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形成的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赵宋开国后又进入了一个活跃的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自耕农民数目的相对增多，一般农民减轻了一些束缚，取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生活多少有些改善，因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以提高。同时赵宋政府对于农业生产的推进，也采取过一些有利的措施，如像栽种桑柘，扑灭害虫，限制火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广置仓储，设官劝农，指导耕作，严禁宰杀耕牛，对农民分发踏犁等。

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相应的发展。由于交换经济逐渐兴起，北宋社会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事实：货币使用量大大增加，并初次有了以“交子”为名的纸币的流通；都市较前繁荣，镇、市和乡村中的定期集市也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兴盛，在技术和产量方面都远较前代发达，以取得工资为生的雇佣工人也大批出现；而工商业行会的组织也进一步的得到发展与巩固。

但赵宋封建王朝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他们强化了统治，紧握大权，加强控制，以防割据势力的出现。对其所御用的官僚也不付与充足的行政权力；而只是在经济方面加以放任，听其剥削人民。北宋的立国政策是依靠地主阶级作为支柱的^[1]，其豪强公开兼并土地之风也越刮越盛。太宗赵光义末年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刚刚被镇压下去，宋朝政府便下令把荒废的田庐，让能加倍缴纳租税者占有，“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2]。李若谷知寿州时，豪右多占芍陂，俱属上等良田^[3]。王嗣宗知永兴军，所部兼并之家共60多族，而以真宗赵恒尊礼的隐士种放为首^[4]。仁宗赵祯时，王蒙正倚章献太后势，在嘉州广占良田，政府且下令免除其租赋^[5]。郑戬知杭州，溉民田数千亩的钱塘湖由于年久失修，葑土湮塞，尽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日益浅狭^[6]。越州鉴湖，能茫茫灌田八千顷，亦多为豪强所侵占^[7]。这不过是千千万万土地兼并事实中的少数例子而已。

乾兴元年有人上封事说：“自开国以来，天下承平六十余载，然而民间无积蓄，仓廪未陈腐，稍或饥欠，立致流移，盖差役赋敛之未均，形势豪强所侵扰也。”^[8]我们从户口和垦田的数字上看，北宋土地集中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天禧五年（1021年）客户（基本上就是佃农）已经发展到占全国总户数的30%^[9]，仅过了27年，客户数便又急遽上升到36%^[10]；据当时人的估计，仁宗中期以后的客户更是可能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11]。客户比例数字的增大，说明农民阶级失掉耕地的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了。又治平三年（1066年）的垦田数字才440万顷，与隋唐两代盛时相比较，仅及它们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12]。据为《治平会计录》作序的人解释：上面的垦田数字，只是政府账册上的纳税田亩，并说隐漏无税田亩要占十分之七^[13]；这些田亩掌握在极少数的贵族、官僚和豪强人户手里，他们不负担赋役，全部赋役都落在只有很少或根本无地的农民身上。这就会把农民排除于土地之外，迫使他们脱离生产，成为无衣无食的饥民。仁宗初年，政府中有人主张实行限田来制止这兼并恶潮，但由于官僚豪强的阻力，根本无法实现。

统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人民被迫纷纷逃亡。我们从下面记载中就可以明白北宋前期一般农民的生活实际：

至道元年（995年），“开封府言：京畿十四县，自今二月以前，民逃者一万二百八十五户。”^[14]

至道二年，“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三二十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薄，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检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补，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15]

仁宗时，“帝闻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至是每下赦令，辄以招辑流亡，募人耕垦为言。”^[16]

北宋流民的数字很庞大，动辄就数十万人，甚至多至数百万人。流民主要是从佃农中来，而北宋时期佃农户的激增，这又说明众多自耕农破产。北宋自耕农乃至一部分小地主破产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赋税的特别繁重。至于佃农则多是赤贫。他们没有住宅、种子、耕牛、农具，辛勤劳动的结果是，既要向地主缴纳农产品收获量的十分之五以上的地租；又经常遭受百分之一百以上的高利贷的勒索；还要向政府交纳人丁税和负担力役。重重枷锁套在佃农的身上，所有年头都只过着“不免狗彘之食”的恶劣生活，一遇水旱饥荒，不想饿死，就只有离乡逃亡。所以南宋人叶適叙述宋代农民的一般情况说：

