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科学与艺术共融视野下的金铁霖
民族声乐教学的科学性

徐玉兰

20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学院的金铁霖教授在自己多年的民族声乐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应朝着“民族性、科学性、艺术性、时代性”方向向前发展的主张。并在其民族声乐美学原则的指导下，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出了一大批歌唱家，如彭丽媛、阎维文、董文华、宋祖英、戴玉强、张也等。随着这些歌唱家及其演唱的代表性曲目蜚声国内外，金铁霖的名字和他的声乐教学思想、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他的相关讲学言论等都越来越多地被声乐教育界和音乐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继而有更多慕名的声乐学习者和声乐教师投到金铁霖门下，谋求声乐演唱和教学的法宝。至此，金铁霖教授所提出和践行的民族声乐美学原则、七字标准、声乐教学理念在音乐理论界引起的讨论和争论骤然再次升温，特别是对他所提出的声乐教学的“科学性”原则的争论，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在讨论和争论的过程中，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不少，而有的声音甚至逾越了学术商榷的范畴，或直接或间接地糅合我国民族声乐演唱的声音“趋同”现象，直指金铁霖声乐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本体。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观看了金铁霖声乐教学全部视频、详细阅读了金铁霖的相关文论及关于我国声乐演唱现状评论文章的基础上，从科学一词的定义及分类出发，在当下科学与艺术进一步借鉴、融合、共生发展的基础上，阐释金铁霖声乐教学“科学性”的本质内涵，进一步辨析对音乐理论界对金铁霖声乐教学“科学性”原则的理解，与同行共勉。

一、科学性内涵特征

“科学”二字源于西方，本在哲学范畴之中，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在不同的时期，其含义具有不确定性。我国近代的“科学”一词来自于西方社会，1893年，康有为从西方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一词便在中国被广泛运用。从“科学”一词在西方世界诞生之日起到19世纪末传到我国并被逐渐广泛应用，也有一个逐渐实践和检验的过程。笼统地说，科学即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关于科学一词的认识，《辞海》的诠释是：“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法国《百科全书》认为：“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提出后，国内学术界对科学的定义、界定、分类、研究对象、涉猎范围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学术界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喜人态势，科学也被进一步细化分类。根据学术界的共识，科学被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这三者之间在不同的领域又时有交叉、借鉴与融合。从上述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科学的所指不同；在不同专业的文献中，科学的侧重不同；在不同国度的文献中，对科学的理解也不同。与此同时，“科学”一词的内涵也在逐步地延伸和扩大，其至高无上的理论品格也在逐步完善，而当下，科学也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了其“劲敌”领域——艺术王国，而且，这一对人们所认为的“冤家”齐头并进，互帮互携，向前发展，给世界以美好的创造与享受。

二、艺术与科学的共融性发展

我们知道，科学强调共性，具有普遍性特点；艺术注重个性，专注个别性特征。而这两者的相互借鉴与共融性发展，却是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科学发明与灵感创造之中。例如，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演奏技艺非凡，为他的科学发现提供了灵感，他和普朗克、哈恩可以组成一支水平很高的室内乐演奏小组：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弹钢琴，哈恩进行伴唱。本杰明·富兰克林发现过数学公式、正负电子，发明过乐器、医疗设备，这样的具体例证还有很多。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征程中，大量的事实和研究不可否认地证明，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科学，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成为自然定律，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伟大艺术的美学鉴赏和伟大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随后的感受升华和情感又是分不开的。艺术和科学是一个分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丰富的意义。从这层意义上讲，艺术与科学是水乳交融的。而这种美好的交融也带来了艺术领域内声乐科学的明媚春天，这一交融也向声乐教育家金铁霖的创造性思维伸出了橄榄枝。

