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代为什么未出现全国性大起义？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统一朝代，如秦、汉、隋、唐、元、明、清，在其统治末期，都发生过全国性大起义，所以很快就把封建统治搞垮了；唯有宋代情形特殊，开国不久即有兵变和民变发生，而且陆陆续续，没有间断止息过，这说明宋代社会阶级矛盾并不比别的朝代缓和。何竹淇先生编写的《宋代农民起义》一书，对宋代农民起义的次数做了统计，共有二百多次。实际上恐怕还远不止此；因为文献记录总是有漏脱的。宋代的农民起义事件，规模都不算大，例如最著称的三次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并不曾把川峡地区全部占领；方腊起义只攻占了杭、歙等6州52县；锺相在洞庭湖区的起义亦只据有19县，都不免昙花一现似的旋被镇压。这到底是甚么原因呢？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宋代民族矛盾特别严重，社会阶级矛盾受其制约，因此全国性的大起义难以形成。对此，我认为这种解释有些简单化，未必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例如明末满洲族势力兴起于东北，并没有使其时的农民大起义受其制约而不发生和发展下去。因此，我觉得还应从当时社会内部去作一些探索。

中国封建社会历时很长，如从西周初（公元前11世纪）开始，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1840年）前为止，那就将近三千年了。时间长，社会变化就多，但从中唐以下（安史之乱始于755年）到赵匡胤建立宋朝，这两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变化特别剧烈的时期。“由唐代的门阀士族和部曲、奴客、番匠、奴婢等旧的社会阶级结构，转变为宋代的官僚地主和佃客、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化。”^[106]其重大变化还表现在：一些门阀士族的彻底崩溃；中央皇权指挥不动飞扬跋扈的军阀（藩镇）；租庸调制无法执行，财政困难，而改行两税法；均田制从此坏而不再恢复，府兵制也相应废止等。

赵匡胤建立宋朝，是在一场政变中把后周的统治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的。他富有道家精神，善于适应客观形势，以定治国的政策方针。人所习知的“杯酒释兵权”，就是用他“宁结怨于民而未尝失欢于官”的妥协办法，来实现他绕过障碍以树立和贯彻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为加强中央集权，他还特别注意掌握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科举选拔士人，组成庞大的官僚队伍；把社会上人数多，势力大，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士人，逐步充实到封建政权中去，使其成为统治阶级骨干。二是把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流散人民，招募成军；这不但便于羁縻监视，还可以使这股社会破坏力转化为镇压人民的工具。赵匡胤认为实行募兵还大有好处，就是丰收年有叛兵而无叛民，灾荒年有叛民而无叛兵。兵民共同造反不容易，便会有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当时是给宋王朝带来相当的困难（如财政）；但另一方面，的确也起到了一些稳定作用。

毋庸置疑，北宋皇朝对待人民起义是和历代统治阶级一样，一贯是残酷镇压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北宋当时正处在封建后期的转型时际，再加上统治者为了矫防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提倡文治，并因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文化教育发展迅速。特别是儒学的复兴，理学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实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关中学者吕大钧创立“蓝田乡约”，南宋学者也搞“社仓”“义役”之类的地方自治工作，下迄元代，东南乡村各地立社也颇有成法，甚著劳效^[107]。这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安定，也不能说没有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统治阶级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施行了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外，还从事了一些社会救济工作，用以缓解人民的仇恨。《宋史·食货志》的《振恤》一目中特别吹嘘说：“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他们所述的种种“仁政”，当然是不可尽信的。但是丰富的文献告诉我们，当时政府更比前代注重社会救济的确也是事实。一是设置经常性的救济机构，如“福田院”或“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慈幼局”收养弃婴和孤儿；“病坊”“将理院”或“安济坊”则有类于今天的公立医院，用以收容病人；“施药局”免费供给医药；又有“漏泽园”专门收葬死人等。二是针对荒年施行救灾。典型的例子如庆历八年富弼在青州的救灾措施，就非常出色。《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载：

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河溯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宋代文献上还记有范仲淹、苏轼在杭州，欧阳修在颖州，曾巩、赵汴在越州，滕元发在郓州，都能在安抚灾民上作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才将趋于激化的阶级矛盾缓和，渡过难关。

此外，也是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尤其是王小波、李顺提出的“均贫富”革命口号，使得不少官僚地主在家乡打出了“慈善”的招牌，以招揽人心，安定地方秩序。如范仲淹就在苏州设置“义田”^[108]，成效最著，闻名遐迩。其后闻风而起者，如吴奎^[109]、何执中^[110]、韩贽^[111]等，不一其人，形成风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或是接受了当时新儒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俱是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官僚，出于对封建秩序的忠心拥护，想用施小恩小惠的办法，来缓解社会阶级矛盾。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其中也不乏为了欺世盗名而专做表面文章的狡诈之徒。《宋史》卷一七八《食货志·振恤》记载：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縻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像蔡京这种臭名昭著的奸臣，居然也会大发善心，行施救济，足见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已到不得不采用这种手段的地步。可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其救恤运动的本质虽是带有欺骗性的，但它对宋代皇权统治的维持也起了一些作用。

