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研究可以从很多理论切入，其中近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是国际移民相关理论。学者程希认为，中国海外移民是世界移民潮的组成部分，这是开展华侨华人研究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方面。中国国内所谓“华侨华人研究”的通行说法，其实也是国际学术界“移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5]所谓国际移民，是指离开本人国籍国，或者此前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迁徙到另一国家的人。根据联合国2013年的数据，世界移民人口数量已达2.3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6]以往曾作为主流的国际移民理论如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学移民理论、世界体系论、劳动力市场分割论渐已式微，^[7]而后的移民网络说、新制度主义、文明冲突论与跨国主义等理论^[8]也不足以独立解释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移民问题。诚如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所说，千万不要指望有一种宏大的理论能够解释移民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层面， 号称面面俱到的理论只能是空谈， 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独立提供解读国际移民的捷径。他认为， 应当提倡“中程理论”，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 阐释一个个特殊问题。^[9]

因而，从国际移民理论的大框架出发，根据本书的选题范围及内容，本书将以往学界对于和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移民理论及华侨华人研究成果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 有关华人新移民的研究

目前来讲，对于“新华侨华人”还是“华人新移民”两个提法在研究界究竟哪个更为合适尚有一定争议，而大多数研究者是将两者混用的。此外，有些学者还提出了“中国国际移民”的说法，例如王辉耀认为，“中国国际移民”指离开中国大陆迁徙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中国人。^[10]事实上，三者都有着大量的交集，因而下文也将三者一并纳入统一的研究范围中。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华人新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及其影响力日益显现，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新移民概况介绍与新老移民的比较上，如程希的《中国大陆新老华人浅析》、黄英湖的《战后华人新移民问题初探》等，大多采用历史描述性研究方法。2000年前后，新移民在海外已有20年左右的历史，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的数据日渐丰富，一些对于新移民20年间发展变化成因有更深入分析的研究出炉，如庄国土对于20年间移民的数量、分布、移民方式以及特点做出了梳理；赵红英则对改革开放20年形成的移民潮背景、内涵等做出了界定。21世纪以来，新移民研究在理论高度、研究广度与研究深度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很多国内的学者也认同王赓武的思路，认为应将思路打开，重新考察新移民希望移居的国家及来源地，关注移民家庭团聚、女性移民及宗教问题，并应以一种新的思路重新认识同化问题。^[11]李其荣在多本专著及论文中对新华侨华人及新移民的概念有所界定，在《华人新移民研究评析》一文中更是对华人新移民的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比较研究做出了总结。曾少聪、曹善玉的研究不仅更新了新移民分布的数据，还对于新移民内部以及新老移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总体来说，早期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大陆较多研究者的成果之中宏观论述多于微观论述，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有关移民政策做侨乡研究的成果日渐丰硕，但是田野调查的深入程度仍不够。

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以及海外研究者（尤其是华裔研究者作为真正的实践者与亲历者）增多，有关新移民的地域、国别研究层出不穷。如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华人教授郭世宝著有代表作《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温哥华的华人新移民：何去何从？》《关于移民向下层社会流动的调查：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华人新移民经济社会融合比较研究》等，并提出了新移民求职遭遇的“三重玻璃门效应”：第一重是“玻璃院门”，即在取得专业资格后仍难以被雇佣；第二重是“玻璃房门”，即难以取得较高薪酬的工作；第三重则是“玻璃天花板”，即难以上升到管理层。^[12]匈牙利学者帕尔·尼日（Pal Nyiri）不仅对匈牙利和欧洲的华人有深入的研究，还对华人新移民（尤其是中国大陆新移民）理论的演变、海外媒体对于华人新移民的报道及华人新移民身份的构建有独到的看法。^[13]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加坡华人Sin Yih Teo则考察了温哥华的华裔新移民，分析其在异国他乡语言、就业、婚姻等方面面临的种种问题，提出这类人群到底是真正的定居者还是“坐移民监”的囚徒的问题。^[14]姬虹的《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一书则借鉴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等理论，运用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华裔新移民和拉美裔、非洲裔移民进行比较研究，对1965年以来的美国新移民状况和影响做出考察和分析。此外，研究者们在新移民与祖籍国的关系、新移民的适应性问题、新移民社团、新移民子女教育问题、欧洲与北美新移民比较等很多方面均有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讲，海外研究者或是有长时间海外生活经验的研究者，不但具有较深厚的专业学科背景与方法上的训练，最重要的是掌握了第一手丰富的资料。