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且为浮客，为佣力；

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17]。

西夏战事发生后，北宋王朝为了筹措军费，对人民的搜刮也特别厉害：“凡百所有，无一不征”^[18]；“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19]。战争带来的恶劣影响是：农业荒废，商旅不行，物价普遍高涨，人民生活愈趋困苦。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就风起云涌地出现了。

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起用了范仲淹、富弼等人执政，曾进行过改革的变法尝试。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这次变法虽只是昙花一现地失败了，但新旧两派官僚势力的内讧和斗争却没有停止下来^[20]。这使本来已经深刻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向尖锐化、复杂化。

在对外关系上，契丹和西夏是北宋时代汉族人民的最大威胁者。契丹自五代时夺取燕云十六州后，就使后来北宋王朝在河北地区失掉了国防屏障。一旦契丹入侵，骑兵驰突，不一二十日便可直抵黄河边上。作为首都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便很容易地暴露在外敌面前。赵匡胤、光义兄弟曾有意恢复故土；但前者为“先南后北”的军事计划耽误了时机，而后者由于两度大举伐辽的失败，便只能在边界上潴蓄塘泺，专采守势，而逐渐养成了畏葸软弱的心理。再加上，统治阶级一贯耽于享乐，造成“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21]。契丹军每一次南侵，“俘掠人民，焚荡庐舍，农桑废业，闾里为墟”^[22]，给河北地区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害。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大举入侵，北宋王朝惊慌失措，一片混乱；幸赖寇准、高琼等人力主抵抗，怂恿真宗亲征，才侥幸谋得“澶渊之盟”的和局；但宋朝每年要送给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从而进一步走上了屈辱的道路。

早在赵光义统治的后期，西夏和宋朝就发生冲突，连西北重镇的灵州也被西夏夺去；赵恒依然实行妥协政策，才得换取一个短期的和平。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主元昊自称皇帝，宋夏关系又告决裂。从康定元年起三个年头（1040—1042年）中连续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中，宋军都“一战不及一战”地惨败了，不特使北宋王朝的弱点尽行暴露，并为契丹统治集团的讹诈提供了机会。当时契丹就向宋朝提出割让晋阳和瓦桥关以南十县地方的要求。宋统治者虽不愿割让，但也不敢硬性拒绝，只得承认在岁币原额之外再增加银20万两、绢20万匹，“半以代关南租赋，半以为谢弹遏西戎之意”^[23]。契丹还要宋朝用“贡”“献”的字样来对它表示敬意，经宋使富弼力争，才同意改用“纳”字。

西夏战事的突然发生，使赵宋统治集团一再失利后只好实行“屈志买和”的让步政策。庆历四年（1044年）宋廷同元昊媾和，它用“岁赐”的字样来掩盖变相的赔款，每年对西夏赔款耗费银绢茶采共二十五万五千。

尤其是当时的河北，因是国防前哨，宋初以来，这累遭侵掠的地区久已存在“丁壮备徭，老弱供赋，遗庐环堵，不死即亡”^[24]的悲惨景象。当时还有一种叫“衙前”的职役，凡是充当“衙前”的人户，要为官吏过客及来往不绝的契丹使者供备包括奢侈享乐在内的一切生活物资。契丹使臣骄横骚扰，人民受害更深^[25]；在王则起义的当年，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就这样谈过：“衙前公人，亡家破产，市肆商贾，亏本失业者，不可胜计。”^[26]这个事实对于我们了解发动贝州起义的骨干分子张峦、卜吉等何以都出身于吏人阶层^[27]，是很有帮助的。

宋代政府偏重文治，官僚待遇较为优厚，当官就成了士人的出路，官僚机构自然也就会迅速膨胀，其结果是造成国家财政开支的猛升。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二五，有“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诸条，我们从中可考察到的，便是北宋政府开支的浩繁。而这沉重的负担是压在人民头上的，这就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促成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导致爆发民变或兵变的起义。其实，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统治阶级自己也是十分明白的。例如刘敞在所撰策问中就曾提到这个问题说：“欲唐制，则恐贤士失职者众；欲仍旧贯，则吏员不可胜纪。”并推论到它的结果说：“贤士失职者众，则怨必兴于下；吏员不可胜纪，则力必屈于上。”^[28]

