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断发生的兵变和民变

北宋兵变极多，庆历时期的起义事件也多由兵变表现出来。宋朝实行募兵制度，军队的来源除了营伍子弟以外，其他就主要由被当时统治阶级所呼为无赖、罪犯、盗贼、饥民等类人员组成。就其本质来说，他们大都是生活难以维持下去的破产农民。北宋统治者一直害怕农民起义，他们为了削弱农民的反抗力量，特别重视养兵。太祖赵匡胤把养兵看成百世之利，认为“荒年饥岁则有叛民而无叛兵”。他实行养兵政策，把农民中的不稳分子羁縻起来，并把他们转化为镇压人民的统治工具；但这种企图也是不容易实现的。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贪婪，下层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一旦遭遇水旱饥荒，便会有大量流民涌现，社会中早已隐伏着的矛盾即会转化为公开斗争的局面，这时兵变和民变就应时而生了。

宋政府在西夏战事发生后，“始籍民兵，俄命刺之，以补军籍。遂于陕西、河北、京东西增置保捷、武卫、宣毅等军；既而又置宣毅于江淮、荆湖、福建等路，凡内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通三朝旧兵且百万，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剩员等，不列于数”^[45]。他们编组兵队，强迫农民从田地里脱离出来，并在农民的面上黥刺着实际代表侮辱的记号，从此就永远不能回复生产。在对西夏的战争中，紧急募兵的地区很宽，不特骚动了黄河流域，且使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亦不得安宁。整个社会在“物力穷困，人心怨嗟”的情势下，岌岌不可终日；统治阶级中的富弼便感到“西戎（按指西夏政权）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46]受着严重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没有退路时，就只有以起义的形式来向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了。

庆历二年（1042年），起义迹象已从京东路出现^[47]。次年在京东、京西两路发生，使宋统治者心脏地区的京畿也逐渐受到威胁。在一系列的起义之中，王伦、张海、郭邈山等都是著名的领袖。

王伦是沂州（今山东临沂县）虎翼军兵士，在庆历三年五月起义，其初人数不过四五十人，活动限于沂、密等州，旋向淮南路地区发展。进抵高邮时，部队增至二三百人；这些起义军的面上刺有“天降圣捷指挥”字样^[48]，“所过楚、泰等州，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地方官吏不敢抵抗，大多开门迎接，以酒食犒劳，献送衣甲器械，并叫百姓馈送金帛。由于王伦有“自置官称，著黄衣，改年号”的一些措施，特别引起宋政府的惊恐；他们尤其害怕知识分子加入起义军，为其出谋划策而迅速扩大势力与影响，欧阳修甚至为此特向宋廷进献防制之计^[49]。后来，王伦在进攻青州时，知青州陈执中派巡检使傅永吉追击，“历楚、泗、真、扬，入蕲、黄，永吉直至采石矶擒杀之”^[50]，其时间在当年七月。

在陕西、京西路地区进行广泛活动的，有张海、郭邈山和党君子、范三、李宗等人。宋臣称张海为“军贼”^[51]，可能也是兵变起义的。他们攻掠商、金、邓、襄、均、房诸州，造成“江淮皆警”的形势。九月里，张海部有“群人金州，劫府库兵仗，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的起义行动，知州王茂先和其统率的当值兵24人一度被追击出城，直到日暮起义军退去后他们才得回城^[52]。张海旋又进邓州。顺阳县知县李正己不敢抵抗，只得奉以筵宴，留宿衙署，离去时还用鼓乐欢送^[53]。由于起义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使得巡检、县尉一类的地方军将无法进行有效防卫，宋政府只得派遣禁军，并以宦官监军，前往镇压。

九月，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县）也发生少数民族的起义，领袖是徭族人唐和。起义的原因是：“初有吉州巫黄捉鬼与其兄弟数人，诱蛮众数百人，盗贩盐，杀官军，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杀之，又徙山下民他处。”^[54]这下便激起徭、汉人民反抗，共有五千多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杀巡检李延祚和潭州都监张克明。事态发展十分严重，宋廷只有慌忙下诏讨伐。

十月，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又发生兵变。韩纲“知光化军，性苛急，不能抚循士卒。会张海剽劫至境上，纲帅禁军乘城，给饼饵多不时；民具酒食犒军，辄收其羊豕，市钱制兵器，士皆愤怒。又尝命军校作阵图不成，将斩之，众益骇。一日士方食，军校邵兴叱众起，勿食。纲怒，执数人系狱。兴惧，帅众劫库兵为乱”^[55]。韩纲和部分官吏逃走；邵兴等劫其指挥使李美，统率军士三百余人，拟西入四川。进至商州，部队发展至千余人，与永兴军东路都巡检使上官珙遭遇作战，杀上官珙，官军溃散，藏匿山谷。邵兴传布文告，联络商州铸钱监的役兵，欢迎他们参加行动。韩琦时为陕西路安抚使，亟调沿边士兵攻讨，邵兴等旋又击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军校赵明率众投降；乃自州北，循山而东，但后遭宋将陈曙等领兵截击，邵兴及其党皆被杀害。

这一年里发生的起义事件还不止此。我们从以下纷纭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虽然各地起义的规模算不上大，但却是前仆后继，发展得相当普遍。右正言余靖在本年六月里说：

南京（今河南商丘县）者，天子之别都也。贼入城斩关而出；解州、池州之贼不过十人，公然入城，虏掠人户；邓州之贼不满二十人，而数年不能获；又清平军贼入城作变，主者泣告，而军使返，闭门不肯出。……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二三十人；桂阳监贼仅一百人，建昌军贼四百余人，处处蜂起！^[56]

稍后，谏官欧阳修又连次谈到各地起义势力逐渐扩大的情形：

前贼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一火四百余人，桂阳监一火七百余人；其他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兵逢迎。饮食宴乐。^[57]