新移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士也属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二者并无从属关系而是有大面积交集。虽然这一群体中实际包含海外出生的老侨子女，但是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新移民中的高知识、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占据相当高的比重，而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也不仅仅是技术移民，还包括大量的经济类移民类型，如投资移民、自雇移民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人才）目前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21世纪初，有王晓莺的《海外华人专业人才回流态势》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现状分析》、吴洪芹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华创业状况的分析与思考》等文章，但由于时效问题，无法反映当前该群体发展的最新状况。近年来，廖小健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影响》以及周龙的《新时期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流现象探析》在一定程度上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内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的新动向进行了探究。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4年出版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则推出了一系列较新的调研数据，较为系统翔实地对目前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整体发展现状、特点与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充分发挥这类人才的作用建言献策。总体来看，对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做专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许多相关内容仅仅称得上是从属于新移民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形式是期刊论文，篇幅较短，尚未形成系统，亟待深入挖掘。

二 有关移民跨国流动的研究

如上所述，有关移民跨国流动的研究是近年来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热点，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跨国主义理论的引入拓展了理论的实践向度。与此同时，华侨华人研究界也对该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于下文在多处涉及“跨国”“跨境”的概念与社会场域，在此有必要将跨国主义与移民研究的有关内容结合，从而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跨国主义与相关衍生理论

自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出现在国际移民问题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 美国学者尼娜· 戈里珂·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等人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跨国主义理论。就跨国主义而言，它用以表达移民跨越国界的相互联系的社会经历。跨国实践、跨国社会场景和跨国社会空间是分析移民跨国主义的核心概念。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跨国主义是移民建立跨界的社会场景的过程。^[15]其基本要素就是“跨国移民在母国和定居国间维系多种多样的参与”。^[16]

1.跨国主义与社会网络

传统的移民理论中，移民群体是带有悲情色彩的“离散者”（diaspora），带有去国离乡的无奈和寄人篱下的流浪者意味。但是当今对这种移居者群体的解读之所以趋向中性，不再与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有严重的隔阂，原因是任何移居到移民接受国并拥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族裔群体都与移出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其中，社会网络有着巨大的维系作用。社会网络是由于相同的价值观、态度、抱负，而把一个人同其亲戚、邻居和朋友等个体与小群体社会性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在跨国主义作用下的移民社会里，社会网络衍生成为移民网络，在全球化时代又衍生为跨国网络。吴前进认为，移民问题的跨国主义理论特别强调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于移民个人和群体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以安顿初到异地的移民，起到了提供安全保障和心理依靠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群体和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本土性内容的空间表达形式。^[17]

2.跨国主义与三角模式

三角理论模式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De Voretz等人则将其对于跨国移民的流动进行解读。在三角模型中，输出国、中转国和其他国构成了该三角框架的三个基本点。该框架解释了移民通过不断地流动将人力资源从输出国转移到中转国，继而再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回流到输出国的过程。^[18]在这个模式中，中转国并非最终的目的地，但是移民通过在中转国接收的物质资助、语言及就业培训等获得了进入其他移民国家生活的各类资本，可以进行继续停留或回流或转向第三国的选择。比如说，在北美国家，甚至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很可能是大多数移民的终点站，而加拿大可能是终点站也可能是中转站。相比较而言，以加拿大为代表的福利国家能够为新移民提供更多的补助性福利，而美国则有更多工作机会与挑战。

3.跨国主义与跨国华人

“跨国华人”的概念由刘宏在其著作《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中提出，即“那些在跨国活动的进程中，将其移居地同（自己的或父辈的）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的。作为跨国移民，他们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19]王爱华（Aihwa Ong）在其所著的《弹性公民》一书中也将跨国主义引入了对身份灵活的跨国华人移民的研究中，提出这类人群的“弹性公民权”。英国学者彭珂 （Frank N. Pieke）等人从空间流动的过程分析欧洲福建人的跨国特征，指出个人的生命历程并不是按照从一个地方居民到移民再到定居者这样清晰的阶段进行的，跨国的、迁移的和地方化的实践互为条件，并非相互独立的过程。^[20]此外，潮龙起归纳了跨国华人形成的物质条件与活动场域等，周聿峨等对跨国华人的群体构成、活动内容、回国创业的定位做出了分析。Elsie Ho等人则分析了新西兰等国出现的“太空人”“候鸟族”等跨国华人新群体。

