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颜李学派的理论特色

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形成不仅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与师友的交流也对学派思想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的伦理思想受到孟子性善论、胡瑗实学理念、陈亮事功思想、王安石的治国举措以及张载礼教观念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师友吴持明、贾珍、李明性、孙奇逢等人的影响。

李塨和王源作为颜元的两大弟子，继承了颜元伦理思想的精髓，同时李塨也将颜学传于弟子程廷祚、恽鹤生。他们的思想对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成为颜李学派的理论渊源。在颜李学派之中，李塨成为继承颜元学说的第一人，他对颜元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颜元的伦理思想传扬到中国南方更广阔的范围。王源作为颜元的第二大弟子，对颜元之“经世致用”的思想有所发展，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颇有建树。程廷祚是颜元的再传弟子，然而由于文字狱的兴起和清廷对宋明理学的偏护，此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已逐渐被历史湮没。即便如此，颜李学派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史上仍然颇具特色：提出人性一元论，主张人性本善；肯定利益的合理性；重视实践，倡导“习行”；注重经世致用，将人才培养同国家命运相联系，在中国伦理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一、理论渊源：汲取众长、力驳程朱

颜元作为颜李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内容是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主要部分，主导了整个学派的理论发展趋势，因而其学说的学术渊源最为重要。而那些对颜元产生过影响的思想，也是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颜元的伦理思想主要受到孟子、胡瑗、陈亮、王安石和张载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其老师吴持明、贾珍、李明性、孙奇逢等人的影响。此外，颜李学派各代表人物也以驳斥程朱理学为理论建立的基础。下面依次论之。

人性论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础，因此孟子性善论对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影响可谓重要且深远。孟子的人性论给予了人类合理的地位，认为：“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孟子·告子上》）反对将人和动物等同起来，抹杀人之为人的本能。同时，孟子给人性以善的价值，明确指出了人性之善并不是由外界环境所赋予的，而是人自身本来就具有的。孟子的性善论是颜李学派人性论的理论源头。颜元曾大为赞赏孟子的性善论，说道：“孟子于百说纷纷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万世。”（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13页。）

在人性论上，颜李学派提出人性无恶，认为“‘气质之性’四字，未为不是，所差者，谓性无恶，气质偏有恶耳”（注：同上书，18页。）。并且，颜李学派继承了孟子人性论中“恶的来源”的理论。孟子认为恶的存在是由于人性之善受到了环境的影响，颜李学派同样也论述道：“其所谓恶者，乃由‘引、蔽、习、染’四字为之祟也。”（注：同上书，49页。）因此，可以说颜李学派人性论中“恶由引蔽习染”的观点直接来源于孟子。此外，孟子的人性论认为虽然环境对人性有影响，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性的影响更大。因此要注重道德修养，提出“反求诸己”，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观点为人性修养和道德教化提供了理论可能。颜李学派也继承了孟子人性论中对道德修养的重视，提出了“习行”的修养方式，主张发挥个人的能动性，打破了自宋明时期以来主静的修养方式。

胡瑗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经学家和音律学家，在他的学术成就中，以教育理论最为出色。他是宋代儒生中最受颜元推崇的人，他对颜李学派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道德教育方面。在《朱子语类评》中，颜元有过“推重胡子”的表述，足以见胡瑗在其心中的地位和影响。

胡瑗的人才培养理念对颜李学派的影响巨甚。他提出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教化，而教育教化的关键则在于学校。这个理论对颜李学派的道德教育思想有直接的影响。如颜元十分看重学校的作用，认为“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向，则人材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109页。）。由此可见，他和胡瑗一样，将国家的命运同学校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胡瑗的实学观点和具体举措影响了颜李学派，并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被直接沿用。胡瑗非常重视实学精神，曾经在书院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这对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具有启迪作用。颜元曾经说过：“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注：同上书，75页。）清初颜元亲自主持漳南书院，沿用了胡瑗的做法，在书院分设六斋，分别为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以及帖括斋。胡瑗在湖州任教期间，提倡六艺，主张因材施教。这些做法在颜李学派的道德教育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如颜李学派也曾强调要“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注：同上书，737页。）。

