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北游牧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任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础的，都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农耕区域不可能产生游牧文化，草原地区也不可能形成农耕文化。自然环境的影响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却是始终存在的。有了人类，就有了文化，自古以来，人们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使自己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方式积极改造自然环境，使之为自身服务。因此，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与气候和地理环境形成密切联系。文化的形成与该地区特定时期内的生态条件是相辅相成的，生态环境对文化的形成与存在具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起着决定作用，而文化也反映和体现着自然生态状况，透过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洞察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这种联系使它自身具备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由于各民族居住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不同，因而与此相关的文化也各不相同。
东北地区的游牧文化，主要分布于东北的西部地区。这片区域是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的地带。有多个水系和内陆河流淌在这片土地上，如嫩江水系、松花江水系、辽河水系以及大小凌河水系等。在这些河流、水系的作用下，此地不仅形成了大片的冲积平原以及众多的山涧谷地，还为当地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水利灌溉的便利条件。此外，此地的土壤形式多样，黑土地的滋养也使这些地方的农业、牧业发展拥有先天的优势。例如，北部的松嫩平原和中部的东辽河平原的土壤形式是森林草甸黑土地带，而中部的西辽河平原则是草原栗钙土地带，森林草原黑钙土地带主要指的是西部大兴安岭东南麓的低山丘陵区和南段山地。
东北地区两条最大的水系是辽河与黑龙江，两大水系南北呼应。作为我国境内排名第七的大河，辽河水系的干流长达1390千米，拥有21.9万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辽河分为东、西两大支流，故有西辽河与东辽河之称。东西辽河在辽宁省昌图县古榆树附近汇合后始称“辽河”。此外，辽河所流经的地域具有地势多样的特点，主要有丘陵、平原、湿地以及沙漠等，最后在辽东湾流入渤海。
西辽河流域是东北游牧文化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区域。河北省境内七老图山的北坡和奴鲁尔虎山的西坡是西辽河的正源发源地。在这两座山之间，因为交界而存在一个比较狭窄的河谷川地，也就是位于老哈河上游的锡伯河谷地。源于七老图山的锡伯河同召苏河、西路嘎河及老哈河等于内蒙古赤峰市相汇合，并共同组成了老哈河的主干流。老哈河继续向东北方向流动，先后经过了河北、内蒙古地区，并最终在科尔沁沙地地区与来自大兴安岭南部的西拉木伦河相汇合，共同形成了西辽河流域。[3]
西辽河流域的南源是老哈河，北源是西拉木伦河。而从大兴安岭南麓发源的西拉木伦河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沙里漠河，另一个是萨岭河。除此之外，百岔河（又名白查河、高凉河）也构成了西拉木伦河的一个重要支流。拥有145千米长度的主要发源于七老图山的百岔河位于西拉木伦河的上游地区。考古学家在百岔河的下游地区发现很多史前岩画。在老哈河从南向北流动的过程中，会与西拉木伦河的下游相汇合，两条河流共同组成西辽河后继续朝着东方流动。[4]
通过查阅历史古籍以及研究文献发现，古代被称为紫蒙川或紫蒙之野的地方就是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流经的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有很多红色山峰，因此被称为“紫蒙川”[5]，这也是昭乌达盟的首府称“赤峰”的由来。西拉木伦河除了流经紫蒙川，还通过内蒙古通辽流入松辽平原，在此处与从北部流来的新开河相汇合。两河交汇后向南流至双辽市，在此同来自长白山西麓的东辽河相汇合。河流继续沿着从北至南的方向，经过辽河平原，流经了整个辽宁的中部，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多条河流与其汇合，最终一起流到渤海。[6]
古代的东北地区在气候方面主要是以温带季风气候为主，东南季风在吹入东北地区时受到长白山的地形影响，会与其形成垂直状态，而且来自海洋的影响也会因为长白山的阻碍而无法继续深入，所以古代东北地区的气候会有明显的大陆性特征，即夏季气候温和且时间很短暂，而冬天则气候寒冷且时间很漫长。在季风的作用和影响下，古代东北地区也逐步形成了特有的雨季：“春三朔则草未盛长，牧马为难。六、七月则霾雨水深，无舟楫未得越江。十一、十二月则水深冱寒。故上项七朔，古无出来之时。”[7]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导致部分东北地区的春天迎来多变的气温，而夏季则是高温多雨天气，凉爽短促的秋季过后会迎来漫长干冷的冬季。日本人曾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对东北地区的气候进行调查，且记载在《蒙古地志》中，发现东北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是500～700毫米（而现在的东北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则是350～450毫米），无霜期为90～145天，年平均气温为1.7℃～6.3℃。[8]
