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模式的荒谬性和“生活的横断面”

欣赏小说，与欣赏诗歌和散文一样，都有一个基本观念和基本方法问题。在我们内地，可能也包括在香港和台湾，讲小说的时候，都要讲到情节，说起来简单，讲起来很复杂。有一种理论，在内地的中学乃至大学课堂上最流行：情节就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你们这里是不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愚蠢的理论。（大笑声）哪怕一个小道新闻、一个影星的绯闻、一个历史故事，都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吗？这样的理论，并不符合现代小说的实际，有的小说就是没有高潮的，有的小说是没有结尾的，有的小说是没有开端的，是吧？这样荒谬的理论风行天下，完全是对我们智商的嘲弄。（笑声）其实，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契诃夫、莫泊桑和都德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家，就废弃了这种全过程式的情节（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叫做“一环扣一环”），代之以“生活的横断面”结构，不追求传记式连续性叙述模式，而是从生活中截取一个侧面。最明显的是，开端显得非常不重要，往往是从事件的当中讲起，开端退化为后来的某种不着痕迹的交代，更不在乎严格意义上的结尾。像《项链》的结尾，明明知道耗费了十年辛劳的项链是假的，却戛然而止了。按传统小说的模式，结尾应该是把真项链拿回来以弥补青春耗损的代价。但是，小说却不了了之了。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在《论短篇小说》中说，所谓短篇小说，并不是篇幅短小的意思，而是有一种特别的性质。他为短篇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这界说中，有两个条件最宜特别注意。今且把这两个条件分说如下：

（一）“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譬如把大树的树身锯断，懂植物学的人看了树身的“横截面”，数了树的“年轮”，使可知这树的年纪。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断面”。纵面看去须从头看到尾，才可看见全部。横面截开一段，若截在要紧的所在，便可说这个“横截面”代表这个人，或这一国，或这一个社会。这种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谓“最精彩的”部分。（注：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72页。）

胡适举了他翻译的都德《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莫泊桑《羊脂球》、《二渔夫》为例说明这种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断”的情节构成方法，针对的就是传统所谓有头有尾、环环紧扣的传统情节构成。这在五四时期新锐小说家那里几乎已成共识。鲁迅有时走得更远，他的《狂人日记》几乎是废除了情节。而《孔乙己》则把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的故事全都放在背景的交代中去，只写酒店的三个场景，其中一个孔乙己还没有出场。

传统的关于情节的愚蠢理论，从哪里来的呢？据我考证，是从苏联的一个二流学者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那里来的。这个《文学原理》，原为苏联教育部核准之教材。原文是这样的：“和生活过程中任何相当完整的片段一样，作为情节基础的冲突也包含开端、发展和结局。”在阐释“发展”时，又提出“运动的‘发展’引到最高度的紧张，引到斗争实力的决定性冲突，直到所谓‘顶点’，即运动的最高峰”。（注：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莫斯科教育教学出版局，1948年；中文版为查良铮译，1955年，引文见第203页。）这个补充性的“高峰”，后来就被我们国家没出息的理论家和英语的“高潮”（climax）结合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苏联的文艺理论早已被废弃，季莫菲耶夫的“形象反映生活”、“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党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早已被历史所淘汰，只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教条仍然在中学甚至大学文学教学中广泛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