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疑是从美化转为丑化的关键

易中天从哪里讲起的呢？从曹操刚刚出道不久，就杀了对他亲厚的吕伯奢一家开始讲起的。

易中天先生提出，历史上曹操杀吕伯奢这事是有争议的。《三国志》的原文是说：董卓专权，天下大乱。董卓看中了曹操，提拔他，给他封了官，叫“骁骑校尉”，但是曹操很清醒，拿准了董卓成不了气候，老子偏偏不买账，没有去就任，改换了姓名，溜掉了。溜到一个地方，给人家抓住，有人认出就是曹操。出于对这个“天下雄俊”的尊敬，就把他给放了。把曹操当成“天下雄俊”是孙盛的《杂记》里的话，可能因为太夸张，《三国志》把它省略了。曹魏王朝自己的《魏书》说，曹操和几个死党到“故人”即老朋友吕伯奢家去。此人不在，五个儿子在家，想抓曹操，在马厩——大概是拉马，准备动手。他就先下手为强，把吕伯奢家几个人杀了。易中天先生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记载的话，曹操干的事也不是太坏，至少是有防卫性质的。用今天的法律语言说，那是“防卫过当”——误伤。易中天说，魏国的史官对开国的“太祖”，对自家的老爷子的丑事难免要回护一番，打埋伏的可能性很大。易先生并没有回避与之相矛盾的历史资源。在裴松之的注解里，还保留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世语》里说，曹操逃出去了，经过吕伯奢家里，正好吕伯奢出行了，有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非常有礼貌，款待他。但是，曹操有点心虚，他想我是一个逃犯，你怎么这样来招待我，肯定有问题。他就先下手为强，把人家给杀了。这里就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了。（注：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4页。）请大家注意，曹操这个人，当时还是个好人，但有一个毛病：多疑。人家还没动手，他就想“你太热情了，太可疑”。按曹操的逻辑，你太热情了就可疑；相反，如果你不热情，就不可疑。这就透露出作者对曹操的批判了。碰到曹操这种人，真是好人做不得，越好越倒霉。这个批评是很严重的。另外一本书呢，《杂记》也说曹操杀人了，什么原因呢？吕伯奢的儿子好心招待他，他听到厨房里有食器声——锅碗瓢盆之类的响声。易中天就解释了，锅碗瓢盆之类的响声之中，可能还有刀的声音。究竟有没有刀，我们就不去追究了。反正是曹操这个人多疑，与其你下手，不如我下手。把人家给杀了以后，发现搞错了，心里有点“凄怆”，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易中天解释说，曹操的意思是：现在我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了，别无选择。该出手时不出手，等到你出手，我就没命了。没办法，宁可我先对不起你，不能让你对不起我。易中天先生说，曹操是自我排解、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但是，他还是有点“凄怆”，还不是天良丧尽，不是恶心透顶，还是有一点心理不安的吧，还是有一点点善心，虽然这点善心不能洗刷他的罪恶。

易中天说，可到了《三国演义》曹操就不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而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事情就大了：“宁我负人，勿人负我”是非常具体的，针对的范围是几口人，就事论事，没有说到其他的事；而“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则是事情的普遍化，不是这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情。这是他的人生观、生活的准则，从来如此，一贯如此，而且将来还如此，大言不惭，理直气壮。这事情就可怕得多了，这个人的品质就恶劣、歹毒多了。那就是个最大的奸贼了。（注：参阅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页。）易中天说，《三国演义》把曹操彻头彻尾、从里到外地抹黑了。

易中天痛切地感到，文学艺术的力量是很大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历史著作的。它用历史的题材、历史的人物写小说，它的虚构和真实混为一谈，造成“虚虚实实”，或者半真半假。本来曹操的历史记载并不一致，有一点“扑朔迷离”。有了《三国演义》就更加“暧昧”、更加稀里糊涂了。他感到更大的忧虑是什么呢？人家都不是先看《三国志》再看《三国演义》，有些人一辈子只看过《三国演义》，至死压根儿就没看过《三国志》，这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先入为主，到死也不知道曹操是个英雄，也不知道曹操是个可爱的奸雄。这是一个很令有历史知识的人痛苦的事情。他当然承认，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虽然不是事实，它的流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文学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无中生有也能给人教益。他说，他要做的事情是，研究这种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民间形象、文学形象那么流传究竟是什么道理。这话是非常对的。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品三国》，他前面一件事做得非常好；后面一件事，明明是假的，为什么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这个道理他始终没有真正地研究过。

