

但是，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所陶醉并忘乎所以，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诸多老大难问题。当今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官员特权与官本位现象依然根深蒂固，贫富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历史遗留的许多重大问题难以化解。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民主自由难以充分发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早妥善加以解决，我们在前进的大路上还会遭受波折，千万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