（二）关于华人跨国实践的研究

跨国实践、跨国行为和国际行为有所不同。“国际”指的是具有明确边界的国和国之间的关系，而“跨国”视角则认为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已经超出民族国家和国与国关系的框架，超越了制度意义上的国界。正如Yeoh Brenda 和 Willis Katie在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c一书中所说的，在全球化的时代，state、nation 和 transnaion 三者虽然定义不同，却被研究者尤其是实践者所忽视与消解了，^[21]这种观点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敢于以不断变化的现象解构和创新理论。以下，将有关华人跨国实践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三个板块。

1.总趋势与现状研究

首先，在总体趋势方面，21世纪初，斯凯尔顿（Ron Skeldon）就以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和预测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华人跨国移民的动向。柳毅则针对全球高级人才跨国流动的新趋势总结出流向多元化、渠道多样化、时间短期化、利益共享化和管理国际化几个特点。^[22]

其次，在现状研究方面，姬虹等学者做了较为详细与全面的考察。她在跨国主义理论、新移民的跨国（族）婚姻、跨国政治参与、跨国移民第二代教育等方面均有涉猎。总体来讲，对华人跨国实践的研究可以分为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

在华人跨国经济活动方面，侨汇和华商研究占较大的比重。近年来，对华人新移民的研究中，加拿大学者林小华等人对于跨国企业家和跨国创业者的经济适应有深入探讨，崔大伟则认为国内紧缺的资金、技术、信息、关系网等共同构成了“跨国资本”。在跨国政治活动方面，主要包括华人移民有关祖籍国的政治声援活动、接待和欢迎来自祖籍国的政治领导人或其他官方代表团、多渠道表达个人和群体对于祖籍国政府某些政策的改变和期待，以扩展国家利益和海外侨民在移居国的权益。吴前进认为，这种跨国实践一方面带有跨边界的祖国民族主义（transborder homeland nationalism）色彩，另一方面则有双重民族主义（dual nationalism）的意味。^[23]而跨国实践的社会维度涉及的问题则更为繁杂，包括跨国网络、跨国社团、跨国婚姻、跨国家庭的生存案例等。高子平认为，海外留学生的跨国移民网络与血缘、学缘、地缘、神缘、物缘（五缘）息息相关；S. 维尔托维茨（Steven Vertovec） 肯定了技术移民网络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网络，推动跨国科技合作和商务往来。^[24]此外，罗向阳研究了当代华人社团的跨境活动；卢帆以福州马尾亭江镇为研究样本，剖析当地跨国家庭的建构。近期的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对于华人跨国的现状研究更多的倾向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更加详尽地针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类人的某一种现象进行深入解读，使实证研究更加严谨。

2.有关华人移民回流实践的研究

在回流意愿研究方面，杜红亮、赵志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海外华人高端科技人才回流的意愿进行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愿意回国全职服务以及不来华但提供服务的人各占近20%，而倾向于以项目、研究、讲学等兼职方式来华的人占将近40%。^[25]高子平则从经济与人口学角度分析了在美华人科技人才回流意愿变化与我国海外人才引进政策转型。R.凯洛格（ Ryan Kellogg） 经过大量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之后发现，中国留学生热衷于回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崛起及文化的适应性增强。虽然回归故里的愿望也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但经济崛起是关键。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对于移民回流的适应研究。恩泽格尔（H. Entzinger）等人提出从四个维度分析跨国流动的适应与融入，即社会经济适应、政治适应、文化适应、主体社会对跨国流动的接纳或拒斥等。^[26]王蓉蓉以上海为例，分别研究了海外回流群体在职业和经济成就、家庭和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三个方面的社会适应状况。丁月牙则以加拿大回流北京的技术移民为研究对象，对回流者的再融入经历展开个案调查，显示了回流者再融入母国社会的三个主题策略：心理调适、生活和行为方式本土化以及跨国社会资本的经营和转化。这类对于华人回流意愿的研究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在大量数据支撑下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能解释最新时空下的跨国趋势。