当然，最重要的是，宋自开国以来，厉行中央专制主义的集权政策，兵权、财权和行政权都紧紧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里；相形之下，地方政府却无甚实权，有的连城池险要都被撤除，更谈不上有像样的军备。由此便形成了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各地起义事件层出不穷。但这些起义事件却又尽皆旋起旋灭，其中原因即是，几十万优势集中的禁军一直控制在宋廷中枢，虽然他们在抵御外侵时皆呈败绩，但农民起义军那一点力量与之相比，则过于悬殊了，要想将其击溃而取得最终胜利，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这就是宋代为什么未出现全国性大起义的主要原因。

以上仅是我的一点探索性的意见，自知未必正确，倘承读者指正，不胜欢迎之至。

（本文撰于1955年，兹略有修订。其述王则起义一段，曾以“北宋中期的王则起义”为题，载《历史教学》，195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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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载：“不抑兼并”是赵宋的家法，谓“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2] 《宋史》卷二九五《谢绛传》。

[3] 《宋史》卷二九一《李若谷传》。

[4] 《宋史》卷二八七《王嗣宗传》。

[5] 《宋史》卷三○一《高觌传》。

[6] 《宋史》卷二九二《郑戬传》。

[7] 《宋史》卷二九八《蒋堂传》。

[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九。

[9]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载，天禧五年全国的总户数是8677677；《宋史》卷八五《地理志》载，本年客户数是2638677。

[10]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载，庆历八年（1048年）的全国总户数是10723695；内主户是6893827；客户是3829868。《长编》卷一六九同。

[11] 李觏：《直讲文集》卷二八《寄上孙安抚书》中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

[12] 《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载，隋开皇时垦田数为19404000顷，唐天宝时应受田数为14308000顷。

[13]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唯《食贷志》在此作的计算，谓“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疑计算上有误；正确的算法，当时全国垦田总数应该是1460余万顷。

[14] 《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

[15]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

[16]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

[17] 《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引。

[18] 《长编》卷一二四，富弼在宝元二年语。

[19] 《欧阳文忠集》卷三一《王尧臣墓志铭》。

[20] 参冯琦：《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庆历党议》。《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庆历五年）山东盗起，帝遣中使按视，还奏盗不足虑，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人尊爱之，此可忧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这就是内部矛盾尖锐的反映之一例。

[21] 《长编》卷二○四。

[22] 《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二。

[23] 《长编》卷五○六，元符二年二月章悼对宋哲宗（赵煦）语。

[24] 《宋史》卷二六六《温仲舒传》。

[25] 《宋史》卷二九一《李复圭传》：“北使道澶，民主驿，率困惫。”又卷三二○《王靖传》：“异时北使所迂，凡供张悉贷于民。”

[2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八。

[27] 《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二九载庆历八年闰正月七日诏：“偶凶妖之窃发，扇吏卒以相依。”可见兵与吏构成了贝州起义的骨干。

[28] 《宋文鉴》卷一二四。

[29] 《邵氏闻见后录》卷一。

[30] 《宋会要辑稿·刑法》七之二，景德四年诏：“今后各依职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主义，违者处斩。”案司马光于嘉祐七年上疏云：“太祖申明军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小有违犯，罪皆殊死。”参《翁注困学纪闻》卷一五《考史》。

[31]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禁军》。

[32] 《包孝肃奏议》卷一《论冗官财用等》谓庆历八年全国总岁入为122592900贯、石、匹、两。陈襄、蔡襄两人都曾谈及兵费问题。陈说：“六分之财，兵占其五。”（《古灵先生文集》卷一《论冗兵札子》）蔡说：“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蔡忠惠公集》卷一八《强兵》）都是指钱币收入而言。英宗时每岁钱币收入总额约为六千万贯，故云。

[33]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34] 《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考》，载欧阳修语。

[35] 《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

[36] 《续资治通鉴》卷四七；又见《宋史》卷四六四《李昭亮传》。

[37] 《宋史》卷二九二《明镐传》。

[38] 苏轼：《东坡奏议》卷一四《乞增修弓箭射条约状》。

[39] 《长编》卷一二四。

[40] 《欧阳文忠集》卷三一《王尧臣墓志铭》。

[41] 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四《论国计疏》。

[42]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商税》。又龚鼎臣《东原录》云：“士熙道管三司商税案，言：‘天下诸商税钱，每岁二千二百万贯，自嘉祐三年后来，只收得七百万贯，每岁亏一千五百万贯。’”嘉祐当属皇祐之误。

[43] 《长编》卷一二九，载欧阳修语。

[44]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为置官专管每年上供并军须杂物》。

[45] 《长编》卷一六一。

[46] 《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丑条。

[47] 《宋史》卷一一《仁宗纪》：“（八月）己亥遣使安抚京东，督捕盗贼。”