早在公元前16世纪，东胡民族就已经在如今的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老哈河流域地区开展活动。其活动的区域北至西拉木伦河以北，南达河北京津地区，东至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西达张家口以东区域。这部分活动区域与考古学家考查界定的夏家店下层和上层的文化地域基本上是一致的。[9]
早在8000多年前，辽河流域就兴起了一种农业文明。但这种文明在3600年前忽然莫名地消失了，随后取而代之的一种是以游牧为经济主体的，后人称之为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刻印在陶器和青铜刀上的一些造型十分独特、夸张的动物形状的艺术纹饰是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根据对新资料的研究，以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我国部分北方地区，曾在3600年前经历了长期、持续的干旱天气，导致在这段时间内北方的一些农业文明绝迹，并逐步转变为驯养动物、“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业。[10]
考古学家在呼伦湖地区发现，从鲜卑墓中出土的文物所体现出的来自汉代时期的自然环境等与当今的地域气候存在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在完工、札赉诺尔等地的鲜卑墓中，发现了一些用桦木制成的器物、棺椁以及一些生活用具。这些器物的发现和出土证明在汉代时期的海拉尔河沿岸有着非常多的桦木资源。在伊敏河沿岸的鲜卑墓葬中，经考古发现的棺椁是由兴安落叶松做成的；在札赉诺尔的鲜卑墓中，出土的木勺是由松木制成的。这些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在汉代的海拉尔河和伊敏河沿岸，还有大量的松树存在，表明了汉代的呼伦贝尔草原有着比如今充沛很多的降雨量。从现今呼伦湖仍存在的大量低洼地和盐碱地也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有较多的河流和湖泊存在。[11]
一定的地理环境产生一定的文化类型，“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其人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理所以限南北也”[12]。《辽史·营卫志中》的这段记载概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域分界、气候特点、衣食住行的习俗特征，指出文化的形成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13]
东胡的活动区域里面既有平原，又有山与水，在如今主要包括内蒙古的东南部、辽河的西部等，主要经过的河流包括西拉木伦河、黄金河、老哈河和大、小凌河等。从西北到东南的东胡地域横跨了内蒙古和辽宁两个省，活动的区域有数千里。东胡系民族的活动区域，从考古角度看，主要分布于如今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学家在十二台营子、乌金塘和南山根等地方都陆续挖掘出土了一些铜器，从其散布的区域可以大致推断当时东胡人的活动范围。其主要的区域包括了当今的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等从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凌河、小凌河流域的大片地区。[14]
我国东北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对于他们来讲，马背就是家，哪里有水草，哪里就是他们的天下，根本没有明确的地域观念。在这种游牧经济类型之下，虽然人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来改造生态，却能够充分地利用生态系统来辅助生产生活。为此，很多牧民通过符合生态规律的“转场”等方式来将畜群在较长的时间里放牧在青草地上，并给予当地的生态系统以足够的自我修复时间来改善植被环境。[15]
游牧经济的特点是“逐水草而居”，迁徙动荡是生活的常态。由于游牧经济完全依赖自然，经常遭受“黑灾”（旱灾）和“白灾”（雪灾）的袭击，畜牧收入很不稳定。对农耕区域的依赖是游牧经济的另一个特征，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和平的，很多时候需要诉诸武力。但这种交往在中西文化、经济的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游牧文化是与中原农耕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区域文化类型，是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支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