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情节的构成：假定的、独特的情感因果性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个理论，不但落伍于胡适，而且落伍于亚里士多德。我们的教育家实在太懒了，对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两千多年前的学问一无所知，对胡适九十年前的文章也没有印象，也算情有可原，但是，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应该略知一二吧。那时花城出版社出了英国一个作家叫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在内地非常流行。其实这是本很通俗的书，写得很聪明。他把情节和故事加以划分。如果说国王死了，然后王后死了，这仅仅是时间上的连续，只能是故事，不是情节。要是情节的话，其中必须有一个因果关系，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什么原因？因为王后悲痛过度而死。有这个因果关系，就是情节了。（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75—76页。）

这个理论讲得很通俗，但实际上它是很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讲情节，就是一个“解”、一个“结”和一个“果”的问题。打一个结，然后把它解开，以一个结果来寻找原因。（注：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0页。亚里士多德：《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1页。）比如说，《俄狄浦斯王》，它先有个“结”，这个孩子生下来，祭司就预言他将来会杀了父亲，娶母亲，人们千方百计逃避这样一个结果。然而阴差阳错，种种巧合，他最后还是杀死了他的父亲，娶了他的母亲，逃避的原因变成了逃避不了的结果。这就是“结”和“解”的关系。我想这个福斯特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我要坦白地说，福斯特的理论还是不到位，用这样的理论解读小说还是不够，因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多种多样，可能是一种很科学的原因：这个人死了，因为得了癌症。林黛玉死了，为什么？她的身体有毛病，有肺病、胃溃疡、神经衰弱，所以死了。如果光是这样的话，还不成其为小说。理性的因果关系，构不成小说的情节；小说情节的因果关系，必须不是理性的，不是实用的。我不爱你，因为你没有大学文凭，收入很低；后来爱你，是因为你炒股票发财了：这都不成其为小说。因为从价值观念来说，它是一种实用的价值观念，是非常理性的。好的小说是一种非常感性的因果关系，由情感来决定。福斯特那个例子说，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过度而死，是情感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她觉得国王死了，财产损失了，或者权力损失了。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审美情感要超越实用价值。所以罗斯金说，少女可以为失去的爱情而歌，守财奴不可为失去的钱袋而歌。歌是结果，原因不同，为钱袋则为实用，为爱情则为情感的审美。

欣赏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样的情节是好情节，什么样的情节是不好的情节？如果是非常理性的因果关系，那是不好的情节，很粗糙，或者说很干巴。

有了情感的因果关系，还没讲到小说，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奸情凶杀案，也是情感的因果关系，但是那是真人真事，所揭示的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实用性质的，就是有情感成分，深度也是有限的。小说不满足于真人真事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深挖人心理深层的奥秘。这就需要想象，通过假定性、虚拟，在想象中自由地探索，哪怕是超现实的因果、荒诞的因果，只要具有开拓心灵深层的功能就行。这里就有一个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了。艺术的假定性世界和逻辑，跟现实的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一切艺术都应该是真实的，但是，真实和假定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我们前一节提到的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虚实相生。歌德说，艺术是通过假定达到更高程度的真实。

关于小说的阅读理论，五花八门，车载斗量，但是，很少有解读小说艺术的功能。比如，目前很权威的西方叙事学，如热奈特的《叙事话语》，讲究叙述的次序、延续、频率、心境与语态。而托多罗夫的《叙事作为话语》则分别论述叙事时间、语态和语式。我觉得他们都离开了审美价值、情感世界去讲话语，除了托多罗夫时有真知灼见以外，大体上都满足于描述、概括和演绎，并未提出评价小说优劣的准则，因而，总体来说，我觉得不能对他们作疲惫的追踪，应该从中国小说创作和阅读的历史经验出发，概括出中国式的小说阅读理论，解决小说的情节、人物在艺术上的评价问题。

依赖西方大家的文论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顽症，许多学者光是梳理西方文论的来龙去脉，从概念到概念，从演绎到演绎，对之作疲惫的追踪，不惜耗费十年甚至数十年的生命，仍然对西方文论的局限无所突破，对具体文本的解读捉襟见肘。我觉得这实在是得不偿失。与其如此，不如直接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第一手的概括。当然，这有难度，难度就在需要有一点原创性。但是，相对于全国同行无休止的生命耗费，直接概括可能会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