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作为易中天的朋友或者“粉丝”，我应该帮助他做一点事情。——我认为粉丝有两种，一种是一味地跟着崇拜对象跑，像追“超女”一样疯个没有完；第二种是奋发有为的，像易中天先生怀疑《三国演义》一样，怀疑易中天先生的一些说法。怀疑和挑战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嘛，这是很古典的话了。易先生是根据历史的精神来廓清《三国演义》的虚构的。历史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真实。历史是不能虚构的：真的，才有历史的科学价值；假的，就是造谣的、骗人的，就没有价值。《三国演义》中那么多假的、虚构的，对历史来说，无价值。但是，价值准则是很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有历史科学的真的价值，虚构的文学艺术也有它独立的价值。这就是艺术价值，或者说得有学问一点——审美价值。《三国演义》的虚构特别有天才，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中是天下第一。

此话怎讲？我也从易中天分析的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故事开始说起。

易先生说，《三国演义》的虚构丑化了曹操，这个说法不完全对。《三国演义》的虚构，不仅仅是丑化曹操，而且还美化了曹操。《三国演义》不但写曹操很清醒地拒绝了董卓的任命，还虚构了：在中央大员因为董卓专权，把皇帝当傀儡，一个个只是痛哭流涕计无所出之时，他却哈哈大笑起来，主动提出自己去行刺董卓，借来一把宝刀，趁董卓睡觉去干掉他。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单干，搞恐怖活动，绝对是个热血青年呐！（笑声）算得上是个愤青吧？（大笑声）很可惜，他事前踩点不到家，没考虑到董卓的床靠里面有面镜子，他一举刀，董卓就看到了，喝道：你干嘛？曹操很机智，就说：我得了一把宝刀，正要送给你。董卓可能反应迟钝，比较傻瓜：送给我？很好很好！曹操就此得以脱身。可董卓事后一想，不对啊，他事前没有禀告，莫名其妙地送一把刀，他莫不是要杀我啊？和他的干儿子吕布一琢磨，醒悟过来了。在这之前董卓是非常相信曹操的，还送了他一匹好马，曹操就骑上这匹马，溜出城门去了。董卓再派人去追，哪里还追得到？再去抓他家属，曹操早就把他家里人全部转移了。在这里，《三国演义》不仅仅没有丑化曹操，而且对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下，这是一个有理想、奋不顾身的热血青年，是个大大的义士啊！（反应活跃）

后来，曹操溜到陈留县给抓住了，县长叫陈宫，请记住这个名字。《三国演义》又虚构了曹操在死亡面前，大义凛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宣言：姓曹的世食汉禄——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拿汉朝的薪水，现在国家如此危难，不想报国，与禽兽何异啊？也就是，不这样做，就不是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你们这帮小燕雀哪里知道我天鹅的志向啊！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是老天不帮忙，我有死而已！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来说，就是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老子横下一条心，今天就死在这了，完蛋就完蛋！”（笑声）没有想到，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反而把审判他的陈宫给感动了。感动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虚构的，说：我这官也不当了！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不要了，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从文学手法来说，这叫做侧面描写，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做烘云托月，也就是写曹操，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引发的效果来表现，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

从艺术上来说呢，这样的虚构好在哪里？好在写他原来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后来却变成了坏人、小人、奸人。《三国演义》的了不起，就在于表现了其间转化的根源在这个人物的特殊心理。这个好人、义士，心理上有个毛病：多疑。原来的素材里也说他多疑，“以为屠己”，光凭食器用声，把人家给杀了。那么《三国演义》虚构得为什么更精彩呢？他这个多疑不是一般的多疑，而是一种可怕的多疑、罪恶的多疑。人家热情招待我，我不但不感激，反而怀疑他的动机，我跟他无亲无故，他干嘛要这么热情呢？《三国演义》的精致，就在于加了一句话：听到里边在商量，要不要绑起来啊？这就增加了怀疑的程度。仍然不确定，绑什么呀？绑起来干什么啊？都不确定。而曹操却断定，肯定是要杀我了。这就揭示了曹操的心理的特点，根据极其薄弱，而结论却十分、非常、绝对地肯定。然后告诉陈宫，陈宫这个时候也蛮崇拜曹操的，可能是曹操的“粉丝”——“曹迷”（笑声），那就决定：干他娘的。两个人一下子杀了人家八口。杀到厨房里一看，糟糕，原来是绑了一头猪在那里！和曹操比，陈宫这个人的神经比较正常：糟糕！老曹啊，我们怀疑错了，杀错好人了。两个人就赶快溜。