陈亮为南宋的政治家、哲学家、词人。他力倡事功，对颜李学派的义利观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首先，陈亮将人的欲望看成人生必然之存在，在认可人欲的基础上，赞同追求利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在《刘和卿墓志铭》一文中提出：“人生何为？为其有欲。欲也必争。”虽然陈亮肯定了利益的重要性，赞同民众追求利益，追逐致富，但他明确反对为求财富而不择手段的行为。因此在该文中他还提出：“善致富者则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其抑扬阖辟盖加一等矣。然犹较尺短寸长于其冲也，孰能运其智力于不争之地，使范蠡计然之策一切在下风乎！”陈亮的论述启发了颜元，颜元认为利益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不可避免，也不应该避免的。他举例种地的人都要关注收成，钓鱼的人也要关心得失。和陈亮如出一辙，颜元能够从人的基本欲望出发，肯定人性对于利益的自然需求。颜元的这一观点也受到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肯定，该学派在义利观上持“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态度。这在明末清初时期，实为难得。其次，颜李学派也认可陈亮关于个人利益的获取方式的观点，主张通过合理的手段获得利益，采用“以义制利”的观点。最后，陈亮对国家发展商业持赞同的态度，认为国家的强大需要依靠经济的发展。陈亮提出“农商不对立”的观点，认为农业和商业非但不可对立，反而需要相互补充，如此国家经济才能得以发展。因此他在《四弊》一文中论证道：“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陈亮认为如果一直采取抑商的政策，一旦遇到天灾，农业受损，则必然会导致民生无依的状况。陈亮的这一观点，是将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同壮大发展国家实力相结合，突出了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的密切关系。这一理念深深地影响了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学说，促进并丰富了颜李学派经邦济世的理论，也为颜李学派注重实干，力图通过“习行”的方式修养身心、培养人才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渊源。

王安石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其政治变法对经济的深远影响，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治国理念，尤其是其人才培养理念和军事治国思想，对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影响深远。

从人才培养理念上看其对颜李学派的影响。王安石非常重视造就人才，认为人才同治世有着密切的关联。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说过：“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他将“学”当作教育人才、强国济民的根本。颜李学派完全承袭了这一观点，提出：“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398页。）可以说，颜李学派为了达到最终“经世致用”的目的，将学术、人才、国家、政事联系了起来。在王安石治国思想的基础上，将相关思想更加鲜明地提了出来。

从军事治国思想上看两者的相承关系。王安石重视武备，曾提出要文武兼修，不可轻视武备的观点。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进言：“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针对这种重文轻武的现象，颜元也极有感慨。颜元的感慨来自他亲历了明王朝积弱而亡的过程，认为由于理学倡导重文而导致“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58页。）。于是他发出“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58页。）的感叹。事实上，颜元及其弟子作为能文能武的思想家，在传统文化中较为鲜见。史料中曾经记载过颜元与他人比武的过程，而在颜元亲设的书院中，也开设了武备斋，教授弟子武艺。

在《朱子语类评》中，颜元记录了自己和朋友王法乾的一段对话：“吾友法乾王氏为吾辨宋儒，明尧、孔旧道，怒叫曰：‘兄真王安石也。’曰：‘然。荆公，赵家社稷生民之安石；仆，孔门道脉学宗之安石也。’”在这段对话中，颜元对王安石的赞同之情跃然纸上，他将自己比作孔门道学中的王安石，可见其对王安石思想的认可程度。清代张伯行曾评价颜元，认为他如果能够受到朝廷重用，则能够做出王安石那般的成就。张伯行对于颜元的评价直接说明了王安石与颜元的关联。王安石治国思想理论同颜李学派学术思想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张载是理学奠基人、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虽然颜元曾经批判过张载的人性论，但是张载的礼教思想、实行“井田”和“封建”的主张却受到颜李学派代表人物的接受与赞同。张载非常重视礼教，认为圣人之道最重要之处在于“礼”。对此，颜元评价道：“张子以礼为重，习而行之以为教，便加宋儒一等。”（注：同上书，95页。）从中可以看出，颜元对张载的评价很高，肯定了张载的礼教思想，认为“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谢氏之入禅，于此可见。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杨、谢诸公者，于此可想矣。玩‘行得来因无所见’一语，横渠之教法真可钦矣”（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60页。）。此外，颜元对于张载实行“井田”、“封建”的看法很是赞赏。在《存治编》编首的《王道》一篇中，他便对张载的理论表示赞同：“昔张横渠对神宗曰：‘为治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不然者不治。”（注：同上书，103页。）