3.有关华人移民环流行为的研究

王辉耀认为，“人才环流”与人才回归和外籍人才归化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环流人才可能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等不那么挑剔，因为这种人才的流入并不一定是永久性的。^[27]在中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地跨国流动的学者刘宏则对于“人才环流”有切身体会，他将以自己为代表的这类人群称为“跨国华人”，认为跨国移民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的，是一种介乎于“落地生根”和“落叶归根”之间的流动与生存方式。周聿峨和郭秋梅对刘宏等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对跨国华人环流的形成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对如何利用人才环流的机遇提出了建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高级研究员曹聪从历史角度梳理了中国的“人才流失”、“人才回归”和“人才循环”情况。Robyn Iredale， Fei Guo， Santi Rozario所著的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一书则选取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孟加拉国和越南的回归移民为调查样本，认为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以往中国等人才流失（brain drain）国家已经被人才流入（brain gain）和全球人才环流（global brain circulation）所取代。^[28]因为环流现象的出现本就晚于回流现象，而且环流现象所涉及的时间段可能更长，而华人的大规模移民潮（尤其是以中国大陆为移出地的）发生在近30年内。因此人们仅仅是开始注意到这一现象，对其所进行的解释也是随现象而发展变化的，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的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相对薄弱。

三 有关技术移民的研究

中国海外新移民主要由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生移民、家庭团聚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组成。在这其中技术移民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而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的壮大与技术移民潮的涌现不无关系，而且以北美地区来说，技术移民的异军突起更成为华侨华人专业人士队伍壮大的一个主因。因此，研究技术移民是进一步了解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的重要途径。

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将移民类型分为临时性劳力移民、高技能和经营移民、非正规移民（无证件或非法移民）、难民、寻求避难者（经济或政治原因）、被迫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归国移民。^[29]而按照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对于以跨国迁移者目的为主要标准的分类，可分为工作性迁移、团聚性迁移、学习性迁移、投资性迁移、休闲性迁移及托庇性迁移，并指出以上六种类型的移民可以互相转化。^[30]王辉耀则认为除了以处理国家事务为动机迁徙到海外的移民之外，当前中国的国际移民包括中国海外投资移民、中国海外技术移民、中国海外留学生、中国海外国际劳工、中国出国旅游者和中国海外非常规移民。^[31]无论如何划分，技术移民都已经成为国际移民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当今的国际移民群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2011年2.14亿国际移民（包括难民）中，高技术移民占22%，移民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率高于整体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发达国家中更有24%的移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32]总体来讲，技术移民作为人才移民，业已形成世界人口流动趋势中的增长极，被誉为“人才战争的武器”，目前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批准的绿卡中，每年都有超过10万人的名额分配给技术移民。

从学术角度以及各国不同的政策来看，各国对于技术移民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在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技术移民即技术工人移民（skilled worker），一般包括企业家、医生、工程师、商人、投资者以及退休人员等。^[33]还有学者认为，技术移民即高层次人才，是一个与劳务输出相对应的概念。^[34]美国一般称技术移民为职业移民或工作移民，加拿大的技术移民包括企业家、投资者和经过考核的技术工人，在中国台湾则被称为专技移民。英国学者斯凯尔顿（Ron Skeldon）认为，技术移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具体含义因不同语境而异。^[35]在广义上，skilled migrant， high skilled migrant， general skilled migrant在英语文献中都可以翻译为技术移民；在狭义上，high skilled migrant指代申请人所拥有的技术技能较高，称为高技术移民，例如在英国是专门有针对高技术移民制定的申请政策的；相对的，general skilled migrant则指代一般技术移民。当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于高技术移民和一般技术移民划分的标准和准入门槛也随社会需要而变化。由于发达国家的移民法中技术移民常常直接对应某类和某组签证，因此在法律条文与政策中一般不使用skilled migrant以及high skilled migrant， general skilled migrant。“技术移民”虽说是一个有外来和国际属性的词，却更多地出现在汉语中并被中国人所使用。刘国福认为，充分地考虑语境，技术移民的特性、内容及范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具国际性，技术移民是外国人不是本国人；二是迁徙性，没有完成迁徙行为不能称之为技术移民；三是才能性，这是技术移民区别于投资移民、亲属移民等其他类型移民的条件；四是兼容性，技术移民的身份可以是永久居民或临时居民，在跨国迁徙过程中涉及签证、居留、身份转换、入籍等一系列入境和移民问题，因而应注意其身份转换的需求；第五是融合性，技术移民面临一系列跨文化适应问题，但由于其才能性特点，又比其他类别移民更易融入移入国，同时也可能存在移入前后身份落差。^[36]