[48] 《欧阳文忠集》卷九八《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

[49] 《欧阳文忠集》卷一○二《论募人入贼以坏其党札子》。其中谈道：“臣前因王伦贼时，曾有起请十余事，内一件：乞出榜招诸处下第举人，及山林隐士，负犯（贩）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贼，筹杀首领及设计误贼，陷于可败之地者，优与酬奖。所贵凶党怀疑，不纳无赖之人，以为谋主。……但无谋主尚可剪除。”

[50] 《东都事略》卷六六《陈执中传》。又《宋史·仁宗纪》：“七月乙酉获王伦。”

[51] 《宋史》卷三一一《张士逊传》附子《张友直传》。

[52] 《长编》卷一四三。《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一《按察官吏》引欧阳修说，入金州者即张海。

[53] 《长编》卷一四五。

[54] 《长编》卷一四三。

[55] 《宋史》卷三一五《韩亿传》附子《韩纲传》。

[56] 《长编》卷一四一。

[57] 《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八月条。

[58] 《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条。

[59] 《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条。

[60] 《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61] 《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二月条。

[62] 《宋史·韩琦传》；《韩琦家传》则说：“全活人命及五七百万。”

[63] 《宋朝事实》卷一六。

[64] 《续资治通鉴》卷四七。

[65] 《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66] 《宋史》卷三二四《刘文质传》附子《刘涣传》。

[67] 庆历三年在京西路镇压起义者，一为夏安期，见《宋史》卷二八三《夏竦传》附子《夏安期传》；另一就是杜杞，见《宋朝事实》卷一六。

[68] 《宋史》卷三○○《杜杞传》；《宋朝事实》作“置蔓陀花酒中。”

[69] 据《宋朝事实》；《宋史·杜杞传》记所诛为七十余人。

[70] 《宋史》卷三○○《徐的传》。

[71] 《宋史》卷一一《仁宗纪》。

[72] 《续资治通鉴》卷四八。

[73] 《续资治通鉴》卷四八；及《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附子《吕居简传》。

[74] 《魏书》卷一九上《京兆王传》附《元遥传》。

[75] 《宋史》卷二九二《明镐传》。

[76]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九。

[77]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

[78]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

[79]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物典编·神异典》卷九七，《佛经部·汇考三》“弥勒下生经”条下。

[80] 《长编》卷一六一。

[81] 郑獬：《郧溪集》卷一九《右谏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知沧州兼驻泊马步军总部署田公行状》。

[82] 《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三之二一，澶州浮桥由脚船四十九艘组成，是当时联络黄河南北的重要交通线。

[83] 《长编》卷一六六，及《宋史·明镐传》。

[84]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一《太师潞国文忠烈公》，引《涑水记闻》。

[85] 引文俱见《宋朝事实》卷一六。《渑水燕谈录》卷八，记赵祯对文彦博说：“‘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与《宋朝事实》所记略异。

[86]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一《太师潞国文忠烈公》，引《涑水记闻》。

[87] 《宋朝事实》卷一六及《长编》卷一六二。

[88] 《长编》说：“自反至败，凡六十五日。”《宋史·明镐传》和《宋朝事实》都记为六十六日。从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戊戌，到八年闰正月二日辛丑，共计只有六十四日。

[89] 《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辛丑条下，宋神宗（赵顼）发布处理庆州兵变的诏书，系援用恩州故事，改从宽典，始得如此。

[90] 据《长编》卷一六二及《宋史·仁宗纪》。《宋朝事实》作“乙丑（闰正月二十六日）剐则于都市”。《东都事略》卷六《仁宗纪》作“丙午（闰正月七日），王则伏诛”。丙午可能是丙寅之误，丙寅就是闰正月二十七日。

[91] 暴动日期从《长编》和《宋史·仁宗纪》。《东都事略》记在甲子（闰正月二十五日）。《长编》说此事“不知其所谋”，因此永远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疑案。

[92]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九，及《长编》卷一六三。

[93] 《宋史》卷三三三《单煦传》。

[94] 《宋史》卷三三三《卢士宏传》。

[95] 《宋史》卷三三三《荣传》。

[96] 《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条。

[97]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三至六四，载政和四年八月“三十日诏；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又同书《刑法》二之七四至七五，载宣和元年四月一日诏，谈到“沧、清、恩州界日近累有夜聚晓散”的秘密传教情况。

[98] 郑獬：《郧溪集》卷一九《右谏议大夫充天章阁待制知沧州兼驻泊马步军部署田公行状》。

[99] 《宋会要辑稿·刑法》七之一四。

[100] 《长编》卷一六四，庆历八年四月辛卯条，程琳的奏疏。

[101] 《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二月己卯条；又见《宋史·仁宗纪》。

[102] 《宋会要辑稿·帝系》九之一二，庆历八年三月手诏。

[103] 《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

[104] 方勺：《青溪寇轨》。

[105]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贝州卒乱”，附张溥的《史论》。

[106] 朱熙瑞：《宋代社会研究》，173～174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

[107]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

[108] 见《范文正公集》附目《建立义庄规矩》，义庄又称义田。

[109] 《东都事略》卷七三《吴奎传》。

[110] 《东都事略》卷一○二《何执中传》。

[111] 《宋史》卷三三一《韩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