张载主张的“井田”、“封建”思想同样影响了颜李学派，这体现在该学派具体的政治制度改革举措上。在与“井田”相关的思想论述中，颜元提出实行井田，能够“游顽有归，而士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盗贼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之，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注：同上书，104页。）。不仅如此，颜元还提出在实施井田制的过程中，做到“治农即以治兵”（注：同上书，107页。），提高国家军事力量。他认为“间论王道，见古圣人之精意良法，万善皆备。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农即以治兵”（注：同上书，107页。）。这种寓兵于农的思想正是经世致用理论在井田制上的具体反映。在与“封建”相关的思想论述中，颜元认为只要恢复“封建”，就可以达到“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注：同上书，111页。）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李塨认为在恢复“封建”的问题上，虽然应该反对极端专制的集权统治，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由于时势不同，不可简单因循古法。

由此观之，颜元作为颜李学派的创始人，其学术思想受到孟子性善论、胡瑗实学理念、陈亮事功思想、王安石的治国举措，以及张载礼教观念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使颜李学派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实质和独到学风。应该说，颜李学派的思想渊源比较复杂，以上诸位思想家对颜李学派的影响最为明显。但是，颜李学派的学术渊源不限于此，该学派还受到同时期思想家的诸多影响，包括颜元业师吴持明和贾珍，私淑之孙奇逢，以及李明性等人。以下逐一简述。

吴持明，字洞云，是颜元的启蒙老师。这位学者精通文武之道，善骑射，但是不为明朝政府所用，后在家行医教学。颜元从8岁至13岁，一直受教于吴持明，深受其影响。颜元之后也如吴持明一般，文武双全，行医教学。不得不说，颜元年轻时期的著述《王道论》（即《存治编》）明显受到了吴持明重视实事、修身辅世思想的影响。在吴持明仙逝后，颜元也撰文以祭，表达其哀痛之情。

贾珍，字袭什，谥端惠（注：“端惠”是贾珍去世后，颜元对其的私谥。）。贾珍提倡将“实”作为生活准则。《习斋记余》中记载：贾珍有一天写了两副对联，告诉颜元这两副对联代表了他的志向。对联内容为：“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愿学硁硁小人。”“内不欺心，外不欺人，学那勿欺君子；说些实话，行些实事，做个老实头儿。”这位先生的人品对颜元后来的为人处世有着至深的影响。贾珍去世后，颜元为其做传。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人。他晚年在辉县夏峰村讲学，长达20余年，人称夏峰先生。在明朝时期，他就因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满腹的才华而闻名于世。明亡后清政府因慕其才能，曾两度御召，授予官职。但是孙奇逢两召而不仕，于是人称孙征君。孙奇逢的学术思想中最为突出的是“躬行实践”、“经世载物”，对颜李学派伦理思想中“经世致用”归旨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另外，孙奇逢在教育方面的实践也为颜元创办漳南学院指引了方向。颜元在记述中不忘老师的教诲：“赴得汤，蹈得火，才做得人。”（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166页。）

李明性，字洞初，号晦夫，明末县学生员，其人品学识深得门人及周围学者的尊敬。李明性是颜元弟子李塨的父亲，常与颜元讨论学问。李明性临终前将自己最为喜爱的儿子李塨托付给颜元，让他拜颜元为师。从中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此外，对颜李学派影响较为深远的还有张罗喆（张石卿）、刁包、王余祐、张公仪、王五修、吕申（吕文辅）、郭靖共（郭敬公）、王养粹（王法乾）、赵太若等人。《颜习斋先生言行录》中曾有记述：“先生尝自言：‘私淑孙征君，又所父事者五人：曰张石卿，曰刁蒙吉，曰王介祺，曰李晦夫，曰张公仪。兄事者二人：曰王五修，曰吕文辅。友交者三人：曰郭敬公，曰王法乾，曰赵太若。’”（注：同上书，620页。）他们当中不乏道学家、实学家，还有许多精通自然科学之人。