学界有关于技术移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华人技术移民发展概况与现状的调研。王辉耀及其创立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对于技术移民、留学人才等年度系列报告显示了中国海外技术移民的最新现状。2014年发布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中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5000万华侨华人中，专业人士约有400万，主要集中在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37]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人群体，这类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的特定人群常被看成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科技变革的引领者，这部分人群与中国海外技术移民尤其是高技术移民的身份也是基本吻合的。此外，让·巴蒂斯特·梅耶、大卫·卡普兰、豪赫·夏鲁姆在结合地缘政治学对于技术移民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断言，技术移民既对故国又对东道国效忠和认同的心态，促使“知识移民群落”迅速兴起。^[38]周聿峨与龙向阳在对于华人跨国技术移民的研究中，提出了华人技术移民构建的“跨国技术共同体”。^[39]姚丽云对于英国高技术移民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其《英国高技术移民政策的变迁与华人新移民的回应》不但介绍了高技术移民政策的演变，还探讨了高技术移民群体对政策修改的回应及其与输出国之间的互动影响。^[40]然而，目前对于华人海外技术移民概况的调研还很难掌握到各个国家较为具体的数字，因为上文所述的原因，有些高知识高技能的移民可以以家庭团聚型移民或其他类别的提出申请，因此相关定性的分析远远多于定量分析。

第二，对于技术移民政策的研究。张秋生、孙红雷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指出政策调整对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特征产生的深刻影响。王婷婷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问题及特点进行回顾，并以金融危机作为时间节点，总结了21世纪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主要政策及特点，分别从政治社会因素、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对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的发展变革进行探析。曹善玉对中国政府吸引海外华人高技术移民的政策进行了评析，总结了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提出了目前面临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完善人才引进工作的建议。王俏则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借鉴美国经验，如何制定恰当的海外人才吸引和发展战略与政策。相对来讲，近年来对于国外技术移民政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研究者也很容易利用最佳信息手段对不同国家的最新的政策做出评介。反观中国近年来对于海外人才吸引的举措，很多人也提出了相应的改善策略，只是大多数研究并没有直接将“技术移民”的概念套用于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框架中。

第三，对于技术移民法的探索。刘国福近年来在该领域的著作颇丰，如《技术移民立法与引进海外人才》《移民法》《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法律透视》等，他认为需要深入研究世界重要国家应对目前仍在继续的经济危机而进行的技术移民政策和法律变革，为中国技术移民法立法奠定法律基础。此外，崔润哲对韩国的外国劳动力流入制度及政策进行了分析，并认为韩国技术移民法律与政策存在诸多弊端，应及时修正法律制度，使得高技能外国人才为韩国所用。赵向华就加拿大移民法中技术移民行政处罚的主要形式及内容进行说明，阐明我国出入境管理法中技术移民行政处罚的形式，分析其审查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若干改善的建议。叶氢则就我国技术移民立法应当采取什么名称、什么样的立法形式、如何协调其与移民法（出入境法）等法律的关系，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等立法过程中应关注的问题展开探讨。相对于技术移民政策的宏大框架，上述学者已经更加敏感地意识到要将技术移民这个称谓及其内涵和外延更深入地嵌入国家的法治进程，这体现的是法学研究领域的一种迅速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值得持续关注。

第四，对于技术移民的比较研究。李其荣将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移民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国政策中的异同，对于当前人才稀缺的形势做出了分析，认为要加快吸引人才、遏制人才外流，亚洲国家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制定人才强国战略，尤其要吸引技术人才，方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取得主动。汪怿对于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上海的技术移民政策展开了细致的分析比较，认为四地的相同点在于都运用政策工具影响人才引进，同时多采取区别性政策；而在入境、许可政策、居留实现、便利政策等方面则有所区别，应充分发挥政策的针对性、规范功能与调控功能。高子平通过对印度技术移民与劳务移民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解析印度海外移民政策重心转移的内在动因和机理，提出对于中国的人才引进政策的借鉴策略，应尽快把海外资本引进的重心从招财引资转变为招才引智。

虽然华人技术移民近年来也有较强的跨境流动趋势，但是似乎当前国内外关于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技术移民相关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政策评介方面，而现状研究略显不足。

综上，华人新移民以及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由于自身优势而在国境间的流动日益频密。因此以上研究成果有助于防止我们单纯静止地套用旧有理论研判最新现象，而应当将这种流动的现象与特点放置于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中，以更广阔的视角进行解析与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