北宋王朝一贯施行从破产农民中大量募兵的办法，认为“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29]，这对于封建统治者就是“百代之利”。但执行养兵政策的结果，却是致使兵数激增，到庆历年间就达1259000人，比北宋开国时增长了六倍；军费开支庞大，人民负担沉重，就更加深了社会危机。而且由于北宋王朝又贯彻着以文制武和以上压下的阶级法^[30]的奴役歧视政策，这对于从破产农民转化而成的士兵而言，是极容易拨动阶级仇恨的怒火而随时爆炸起来的。因此宋代的兵变，为什么说它是农民起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应是不难理解的。

这“兵籍益广，吏员日众”的现实，当然也引起了北宋的财政发生危机。在这一系列的负担中，兵费的开支是占居首位的。宋初开宝时兵额总数为378000人，其中禁军有193000人，以后陆续增加，迨西夏战事发生，宋廷在各地大量增募兵员，庆历年间便激增到1259000人，内禁军占826000人，成为北宋兵数的最高纪录^[31]。按照三司使张方平的计算，一个中等禁军每年约需钱币50贯，全部禁军就须开支岁费4000余万贯；禁军以外尚有432000多名兵士，就开支减半，岁给也在1000万贯以上，两者合计就是5000余万贯了。仁宗统治中期的全国总税收约为12000万余（单位是贯、石、匹、两的合计，不全是钱币），仅军队岁费就约占去一半^[32]，加上战争时期必需的种种特支，那兵费开支的比例就更大了。宋朝边防要区是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据当时的三司使的会计报告：陕西路在未用兵时的出入钱、帛、粮草数字，收入1978万，支出2151万；用兵后收入为3390万，支出为3363万^[33]，足见兵费增长的负担是越来越沉重。

然而，这时的军队，人数尽管被政府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因训练缺乏，纪律废弛，无论旧兵新兵，战斗力都非常薄弱。兵士生活腐败，不特“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34]，而且酗酒斗殴，滥赌狂嫖的风气在军中也非常流行。张亢守府州，防御西夏进攻，禁军毫无斗志，亢故意放纵饮博，他们“窘乏幸利”才愿出战^[35]；京城驻军，“蒲博争胜，彻屋椽相击，市人惶骇”^[36]。娼妓成群地跟随着军队，主官“恶伤士卒”，也不敢驱逐禁止^[37]。而另一方面，由于军将的克削，“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饮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军人例皆饮博逾滥……既轻犯法，动辄逃亡。……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38]。这样的军队当然不能正常对外作战，相反，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叛变。

宋统治者为了支持战争和弥补财政亏欠，除了更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外，就是更残酷地向手工业和商业进行掠夺。富弼在宝元二年（1039年）就谈到宋廷“惟财赋是务，尽农亩之税，山泽之利，舟车屋宇，虫鱼草木，凡百所有，无一不征，共知困穷，都为赋敛”^[39]。欧阳修也说：“自朝廷理元昊罪，军兴而用益广，前为三司者皆厚赋暴敛；甚者借内藏，率富民出钱，下至果菜皆加税，而用益不足。”^[40]当时政府尽量提高税收的情形，在商税和官卖品的收入数字上表现得最明显：真宗景德时，商税为450余万贯，现在增加为1975万贯；酒课为428万余贯，现增为1710余万贯；盐课为350余万贯，现增为715万余贯^[41]。商税酒课增加四倍余，盐课增加一倍余；茶课也略有增加。增税和采取一切可能的搜刮手段，如铸造大钱和铁钱，令京师富民出钱，卖官入粟等。仍然入不敷出时，也只得拿出祖宗以来的内廷储蓄救急，到西夏事宁时，便“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了。

历来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凭藉赋税收入，掌握着雄厚的财富来豢养官僚和军队，始能巩固其统治基础。一旦税收减少，财政发生困难，统治的基础也就动摇起来了。我们只要看在庆历年间经常岁收2000多万贯的商税，几年后就陡降到780多万贯的事实^[42]，就知道宋朝竭力搜刮的直接后果是如何严重了。政府搜刮越厉害，威信就越低落，以“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榷货，而商旅不行”^[43]。政府要在膨胀货币上谋利，而“民多盗铸”，物价就飞涨，立刻就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社会动乱的因素也陡然增加。因军需品的价格更是惊人地高涨，政府就向民间强迫征购，动辄施用严刑，使人民要身受“物价十倍，吏辱百端”^[44]的痛苦。当备受压榨欺凌的人民百姓在已无法觅到一条生存之路时，他们就只有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