颜李学派的发展，不仅有赖于创始人颜元汲取众长，同时也源于各代表人物对程朱理学的反思、质疑和驳斥。事实上，颜元在自成一派之前，也曾经笃信程朱理学。但是经过为养祖母服丧的体验后，顿悟程朱理学之弊端。又结合明末清初社会变革的现实，逐步发现了程朱理学不合时宜之处，开始了反理学的学术历程，由此形成了颜李学派。一般而言，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主要是反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颜李学派正是其中的一支。就宋明理学内部而言，包括了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后世多称之以“理学”），以及兴盛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后世多称之以“心学”）。从具体的学术立场来说，颜李学派主要反对程朱理学。

在人性论上，颜李学派反对程朱理学人性二分、人性为恶的理论，主张人性一元无恶；在义利观上，颜李学派反对程朱理学否定利益合理性的观点，主张“正谊谋利，明道计功”；在修养论上，颜李学派反对程朱理学“主静”的修养方式，提出“习行”的实践理论。总而言之，颜李学派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中，能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前瞻的学术气魄，反对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学派体系：学承孔子、传至三代

在清初反宋明理学的思想流派中，颜李学派的革命性和彻底性可谓首屈一指，其代表人物有颜元、李塨、王源、程廷祚、钟錂及恽鹤生。颜元是颜李学派的创立者，围绕经世致用的理念，提出人性一元论、“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和“习行”的修养论。弟子李塨、王源、程廷祚、恽鹤生为其学说最得力的继承人。其中，李塨通过南方交游推动了颜李学的传播，并对颜元思想进行了扩充。王源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举措颇为独到，沿袭了学派经世致用的宗旨。程廷祚是颜元的再传弟子，在清廷推行文字狱之后便鲜有公开传播颜李学的行为。钟錂和恽鹤生也是颜元弟子中比较著名的人物，钟錂撰写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恽鹤生则为颜李学说在中国南方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颜元的父亲是河北蠡县刘村朱九祚的养子，颜元也曾姓朱，年少时期家中颇为殷实。20岁家道中落之后，他开始了种地行医的生活。在颜元一生中，其思想由丹书之道至自成一家历经多次变化：颜元最初开蒙于吴持明，在13岁的时候离开。15岁时，因沉迷于修炼丹术而娶妻不近。之后，颜元从学贾珍，中过秀才，开始攻读经世之学。这一时期，是颜元政治思想形成与成熟的阶段，其《王道论》（后改名为《存治编》）也诞生于这个阶段。大约从24岁开始，颜元研读了《陆王要语》，转而喜好陆王之学。在和思想家刁包进行交流后，受其影响，他又转学程朱理学。在随后约十年的时间里，颜元都是理学的支持者。

然而，正是因为颜元曾信仰过理学，在理学静坐冥思的修养方式中了解到了理学的弊端，才使得颜元最终摒弃理学，转而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史料中记载，颜元34岁时，养祖母去世，颜元严格按照理学的规制服丧，几乎病饿致死。通过这次亲身经验，颜元感觉到程朱理学的规制有违人之性情。事实上，理学规制经过千百年的演化，已经逐渐显现出反人性的态势，颜元从实践中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切身感受到了理学的弊端，颜元举起了反程朱理学的大旗。这在清政府利用政治力量庇护程朱理学的时代，是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的。颜元不仅在思想著述中反程朱理学，也在实践中反对理学对民众的毒害。颜元晚年曾亲自主持书院，在教学内容上摒弃程朱理学之经书训诂，代之以先秦孔子所主张的六艺。当然，尽管颜元采取了“复古”的形式，但是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却承载着学术的先进性。在教育方法上，颜元首创了“习行”的教育方式，用以培养强国济民的“圣贤”，通过主持书院教育工作，将他的思想理念付诸实践。

由于颜元认为“道寄于纸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须以鼓舞学人为第一义”（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788页。），因而，他的主要精力用于践行“习行”，潜心于书院实际的教育活动中，著述并不多，这对后世来说或许是一大遗憾。幸而在其弟子李塨等人的努力下，大量对颜元言行的记录被整理成册，形成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习斋先生年谱》和《颜习斋先生辟异录》，其中包含了颜元丰富的思想理论。除此之外，现世尚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两本书，是颜元读朱熹著作时的批注，虽然其中有赞同朱熹思想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对朱熹思想的更新与批判，后由弟子门人整理成书。

