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则在贝州的起义

庆历七年的王则起义，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它在群众中早有十分深厚的潜力，一经发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颇为不小。

河北人民长期以来是在封建统治和外族侵略的双重压迫下过着痛苦生活的。他们为了在那艰困的社会现实中能获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不得不寄托于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而弥勒教所宣扬的教义就恰恰能满足他们这种需要。

弥勒教在黄河流域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6世纪初期，法庆所领导的冀州（治今河北冀县）起义，就曾公开喊出了“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口号^[74]，这同王则起义所倡导的“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75]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断言弥勒教在大河南北的秘密传播是源远流长的。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诏禁止河北诸州军民户学习“禁咒之方，击刺之术”^[76]；次年又下诏禁太康人民“起妖祠以聚众者”^[77]，天禧三年又“禁兴州三泉县，剑、利等州白衣师邪法”^[78]，可能是与弥勒教的信仰有关。

弥勒教在中世纪是代表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宗教，因此历来为封建王朝所嫉视，只能采取秘密方式在下层人民中间传播。弥勒是梵语“慈氏”（慈爱者）的意思。据佛经上说，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愁惨缺陷的世界立刻就变为光明幸福，大地“平净如琉璃镜”一般，人人成就智慧威德，断绝一切恼苦，“无水火、刀兵、怨贼、劫窃、饥馑、毒害之难；不闭户，不杀生，不贪众宝，人无远近，皆两得相见”^[79]。这种用美丽词句所描绘的境界，对于处境悲惨、不满现实的广大贫苦人民，无疑是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因此通过救世主——弥勒佛——降临，旧权威（释迦佛就是它的象征）必须让位的富有革命意义的理论宣扬，便突出地反映了两个敌对阶级的尖锐矛盾和不可调和的斗争；而且表明了被压迫的下层人民有决心要从封建统治的天罗地网中冲击出来，求得解放。

由于弥勒教能够团结广大的人民群众，并能鼓舞大家反抗统治阶级，所以以弥勒教首领的身份出现的王则，就有条件发动革命群众的力量来和统治阶级周旋，起义的组织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当北宋统治者赵祯正在汴京举行冬至节郊祀大礼的时候，宣毅军小校王则就在贝州以兵变的形式发动了起义。宋代文献对这次起义作了如下的叙述：“则本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初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福字隐起，争信奉之。”^[80]

从上可知，王则也是当时遭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下的被迫脱离生产的流民群众之一。他与母亲“诀别”时，还要在背上刺字为记，说明生还故乡的机会是不多的。同时，这也透露了宋代流民生活的悲惨景象。

王则是由行伍出身的下级官佐，因得到了弥勒教徒的拥戴，作了起义的领袖，主持策略计划的是贝州吏人张峦、卜吉。他们在德州（治今山东德州市）、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市）都有群众基础。起义计划原定庆历八年元旦由“河北、山东十数郡，期以同日俱起^[81]。首先占领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县）浮桥^[82]，阻绝宋军的外援，然后建都大名，席卷整个河北。但由于“党人潘方净怀刃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83]，王则等便迫不及待地就在冬至节这一天提前发难了。

起义军开始行动时，机智地利用了知州张得一和属僚正在天庆观行礼的空隙，首先占领了武器库，取得了战斗的工具；并立即执捕了张德一和通判董元亨等，只有一部分官员仓皇外逃。据《长编》卷一六一载：“（王）则僭号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名号。改元曰得圣，以十二月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义军破赵得胜’。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城以一楼为一州，书州名，补其徒为知州，每面置一总管。”

可是客观形势对起义军来说，一开始就是困难而险恶的。首先是宋朝提点刑狱田京逃出城外，立即“趣南关，入骁捷营，抚士卒”，采用凶狠果断的镇压手段，把起义军与各地的联系打断，并控制住南关——这个人口与贝州城相等的重要据点，对起义军直接起着牵制和威胁作用。其次，因河北是宋朝的国防前哨，积粮屯兵，平日警备素严；以贝州事起，北宋统治阶级便敏捷地作出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坐镇北京的贾昌朝除立派大名钤辖郝质领兵直趋贝州外，三天后北宋政府即下令澶州、孟州（治今河南孟县）、定州（治今河北定县）、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严设守备，防堵起义军向外“逃逸”；又派出一支由麦允言、王凯等所统率的讨伐队伍；还顾虑契丹使臣前来汴京的旅程安全，并作了改道的决定。十二月四日北宋政府即令高阳关（在今河北高阳县东）都部署王信，领本部军马为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十日又发布权知开封府明镐作河北体量安抚使，以统一军事指挥权。北宋统治阶级在积极策划军事进攻的同时，又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政治攻势，企图分裂起义军的团结和软化他们的斗志。接着便对贝州城展开了剧烈的进攻。贝州城高峻坚固，进攻困难，官军构筑“距”攻具在城边壅积的土埠上面建筑木架高楼——凭此俯瞰城中。预算用60万工，就可以与城垣等齐。起义军为了抵制攻势，在城上搭设战棚，叫做“喜相逢”。官军的“距”眼看快要完工时，竟被起义军放火烧焚，燃烧了三天。正月六日夜里，由于城内奸民汪文庆等用大绳引纳官军，官军数百人虽一度侵入城内，但很快就被守军歼灭。在“距”攻势失败后，官军又在贝州城南临御河（隋炀帝时所开永济渠运河的俗称）“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匿穴中，城上不之见也”^[84]，却日日猛攻城北，以转移起义军的注意力。