以下的虚构就更为冷峻，更为深邃了。二人碰到吕伯奢骑着驴，驴鞍上有酒瓶，手里拿着素菜和水果：贤侄啊，怎么不在我家里待着，我叫家里杀猪款待你啊！这就更加证明曹操当时怀疑好人的错误了。曹操胡说了：我这避罪之人不敢在一个地方久留，赶快溜比较安全啊。吕伯奢走过去以后，曹操突然回过身来，说：吕老伯啊，你看那边，来了个什么人哪？吕伯奢一回头，曹操咔嚓一刀，把他给杀了。这时候陈宫就说了，刚才我们不知好人坏人，是误杀，现在知道自己杀错了人，现在杀人家好人，是“大不义也”！你要知道“义”在《三国演义》里是多么重要啊。为什么《三国演义》开头就是“桃园三结义”？一个人要是不义是要被人不齿的。曹操怎么回答？《三国演义》就把文献资料上的“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个虚构，在艺术上是太精彩了。罗贯中虚构了曹操性格逻辑的转折点：多疑。正是这个心理要素，推动曹操从被防御到主动杀人，从奋不顾身的义士变成血腥的屠夫。罗贯中的深邃之处，不但在这里，而且在后来，每逢情节发展，这个多疑往往成为关键，成为曹操的性格核心。

怀疑之为怀疑，其特点是不确定，有多种可能性。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良好，有两种可能，一是善良，一是安了坏心眼。但是，曹操听到的是碗具声，作为怀疑的动因，更带有不确定性。就根据不确定的响动之声，就断定人家肯定要杀他。曹操怀疑的特点是几个极点：1.根据极端薄弱，结论极端确定。2.确定对方有恶意，就不是一般的恶意（如告密之类），而是最极端的恶意。可以说，曹操的怀疑，是一种极恶疑。3.一般的疑，内在心理是不确定的，行动就更不确定。汉语里，有“犹疑”、“迟疑”、“狐疑不决”这类词汇，就说明行动是迟缓的。但是，曹操的疑，带着迅速行动、果断出手的特点。其多疑的逻辑是，由极疑变成极恶，由极恶变成极凶、极血腥，所谓穷凶极恶，此之谓也。

第一，极恶的出手，就造成更恶的后果：明知是错杀了一家好人，不但不悔恨，反而把好心的家长吕伯奢本人也杀了。错杀了，野蛮了，血腥了，以更错、更野蛮、更血腥来保全自己。极端的多疑心理推动了连锁的罪行，构成了恶性循环逻辑。

第二，从误杀到有意杀人本来是极其丑恶的，是极其罪恶的。但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却成了公开宣称的人生观，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坦然自得。罗贯中对曹操的批判，当然首先在不忠，但不忠不会引起后世读者的厌恶，这样的不“义”、无耻却令人战栗。

第三，可以想象，在《三国演义》的写作过程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完全是神来之笔、灵感的突发。这种情况，只有艺术达到高度成熟的时候才会遇到。把一个复杂人物的性格逻辑集中到一句话，概括为一句格言，成为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的简明纲领，又成为家喻户晓的日常话语，成为一种精神现象的共同名称，这是高度的艺术成就的极致，何其芳先生的“典型共名”说的就是这个现象。《三国演义》的虚构的天才之处，重点不在连续错杀了好人，而在他杀错了人是什么感觉。这个杀人犯，有什么样的情感，有什么想法，这是历史不一定要考究的；历史从理性的角度看，无非就是一个杀人狂。但是，艺术要探索的是他杀人时的体验。如果他是人，有起码的人性、起码的良知，起码应该感到后悔、痛苦，这是人性的及格水平；但是，他没有。如果是偷偷地杀了人，没有忏悔，也就罢了；曹操是在自己的朋友陈宫面前，也不感到羞耻。