颜元最主要的著作是《四存编》，即《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和《存人编》。这四部著作彼此独立，其间又有一定的理论联系，是系统反映颜元思想最完整的理论资料。《存治编》为颜元早年的著作，完成时名为《王道论》。《存治编》分为九个部分：“王道”、“井田”、“治赋”、“学校”、“封建”、“宫刑”、“济时”、“重征举”以及“靖异端”（注：陈山榜认为在这九个部分中，由于“王道”一篇字数寥寥，且该书原名为“王道论”，其余八部分均为论述如何为王道以及如何行王道，因此“王道”一篇应为《存治编》的前言或绪论。），分别从经济、教育、政治、宗教等方面论述了如何成就“王道”。该书力主恢复封建、实行井田、全民皆兵，反对八股取士，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是在复古名义下颜李学派思想超前意识的集中反映。《存性编》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卷一“驳气质性恶”、“明明德”、“棉桃喻性”、“借水喻性”和“性理评”，以及卷二“性图”、“图跋”、“附录同人语”和“书后”。在《存性编》中，颜元批判了程朱理学中有关人性二元论以及性恶论的观点，在人性一元论的基础上，论述了“恶由引蔽习染”的道理。他提出人性本善，只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导致恶行的产生。这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存学编》中颜元主要讨论了有关教育的内容，他将“习行”作为教学方法，在《明亲》一篇中探讨了道德教育的目的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存人编》是有关宗教的论述，旨在教人不要信仰佛、道，并对一些假儒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一些所谓儒者将儒学仅看为八股取士、求取功名的途径，在内心中却是个信佛、道之人，这类假儒者也是《存人编》的教化对象。《四存编》是颜元学术思想最集中的展现。

颜元留给后世的著述不多，其思想大多由弟子李塨、王源及程廷祚所传扬。李塨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卒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一生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帝王统治，见证了清朝由乱而治的过程。这种由乱而治的过程强烈地影响了李塨的学术思想。在前期，李塨承袭了其师颜元的学说，有感于明亡的教训，致力于批判程朱理学。李塨在37岁后，曾南下游学论道，其间结交了梅文鼎、毛奇龄、胡渭、方苞、孔尚任等诸多名流。这些学者中有一部分是反对宋明理学的，李塨在和他们的论道中广泛地吸收了当时批判宋明理学的成果。

在学术立场上，李塨认为程朱理学的流弊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并着力批驳。同时，李塨也对陆王之学进行了批判，指出陆王和程朱二者皆有脱离实际事物空谈理论的弊端。虽然两种学说在人性论上的见解略有不同，但是由于他们都认可天性为先，因此在人性论问题上都存在理论错误。在这点上，李塨完全继承了颜元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修养论上，李塨继承并发展了颜元的观点。颜元强调习行，反对死读书，更反感著述。李塨继承了颜元对认识来源的看法，同时也强调书本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理性的间接经验必不可少。这也是李塨对颜元学说最大的超越，即认为知先于行，行在知后，知行统一。相比于颜元，李塨在知行关系上比颜元更加深入地讨论了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提出“知”与“行”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关系。这种观点是对颜元的理论学说的补充和完善。

此外，在具体的政治改革举措上，李塨也对颜元的观点进行了发展。颜元主张恢复秦汉之前的封建制度，但是李塨则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由于秦汉之后建立的郡县制时间久远，若想恢复之前的封建制度已是不太现实的事情。在李塨思想的后期，由于其对于著述的重视使自己开始流连于书本的考据，这也是后世认为李塨晚年有悖于师门的原因。但是总体来说，李塨是颜李学派思想传播的主要人物，是颜元思想体系化的关键。

较之颜元，李塨的著作更为丰富。李塨曾经说过，其师颜元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去世后便将传扬学术的任务托付给自己。由于颜元著述不多，李塨才不得不著书言志。李塨早年效仿先生颜元，写了自检言行的《日谱》，这成为后世研究李塨学说的重要材料。此后，他还著有《瘳忘编》、《阅史郄视》、《恕谷诗集》、《大学辨业》、《学礼》、《小学稽业》、《辟佛论》、《平书订》、《拟太平策》等，集中论述了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