贝州城攻打不下，赵祯为此“忧形于色”，发出悲叹：“相公枢密日上殿来，无一人与国家了事者，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为博取最高统治者的欢心，请求亲赴前线督军。左右帮腔献媚说：“官家无忧，‘贝’加‘文’，‘则’‘败’矣！”赵祯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改任副使；临行前“燕饯赐赍，荣盛倾一时”，并加强军事部署，“诏文彦博以便宜从事”^[85]。又给空名告敕宣头札子三百道，以备赏赐有功。这说明贝州起义军的英勇斗争已使北宋统治者到了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

在文彦博到达贝州前两天，起义军得到契丹使臣要从贝州地区经过的消息。为了打击侵略者，他们派出了三百人出城邀截；但是，由于事机不密，反中了官军的埋伏，以致遭受重大损失。

文彦博于正月十六日到达贝州城下，后即积极挖掘地道工程。闰正月一日夜里，官军由地道爬进城中，攻杀守城哨兵，从城上投绳引入大队官军。起义军经过奋勇抵抗，因众寡悬殊，始行突围。“王则、张峦、卜吉与其党皆突围走，至村舍，官军追围之。则犹着花幞头，军士争趣之，部署王信恐则死无以辨，以身复其上，遂生擒之。”^[86]由“峦、吉皆死于兵，不知所在”和“余党保村舍皆焚死”^[87]的记载来看，起义军的革命斗争精神是坚毅无畏的，他们大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从贝州起义开始到溃围失败，总共经历了64天^[88]。

王则被槛送到汴京，遭受了最残毒的“支解”，所有起义军尽被斩杀。他们的家属即使不被处绞刑，也一律配作奴隶^[89]。

在“叛乱”时有发生的北宋，统治阶级为什么这样重视贝州起义呢？这不仅是因河北邻接契丹，起义军所施行反抗外族侵略的方针，与北宋王朝的媚外屈辱政策相抵触；也不只是当时饥民四起，“人心思乱”，害怕革命队伍一旦壮大，就会形成难以收拾的局面；重要的是，因为起义军所凭借的弥勒教，早在北方人民和军队中间有着深厚的潜在势力，不能不使统治阶级将它的崛起视作有碍自己的生死存亡。从下列史实中可看出这一严重情况。《宋史》卷三○○《王鼎传》谈到深州（治今河北深县）的情形：

王则以贝州叛，深卒庞旦与其徒谋以元日杀军校、劫库兵应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军校摄事外邑，而阴为之备。翌日会僚吏，置酒如常，叛党谔不敢动。鼎刺得实，徐捕首谋十八人送狱。狱具，候转运使至审决；未至，军中汹汹谋劫囚。鼎因谓僚吏曰：“吾不以累诸君。”独命取囚桀骜者数人斩于市；从皆失色，一郡帖然。转运使至，囚未决者半，讯之，皆伏诛。

《东都事略》卷八六《富弼传》也谈到齐州军情的不稳：

王则据贝州叛，齐州禁军千人欲屠城以应之。有告变者。弼以齐非所部，恐事泄生变。会中使张崇训衔命至青（治今山东益都），弼檄崇训使驰至郡，发卒吏取之，无得脱者。

《长编》卷一六三并载：

齐州禁兵马达、张青，与奸民张握等得剑印于妖帅，欲以众叛，屠城应则。握之婿杨俊诣富弼告之。

又《宋史》卷三○三《田京传》也叙述王则起义时：

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应“贼”，京捕斩之，乃定。“贼”遣其党崔象伪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众，又斩以徇。由是营兵二十六指挥在外者，皆慑伏不敢叛。

王则通过宗教和各地兵队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有“剑、印”一类的法物作号召，有被统治者视为妖言的革命理论来宣传鼓动群众，因此给予社会的实际影响便迥然不同于一般的兵变。王则是在庆历八年闰正月二十七日就义的^[90]，在他就义前五天的夜里，赵祯的宫廷中发生祟政殿亲从官颜秀等四人实行暴动奇突的事件^[91]。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各种条件推测，我觉得很可能和王则与弥勒教的秘密活动有关。

北宋统治阶级十分嫉视王则起义所依托的宗教，因此“州郡大索妖党，被系者不可胜数”^[92]。《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说：“时京师有告妖人千数聚确山者，诏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则以巡检兵往索之。”在同书里还看到一些这类事件的记载：单煦“知洛阳县，民以妖幻转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余人”^[93]；在信阳军，“官捕为妖术者，余党惧及，群聚山谷间”^[94]；开封府的太康县，“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号‘白衣会’，县捕数十人送府；尹贾黯疑有妖，请杀其为首者而流其余”^[95]。可见在王则起义后的一段时间里，北宋王朝清查所谓“妖党”，是把整个社会闹得风声鹤唳的。张方平曾上书谈道：“近因贝贼挟妖为乱……州郡承风，觉发妖事，至于诵经、供佛、符咒、禁术，尽遭捕系，蔓延平民。岂无奸人乘便创造疑似，或挟仇怨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获？臣见判审刑院奏案七十余道，内二十余道系是妖事。”^[96]