易中天引毛宗岗的点评说，他虽然是小人，但是心口如一。易中天的结论是：“大家都装作正人君子，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了这话，至少，曹操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一个‘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注：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页。）把内心的黑暗公开讲了出来，做个公开的小人，总比口头上不讲，做起事情来却和曹操一样，要好一点。但我想，公开讲出来是为了忏悔是一回事，而公开讲出来引以为自豪，则是退化到动物性的本能上去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恶棍逻辑，我已经无耻了，不要脸了，我不承认我是人了，你把我当坏人、当禽兽好了，把我当狗好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听众大笑，鼓掌。）

《三国演义》虚构的曹操形象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揭示了他的性格逻辑：从极疑到极恶，从极恶、极耻到无耻，无耻到理直气壮。对无耻无畏的生命哲学作这样的概括，把它渗透在虚构的情节之中。

问题是，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对这样一个人，寡廉鲜耻的人、恶人、坏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快感，赞叹这个艺术形象的精彩，一次阅读还可能留下终生的艺术享受的记忆。

《三国演义》通过曹操，把人类灵魂中最黑暗的东西暴露了出来。但《三国演义》并不认为这样的黑暗是极恶的人物才可能具有的，作者对人物洞察之深在于，他从一个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热血青年心灵深处，把这样的黑暗挖掘了出来。这样一个英雄人物，之所以变成一个血腥的小人，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由他心理的毛病——多疑引发了他灵魂中最黑暗的东西，就是极恶、极丑、极耻、无耻无畏的大暴露。

这样的虚构艺术，真是伟大！

当然，并不是所有虚构的情节都是精彩的。伟大的虚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不伟大的虚构，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流传，多少戏剧家、说书人、小说家的反复修改、对虚构进行再虚构，经过多次脱胎换骨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伟大。

在《三国演义》定型以前，有过一些版本在说书人中流传，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一种是《全相三国志平话》。这个版本里有好多虚构，看起来很幼稚。比如说，《全相三国志平话》里讲到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命令，到孙权和周瑜那里去说服他们跟根本没什么部队的刘备（只有一两万人吧）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就在会议厅里边，曹操的来使到了，带来一封信，叫孙权投降。这封信写得水平也很低，根本没有曹操的水平。你拉拢人家投降也写得稍微客气一点，也要有点诱惑力嘛。这个曹操写的信怎么写呢？你赶快投降，孙权！你不投降，“无智无虑”，不管你脑袋聪明不聪明，悉皆斩首——如果不投降，我一来就不客气，通通的，死啦死啦的。（听众笑）孙权看了这封信，身为江东一霸（他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明孝陵的边上，吴大帝墓），这样一个大帝啊、讨虏将军啊，看了这封水平很低的信，怎么样？居然吓得浑身流汗。流汗流多少呢？“衣湿数重”，把衣服都湿了几层，这要有多少汗啊！（听众笑）我看肯定还有些其他的液体排泄物了。（听众大笑）这时诸葛亮在场，要知道诸葛亮也是个使者啊，一个高级代表，在人家的会议厅上，诸葛亮有什么权力，没有啊，他要等待人家的决定。诸葛亮居然来了一个果断的行动，怎么样呢？居然就“结袍挽衣，提剑就阶，杀了来使”。这哪里像诸葛亮嘛。这样的虚构，这个诸葛亮完全是神经质了（听众笑），哪里有《隆中对》中那样的战略眼光，《空城计》中那种处变不惊的儒将风度？后来《三国演义》写舌战群儒的时候，这一类的情节淘汰得无影无踪，这一类虚构水平太低了。

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虚构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它有个道理。如前所述，有些差劲的文艺理论讲，情节是什么呢？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是苏联季莫菲耶夫的《文学作品的形式》中来的一种非常陈旧的“理论”，是非常“菜”的陈腐的“理论”。可惜至今中学甚至大学的文学理论中还是这样讲。其实，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早就说过，顺时间叙述只是故事，而不是情节。（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75—76页。）只有在故事中，包含着因果关系，才是情节。例如，国王死了，皇后不久以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皇后因为悲伤过度而死，这就是情节了。其实，福斯特的因果说，还不够深刻。关键在于这个因果有什么功能？什么样的因果是好的？什么样的因果是不精彩的？福斯特还是没有揭示。根据我的研究，好的因果，一般来说，是把主人公从正常的生活轨道里打出来，让他脱离正常的心理轨道，把埋藏在潜意识里的连人物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暴露出来。好的情节的功能就是从生活的非常规发现心理的非常态。（注：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7—408页。）以曹操为例，原来被提拔，一般的常规是：感恩戴德。而他却去行刺提拔他的顶头上司，差一点暴露，赶紧溜之乎。这就是打出常规的第一层次的心理。然后他到朋友家里，怀疑人家可能要杀自己，又把人家给杀了，这是第二次打出常规，第二层次的心理；第三次打出常规是，在路上碰到好人的家长，然后他的第三重不正常的心态冒出来，又把好人给杀了。杀完了，朋友怪他，第四重的打出常规，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讲出来：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是第四重的内心奥秘。原来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变成了极坏、极恶、极无耻、无耻而无畏、心理黑暗的小人。