王源是颜元的另一弟子。李塨在京师讲学时，王源结识了李塨，并为颜李学说深深折服，遂进入颜门。王源著有《读易通直》和《平书》。《平书》集中反映了王源的思想，此书名取自《大学》中“治国平天下”之意。可惜的是，《平书》现今已佚，现存《平书订》为李塨整理，其中大部分文字皆为王源《平书》中的观点，李塨对其进行了批注。所以，通过《平书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王源的思想观点。可以说，《平书订》是研究李塨与王源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王源的《居业堂文集》也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资料。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程朱理学，王源的批判最为彻底。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程朱理学静心玄理的主张是导致亡国的根源，因此，他在军事治国方面论述较为具体。王源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程朱理学坐谈兵戎，提出“自制之道”和“制敌之道”，在将帅的道德情操、赏罚制度、战斗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见解，是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具体表现。

另外，王源在经济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王源明确提出“惟农为有田”的理论，成为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论源起。这一理论的提出，旨在改善清初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王源甚至提出，凡是占有土地的人就必须耕种，不能雇用他人耕种，也不能从事其他的职业，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如商、士、官等都不应该占有土地。为此他还提出了六条回收田地的政策，其中最有创新性的是在《平书订》之《制田第五上》中所说的：“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禄，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而农之自业者一夫勿得过百亩。”王源反对土地兼并与封建地主对土地的私人占有，这种思想在当时显得极为激进。不过，这些主张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他主张用温和的方式来进行缓慢的改革，而非用暴力手段迅速解决问题。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个“乌托邦”式的设想。

此外，王源还进一步继承了颜李学派历来对商业的重视。颜元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富强国家。这在王源的思想中也明确地体现了出来。他主张提高商业的社会地位，对商业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反对对商人课以重税，主张按照利润来征税，对于仅仅足本的商人要免其赋税。王源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为商人争取利益，在政治层面上也积极为商人争取地位。他提出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让商人居于士大夫的行列，如果商人缴税达到一定的额度，还可以封爵世袭。这一主张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时期的清朝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作为颜李学派的传人，王源与颜元、李塨的经历有所不同。其父为明末宫廷侍卫，明亡后流离辗转，父亲的言传身教和遗民子弟的经历使王源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理学空疏误国的流弊。因此，在颜元的弟子当中，王源比其他人更加强调程朱理学的弊端，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最为犀利，这也是王源著书异常关注经邦济世之略的缘故。

程廷祚是颜李学派的再传弟子，也是颜李学派中最彻底的朴素唯物主义者。在哲学本体论上，他秉承了颜元的气一元论，并对颜元、李塨的有神论进行了修正。在人性论问题上，程廷祚认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三类，即饮食、男女、乐生恶死。他反对程朱理学将这些人性的正常需求看作罪恶之源的观点，认为这三大类需求是人性至善的表现。在道德修养上，程廷祚继续援用颜元所提倡的先秦儒家之六艺，倡导颜李学派“习行”的修养方式。但是，程廷祚未能将颜李学派的思想传扬开来。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文字狱兴起的时候，他本人也曾险些卷入牢狱纷争之中。在这种氛围下，程廷祚不得不改变对程朱理学激进批驳的态度，同时也不敢公开传播颜李学说。因而，颜李学说也就渐渐湮没在清朝的历史之中了。

最后要提的是颜元的弟子钟錂和恽鹤生。钟錂，字金若，直隶博野人。他的著作有《农书》、《一隅集》等，同时他还编纂了《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四卷，《习斋纪余》二卷，为颜李学说在后世的传播打下了基础。恽鹤生，字皋闻，晚号诚翁，常州武进人，康熙四十九年（1710）举人，雍正十年（1732）官至常州武进县知县。其生前著述不少，但是流传于今世的仅有《大学正业》。在同李塨认识之前，恽鹤生曾经笃信程朱理学，然而在同李塨的第一次交流后便发生了大转变，改信颜李学，自称私淑颜元。这时，距离颜元过世已有数年之久。晚年时期，恽鹤生在常州地区传播颜李学说，是颜李学说在南方得以传播的重要力量。

三、思想特征：肯定功利、注重实践

纵观颜李学派各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可以看出，颜李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有三：其一，功利性。重视经济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利益的合理性。在程朱理学千百年“存天理、灭人欲”的桎梏下，提出利益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其二，实践性。崇尚实学实用，倡导“习行”的修养方式。鉴于宋明理学玄谈之风的误国教训，颜李学派尤其重视理论的实践性，明确提出“习行”的概念，倡导在实践中获取真知。其三，前瞻性。推崇经世致用的思想，将人才培养同国家命运相联系。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达到经世致用的目标。其思想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将人才的培养真正同国家命运相联系，这是宋明理学末流不可及之处。