三、金铁霖声乐教学“科学性”内涵剖析

金铁霖在自己多年声乐演唱和声乐教学实践基础上，对我国民族声乐理论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研究，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在我国传统声乐演唱与教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的民族声乐教学应朝着“民族性、科学性、艺术性、时代性”方向向前发展的主张。并在其民族声乐美学原则的指导下，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出了一大批歌唱家，他们演唱了一首首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声乐作品。金铁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同时以声乐大师班、音响、声像、文论著作等形式传播着他的声乐教学经验、教学理念和教育思想，切实地为我国的声乐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认为，在他的“四性”提法中，“科学性”内涵尤为广博。金铁霖在《金铁霖声乐教学艺术》中说：“科学的唱法是共有的，它具有普遍性，西洋唱法中有，中国传统声乐艺术中也有，我们的任务是把科学唱法的普遍性运用到中国民族声乐的特殊性之中，最终体现出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训练体系……先共性（即科学唱法）后个性（即民族特色）。但是对那些本来就具有较强风格，又有一定歌唱能力的学生，则可以保留他们本身的演唱特点加以训练，采取科学方法和原有的演唱特色同步进行，以不破坏学生演唱风格为前提，充实和提高原有的唱法，使其逐步科学化。”在具体教学实例上，金铁霖认为，如果一个原本唱歌很好听的歌者被教得没了优点，这说明教师的教学方法有问题，这是教学中的失误。这种失误是有的，比如有些学生，进音乐学院学习前还可以，出来之后反而不会唱了；有些人经过学习之后，方法是科学了，但特色没有了。科学方法是应该学习的，科学方法是共性，不论唱民歌也好，唱戏曲也好，包括唱通俗歌曲，都需要科学的方法。但是，方法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能让方法把一个人给改了，而应该扬长避短，把他的优点、特点发挥出来。例如：“对彭丽媛的培养，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在保持她本身特点、风格的情况下，使她的演唱方法更加科学。我扩大了她的演唱曲目，除山东民歌之外，把全国的民歌、歌剧、创作歌曲都加以训练，还接触到一些西洋歌曲和歌剧选段，使她的视野更加广阔，技术更加全面。经过训练之后，她唱山东民歌比原来唱得更好了。鞠敬伟是由京剧改唱民歌的，首先出现的是喉头部分紧张、吸气不通畅等毛病，我就让她先练习西洋发声法，然后再唱民歌。董文华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她演唱的歌曲中，大家所熟悉的，如《想给边防军写封信》、《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等也是民歌，但创作色彩比较浓，唱法、发声方法不一样，如果硬把她变成彭丽媛，那她永远也赶不上彭丽媛，同样，把彭丽媛变成迪里拜尔也不行。每个人都各有特点，应该让她们按各自的路子走，适宜往哪个方向发展，就往哪个方面引导，这样，才能不断地出人才。”从以上及金铁霖的其他文论可以宏观地总结出：演唱科学性的技术训练要遵循演唱者的生理原则，在具体的演唱中要遵循作品的艺术原理。

然而，理论界对声乐教学的科学性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科学性”抹杀了“艺术性”。事实上，科学只能使艺术锦上添花，而不会销蚀艺术作品的“艺术性”，笔者认为：其一，我国民族声乐演唱中的“学院派”声音在训练方法上的确有“趋同”现象存在，而这种“趋同”现象的存在不能归咎于金铁霖倡导的“科学性”声乐教学原则；其二，金铁霖教授的声乐教学“科学性”原则及相关民族声乐的训练方法是在他本人多年演唱和声乐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即使他的理论总结达不到“科学”一词所涵盖的高度，但他的教学成果和贡献却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三，音乐理论界部分学者所持的批评之词太片面，因为他们既对声乐教学实践不清楚，也没有民族声乐的演唱经验，仅从工业化背景下自然科学的概念出发，延伸到“科学”与“艺术”理论探讨，再到金铁霖声乐教学“科学性”原则的批评，这本身就不科学。我们讲的科学性不是美声唱法，而是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种经验和理解。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作为一个人，他的发声器官是一样的，科学性也应该是一样的。但掌握科学的演唱方法以后可以体现不同的个性，包括美声、民族、通俗，也包括戏曲、曲艺和各地的原生态民歌。^[1]提唱法的科学性有什么不好呢？它可以使人们正确认识人声发声的规律，在正确的发声方法的指导下发挥人声的潜能，让声音能高、能低、能大、能小、能明、能暗、能虚、能实、能强、能弱，表现力丰富。如果从自然科学的传统观点，将科学禁锢在这一狭小概念上，如果把声乐演唱和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一个人的提法或其他，使他因为提倡演唱的科学性而要面临教学、学术以外的某些压力的话，这将是对科学和学术的讽刺。

（本文原载于《黄河之声》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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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普俐：《关于民族声乐教学现状的思考》，载《音乐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