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一、思想解放是突破旧模式的先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解放思想，从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走向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7年姓“资”姓“社”问题的解决是思想解放的另外两个重要节点。1989年至1991年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巨大曲折，在国际上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中国也出现了思想分歧。这时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对改革开放道路的怀疑，一些人将苏联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的若干特征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将市场经济看作与计划经济对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已经正式告别中央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主要内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动摇。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2）大胆进行探索，为改革开放开辟道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在“资”和“社”的问题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判断什么是社会主义，要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会一路坦途，关键是要克服各种困难，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也就是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点都不能放松；鉴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以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德才兼备的人选进班子。^[54]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吹响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直接冲破了苏联模式中社会主义只有计划经济的规定性，为中国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扫清了思想障碍，也为彻底解决姓“资”姓“社”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几个月后的中共十四大，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彻底解决了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非公有制经济不相容这一苏联模式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被突破。这样，1992年和1997年这两个时间节点，都成为进一步冲破苏联模式的关键时刻，扫除了该模式中对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的迷信和偏好，对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恐惧被克服。应该说，正是邓小平理论为我国突破苏联模式、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合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必须进行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向前发展。

2007年的十七大前后，出现了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辩证”为题，刊登了中央编译局政治学者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200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也刊登了该文。由此，引发了关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讨论。该文认为，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却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这次思想大讨论的基本结论是：民主是人类的基本价值。^[55]

到2007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30年，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越来越强烈，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并且提出了扩大人民民主等六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此后，在2010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面临着重重阻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重大的利益重组，所以也特别困难。到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时，又重新回到了“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不过，十八大之后不断深化改革的思想和举措，都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背景下出现并推行的。

思想上的解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扫清了障碍，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系列苏联模式中被视为神圣的要素被打破了，诸多新的要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大体上看，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进入21世纪之前主要集中于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则主要体现在对苏联模式的创新。

二、中国的模式创新

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创新，是指在社会主义原有模式的基础上，革除旧模式的各种弊端，融入一系列新的要素，新的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可形成一个全新的模式。在融入新要素的过程中，原有模式中不合理和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要素会逐渐消失。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新要素都是在原有模式环境中孕育出现的，它们是为适应客观现实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成长起来的，它们的出现和成长意味着对原有模式的更新，是在原有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高度概括和凝聚了近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就，其中包含的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在苏联模式中未曾有过，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要素。

如前所述，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奠定了基础。21世纪以来，中共新任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进入21世纪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规定性的概括，也是对自身提出的严格要求。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56]。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对先进性的追求，保证中国共产党成为时代发展的引领者和适应者，使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了一系列迥然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特征。在苏联模式中，20世纪30年代明确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60年代明确苏联共产党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党”，但始终也没有赋予苏联共产党以全新的时代内容，相比较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最广大人民”，而且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其时代内涵十分丰富，显然是对苏联模式的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苏联模式发展观中，则根本不存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由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也已完全不同于按照苏联模式而建设的苏联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还重点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体系之中。自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重视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建设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相对于经济领域建设而言，社会领域建设速度过慢，人们对和谐幸福社会的向往未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主义的以社会为核心的本质特征未能充分体现。因此，加强社会领域建设成为当务之急。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将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任务，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建设格局。更进一步的是，五年之后的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社会主义建设体系，这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在逐步提高，而长期建设造成的环境破坏也确实越来越严重，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要求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回应，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整体规划。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格局。而苏联模式强调工业发展，特别是畸形发展重工业，无论是社会建设还是生态文明建设，在苏联模式中还远远未被列入建设计划之中。所以，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规划，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重大创新。

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新一任领导人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继续实现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和创新。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是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分别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五个坚持发展的新理念（即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当赫鲁晓夫改革刚刚触动了苏联模式的个别方面时，就遭到了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多方阻挠，导致赫鲁晓夫改革半途而废，勃列日涅夫干脆退回到了苏联模式的老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在改革开放遇到一系列难题的时候不是畏怯退缩，而是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继续推进改革，努力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的新境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确立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社会主义新局面。当前切实践行坚持五个发展的理念对于形成中国模式有重要意义。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还表现在：将个人崇拜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确立了领导职务任期制；在排除了姓“资”姓“社”的干扰和在“三个代表”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画线，而是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全力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之，通过30多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建设体系，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具有充分的自信。至此，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出了苏联模式的怪圈，正在完成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在形成中。

但是，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对苏联模式的完全突破与全面创新。事实上，多年参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形成对该模式的路径依赖，在进入21世纪的一个时期里，这种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党政权力的依赖，一些人将党政权力作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总是习惯于以行政权力命令的方法和手段解决问题；其二是意识形态的惯性，一些人总是以苏联模式作为判断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标准，排斥一切不符合苏联模式的因素。这两个方面对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危害极大。所以，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仍然需要不断克服和消除苏联模式的各种不利影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迈进。当前尤其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突破苏联模式的同时，必须不断进行新的制度创新，建立适合时代发展的新制度，否则，如果仅仅停留在一时一事的点滴突破，不能建立新的制度保障体系，那么许多突破到最后有可能沦落为一阵风式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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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外，对斯大林模式还有“集权主义”“极权主义”“独裁体制”等不同描述，大多因为过于极端而不被广泛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高度集中”的体制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时期具有积极意义和作用。斯大林时期的体制问题不在于“高度集中”，而在于“过度集中”，甚至在多数时间里是“个人独裁”。所以，以“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来表达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更为合适。

[2] 张光明：《斯大林模式的根本特征》，载《俄罗斯研究》，2003（1）。

[3] 《斯大林全集》，第13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 参见高放：《2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载《政法研究》（湖南师大法学院主办内刊），1999（2）。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1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参见刘峰、于军主编：《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11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1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9] 参见高放：《20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载《政法研究》，1999（2）。本文收入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832～85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20] 辛向阳等编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以人民为主体的中国政治发展之路》，14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21] 参见黄金辉：《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动的进展、问题及其深层原因剖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22] 参见刘峰、于军主编：《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14页，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4]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5]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151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110页。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148～149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6]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 参见高放：《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2）。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9]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0] 《江泽民文选》，第3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1] 《江泽民文选》，第3卷，15页。

[42] 参见高放：《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体会》，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8）。此文收入高放文集之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357～36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3] 参见高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法之我见》，载《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3（4）。此文收入高放文集之七《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386～38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5页。

[4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7] 参见李洪峰：《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见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8]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7676.htm，2017-09-04。

[49]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102/c1024-28829695.html，2017-09-04。

[50]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102/c1024-28829695.html，2017-09-04。

[51] 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1102/c1024-28829695.html，2017-09-04。

[5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cpc.people.com.

cn/n1/2016/1027/c64094-28814120.html，2017-09-04。

[53]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cpc.people.com.

cn/n1/2016/1027/c64094-28814120.html，2017-09-04。

[54] 参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5] 参见宋俭等：《人民民主 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52～15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56] 暨南大学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见《党的十六大学习资料》，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