所以说，要会欣赏这个虚构，一般的虚构我们留不下什么印象，可这样的虚构，我们就被震撼了。

《三国演义》最后的执笔者如果说是罗贯中的话，他在曹操的虚构中表现出了天才，他把英雄打出了常规，让他的心态超出常态，揭示了他的心理深层的缺陷会造成这么大的罪恶，而且把他的心理缺陷造成的极大罪恶最后归结为一句话，成为他的人生观，成为这个人的一种哲学。一读，就像钉子一样钉在脑袋里，因为它深邃地概括了一种心灵黑暗的密码。

我搜过《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有24条与这句话相匹配，都是形容人的行为和思想极端自私无耻的。这个坏人坏到这种程度，太可恶、太可恨、太可耻了。确实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另外一个人，周瑜也很成功，他也有一句话概括了他整个的生命、他的人生观。（听众齐声说：既生瑜，何生亮？）这也是虚构的，没有历史根据的。这太深刻了。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比我强，我就不活了。这多精彩呀！这个周瑜死了可能已经近两千年了，可是，他的这种妒忌，近距离的妒忌，他的这种对自己战友的妒忌，还活在我们心里啊。罗贯中早在几百年前，就看穿了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在艺术上达到这样高度生动又有深邃概括力，是伟大成就的表现。例如，京戏《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阿Q正传》中的“儿子打老子”；西方文学中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等等。

这个话正是曹操性格中最大的震撼源。对于文学来说，同样是杀了好人，一个人非常难过、痛苦、忏悔、羞耻，痛不欲生，无面目见人。这当然是恶的，但是，还不一定是丑的，因为有羞耻之心，就是还有人的感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想检验一下自己能不能忍受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痛苦，结果就是受不了，就去自首了。而另外一个人没有痛苦，没有后悔，没有惭愧，怡然自得，公开夸耀，大言不惭，为自己的果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感到挺滋润、怪不错的。这两种人，从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于丹解读《论语》，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仁义、道德理性，是善恶的问题。善的就是好人、君子；恶的是坏人、小人，是令人不齿的。《论语》曰：“无耻之耻，是耻矣。”又说：“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无耻、不知耻，完全不是人，应该是十分可鄙的、可恨的，但是，我们品三国，却觉得曹操虽然是个奸雄，还是有可爱之处的。我们读《三国演义》，很着迷，读得津津有味，对这样一个人，寡廉鲜耻的人、恶人、坏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着阅读的快感。这是为什么呢？

历史科学讲究的是真和假，伦理价值讲的是善和恶，文学艺术讲的是美和丑。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说，曹操这个艺术形象不是真人，而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从伦理观念来说，曹操这个人物不是善人，而是恶人；但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说，曹操这个人物却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人，是一个不朽的审美形象。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丑恶的人物的内心、他的生存状态、他隐秘的自我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人，不但是恶的，而且是丑的。我们说无私则无畏，在曹操那里是无耻则无畏。读者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就是惊异于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丑得很自豪，恶得很滋润。丑恶得没有丑恶的感觉，恶心得没有恶心的感觉，这叫做审丑、审恶。这不是曹操一个人偶然的、孤立的精神病态，而是让我们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人，可以说是人性中的一种黑暗。在《三国演义》以前甚至以后，还有没有一个作家把人性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邪恶表现得这样深邃？阅读曹操是集审美、审丑、审恶于一体的一种体验，它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人性。

懂得了这一点，才可能理解曹操形象的三昧。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几百年来读者欣赏《三国演义》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者的虚构不同于一般的虚构，不是诗的想象和虚构，而是小说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