封建统治者对于下层人民的活动尽管防范得那么森严，但是人民的反抗却是从来没停止过的。北宋末年秘密宗教依然在大河南北广泛流行的事实^[97]，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王则起义失败的原因，可分两个方面来说明。

属于起义军方面的：

贝州起义是由王则领导一群散漫、褊狭和保守的农民出身的士兵进行的，本质上属于农民革命的武装起义，其本身也带有自发的性质。正因为这样，这次起义没有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契丹和西夏侵略势力与汉民族的矛盾，及北宋王朝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去组织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扩大起义的范围，而是企图先在内外两大敌人的肘腋之下建立割据的河北政权，这就在路线上必然要犯错误。最明显之点，起义发动后，王则等甚至没有及时集中力量把贝州城外的重要据点南关夺取到手。郑獬在所撰的《田京行状》中写道：“公遂缒城以出，于时城外兵有阴与‘贼’相通者，烧民居、劫财以应‘贼’。公径入一营，得兵百余，乃枭其为劫者；躬至诸营抚遏之，众皆不敢叛。又募得死士数百人，然皆无兵，持白铤与‘贼’争南关，败之，杀数十人乃遁去。”^[98]当军心浮动，武器缺乏的紧急关头，南关城是容易一鼓而下的，无奈重视不够，未能达到占领的目的，义军从此坐困孤城，丧失主动，恰恰符合了宋廷合围聚歼的预期。起义军如果一开始便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专门寻找宋朝的弱点进攻，与各地起义群众取得联系以扩大革命队伍，战局是可望日趋光明的。《宋史》卷二九四《王洙传》说：“洙知襄州（治今湖北襄阳），会贝卒叛，州郡皆汹汹。襄佐史请罢教阅士……又请勿给真兵。”在这里不是说明起义军的实际影响已达到汉水流域了吗？在大河南北有为数众多的饥民，在各地也不乏响应革命的友军，但起义军由于困守贝州孤城，放弃了所有这些能够利用的条件和机会，这在战略上显然是一种极严重的错误。

属于北宋统治阶级方面的：

北宋统治阶级在国防危机的形势下，对于全国范围内纷纷出现的起义事件的提防原是很敏感的，庆历五年十一月赵祯下诏河北安抚司说：“自保州兵叛，多务姑息，恐军情并骄；其密谕主兵臣僚，多加抚御之，如敢辄犯军律者，亦听法外施行。”^[99]便是一个具体的例证。贝州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北宋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器，都能机敏有效地发挥作用。无论军事的进攻，或者政治的进攻，都有一套办法迫使起义军越来越陷于被动的处境。这说明在起义军没掌握正确的革命策略使自身发展壮大的时候，所处的地位是劣势的。就从单纯的军事力量上看，河北36城，宋朝所配置的兵力不下30余万^[100]，起义军所控制的贝州城，估计它堪任战斗的兵员至多不会超过两万人。这样以一当十、众寡悬殊的力量，纵然起义军英勇善战，但要打垮这么多官军的进攻，显然就有些力不从心。

王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于当时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北宋统治阶级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不得不对人民作出必要的让步。例如：贝州起义事件刚刚结束，赵祯便“诏河北安抚司：瀛、莫、恩、冀等州，岁饥，民多鬻子者，其给缗钱二万，赎还其家”^[101]。赵祯又手诏辅臣，承认政治措施的不善和时局的艰难^[102]，要求臣僚们提出关于政治改革的意见。本年七月河北发生了空前的大水灾，饥民大批流亡。富弼知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动员官僚地主进行紧急救济，“凡活五十万人，募为兵者万计”^[103]，救灾的规模是比较庞大的。这时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那也是与王则起义的影响有关。这并说明，统治阶级每一极其有限的让步，都是农民阶级生死抗争的结果。

其次，王则起义曾以具体的行动表达了汉族人民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势力的愿望，具体表现在困处危城时还要派遣队伍出击契丹使臣。这种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北宋末年和更后的农民起义也有一定的鼓舞和影响。宣和二年（1120年）的方腊起义，更进一步把内反封建统治和外抗侵略势力相结合的革命理论加以发扬。方腊向起义群众说：“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104]我们如把农民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来和宋王朝“虚外制内”的传统政策作一对比，就更清楚地看出剥削阶级的腐朽本质。明人张溥在谈到宋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问题时大发感慨说：“‘盗贼’据之，中国或以争；金人据之，天子不敢问。使宋能以治‘盗’者治虏，庶大梁犹坚城，而临安可不都也！”^[105]因此我们相信，王则领导的贝州起义军的爱国主义立场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对于后来的起义群众必然要起到相当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