夔州、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余人；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劫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椹闲镇。此臣所闻目下盗起之处，如此纵横也。此外东京，今岁自秋不雨，至今麦种未得；江淮沦没之后，继以饥蝗；陕西旱灾，道路流亡，日夜不绝。似此等处，将来盗贼必起，是见在未灭，来者更多。^[58]

方今……西则沪戎，南则湖岭，凡与边庭连接，无一处无事，而又内则百姓困敝，盗贼纵横；昨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数百人之盗。……今张海虽死，而达州军贼已数百人，又杀使臣，其势不小；兴州又奏八九千人，州县惶惶。^[59]

起义的频繁与饥民队伍的扩大是分不开的。在西夏战事初起时，韩琦到四川作体量安抚使，《宋史》载其“活饥民数百万”^[60]。陕西连岁大饥，本年冬天又是大旱，“河中、同、华等十余州军物价翔贵，饥民相率东徙”。韩琦奉命安抚，于“蒲、华、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数称是”^[61]。韩琦后来在庆历八年（1048年）知定州，“又赈活饥民数百万人”^[62]。饥民人数的众多，无疑扩大了起义的群众基础。

宋政府决定对西夏妥协，就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力量，要把人民起义镇压下去。但宋夏媾和，往返磋商，直到庆历四年十月方才定案；而沿边防务仍不容稍有松懈，整个大局情况未见好转，因此四年八月河北又出现了保州兵变。

保州（今河北保定市）巡检司云翼军的起义，起因于士兵怨怒赏给不均。事变前，知州刘继宗已知军情不稳，乃下令收缴教阅器械。“会都监韦贵，与（通判石）待举射弓赌酒，而于众辱之。贵凭酒慢詈曰：‘徒能以减削军粮为己功！’因激其众。八月五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兵入衙门。”变起，“杀知州、通判等，悬其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则拔去更射”^[63]。起义军聚城，拥韦贵为首领。保州邻接契丹，民间谣传起义军“将引契丹军马入界”，宋廷害怕引起边衅，除调集沿边军队进围外，一面令雄州牒报契丹，一面又降敕榜招安。企图运用政治手段，以瓦解叛军的抗拒。宋廷先后令田况、李昭亮、杨怀敏等相度保州军情，并派富弼为宣抚使，节制各路军队。这时起义军在诱骗之下，意志发生动摇。右侍禁郭逵亲身入城劝谕，对军众说：“朝廷知乱不由汝，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何疑？”^[64]军众听信了郭逵的话，放下了武器。但官军一入城内，立即将义军坑杀数百。本还打算将胁从二千多人也逐一杀掉；富弼与河北都转运使欧阳修怕大量“杀降”会引起新的事变，方才作罢^[65]。其后不久，刘涣奉命知保州，虎翼军又欲谋变。刘涣杀其首要，才得以镇压下去^[66]。

这时南方又有少数民族反宋事件发生，首领为广西蛮欧希范。欧希范是环州思恩县人，曾经举进士试礼部，景祐末（1037年）应募从官军攻打安化州“叛蛮”。这时看见宋朝南方边防松弛，遂结合族人起事。欧希范等拥白岩山“蛮酋”蒙赶做皇帝，其叔欧正辞称桂王，自称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庆历四年正月十三日，领众二千余人，攻破环州，又陷镇宁州及普义寨，造成“岭外骚然”的局势。四月，宋廷派遣杜杞出任广南西路转运按察等使^[67]。杜杞使用一面诱降，一面进攻的策略，“乘其怠，急击之，破其五峒，斩首数百级，复取环州”，欧希范退保荔枝峒，蒙赶领众投降。杜杞“乃击牛马，为曼陀罗酒，大会环州”^[68]，从坐中擒杀六百余人。后三天，得欧希范等十余人，“剖其腹，绘五脏图；仍醢之，以赐诸溪峒”^[69]，其时为庆历五年的一月。但血腥屠杀并没起到什么效果，不久，这一地区仍有“蛮人”叛变，宋政府又派徐的前往讨伐^[70]。

虽然桂阳监徭、汉联合的起义一度平靖下去，但到庆历三年十二月，依然又发生徭人“寇边”的事件。他们居住在湖南南部山区，凭藉地形复杂的优势，时而退伏，时而出击，使官军感觉非常棘手，因此宋廷特别着重招抚。庆历四年“夏四月丙申，诏湖南民误为征徭军所杀者，赐帛存抚其家”^[71]。庆历六年二月，荆湖南路转运使周沆报告宋廷说：“蛮骤胜方骄，未易怀服，宜须秋冬进兵；蛮地险气毒，其人骁悍，善用铤盾，北军不能与之角”^[72]。这说明徭军是保有相当优势的。本年十月宋廷曾发兵进讨，徭军连攻英、韶州界。直到庆历七年五月，徭军首领唐和接受招安，湖南地区始略得平静。

当时在四川也发生夷人反宋的事件。庆历四年七月，夷人进攻三江砦，虽经淯井监官兵击退，可川南一带夷人仍常常进扰，直到皇祐元年（1049年）才被官军镇压下去。

此外，在民间还出现了不少的“谋反案”。庆历五年十一月，徐州人孔直温等被告发“挟妖法诱军士为变”；直温等方被杀，“濮州复有谋叛者，民相摇惊溃”，提点刑狱吕居简驰往，又斩其首要，“因大阅兵享劳，奸得不发”^[73]。足见军队中的秘密宗教传习在京东地区已很普遍。而《宋史·仁宗纪》内，庆历六年五月丁酉，又有“京东人刘卺、刘沔、胡信谋反，伏诛”的记载，案情虽不明白，既然特笔书出，显然也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