（一）功利性

颜李学派的实学伦理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肯定“利”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肯定了“利”具有合理的社会价值，将“利”同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

首先，颜李学派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论证了利益的合理性。“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勾，而不计得鱼者乎？……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671页。）颜李学派认为早期的儒家并没有完全排斥“利”，而是后来宋明理学将“利”与“义”对立起来，主张“利”、“义”不相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针对于此，颜李学派主张“利”是“义”的基础，“谋利”、“计功”同“正谊”、“明道”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明清时期，宋明理学作为官学，一直得到中央政府的政治偏袒与庇护。因此，宋明理学否定人欲需求的观点深入人心，公然提出利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而颜李学派从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利”无处不在，揭示了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义利观的弊端，为利益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颜李学派肯定了“利”的社会价值。在颜李学派看来，社会个体追逐合理的利益不但没有产生危害，反而能够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由此该学派充分肯定了人的合理利益，提出无论是凡人还是圣贤，都有追求利益的需要。追求合理利益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正是这种心理需求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劳作，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颜李学派反对程朱理学鄙视功利的态度，认为“宋儒正从此误，后人遂不谋生，不知后儒之道全非孔门之道”（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671页。）。这种让人不能“谋生”的儒道，造成了人人空谈玄理，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备受外族欺凌的状况。因此颜李学派肯定了“利”的合理性，认为“利”有益于社会的发展。

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颜李学派重利却不轻义，提出了求利的原则，即以义求利，以义用利。前者是获取利益的方法原则，后者是对待利益的方式原则。颜李学派遵循孔子“取之有道”的观点，对于合理的利益，他们赞同用合理的手段去获得，但是对于非法的手段、不合理的利益，他们是坚决反对的。进一步，他们认识到正常的逐利行为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和增强国力，因此，“求利”成了强国救世的手段。如果求利的行为同救世的目的相冲突，就需要反对求利。可以看到，在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体系中，他们在追求经济进步和道德发展时，始终力图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点是一个合理的度，是以最终促进社会前进为目的的。颜李学派对于合理利益的肯定，是千百年来对人性的一种解放，也是千百年来对富国强民理想的积极探索。

（二）实践性

颜李学派思想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实际，“习行”的修养方式是其学术理论的标志。颜李学派认为要真正做到“行”，就要敢于实践。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批判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思宋人但见料理边疆，便指为多事；见理财，便指为聚敛；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此风不变，乾坤无宁日也！”（注：同上书，781页。）由于长期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世人往往只是空谈玄理，对于实际的事务或者具体经济利益极其避讳。颜李学派认为这种风气对国家的发展具有负面作用，因此，让人们重视实践，敢于实践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

在实践中，颜李学派认为要做到“行”，首先就要反对读死书。这是颜李学派创始人颜元最为注重的观点，他甚至因此都没有太多的著述流传于世；但是其弟子李塨和王源对于这一观点有所保留，他们既重视著述，也重视实践。颜李学派主张，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就需要真正有用的知识，而真正有用的知识需要通过自己亲身实践获得。实际上，颜李学派坚持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颜李学派认为，圣贤的论述是为了总结生活中的经验，为后来人指引前进方向，仅仅死读书而不实践，只会造成“读书人”越来越多，“做事者”越来越少的局面。如果知识不能够被运用于实践之中，那么知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以说，“颜李学派反对离开具体事物，空谈道理，而主张见理于事，寓知于行”（注：姜广辉：《颜李学派》，72页。）。基于这个认识，颜李学派再次批驳了程朱理学知行分离的弊病，评价道：“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86页。）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到，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人们为了考取功名，所学的知识范围相较于孔孟时代已变得十分狭窄，这些空洞的知识难以指导人们的实际生活。因此，颜李学派推崇孔子的主张，提出“孔门六艺，进可以获禄，退可以食力”（注：同上书，671页。）的观点。特别是颜元，提倡将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国家培养人才应当教习的学业内容。

颜元在亲自主持书院的时候，还将军事、农事、自然科学以及各种专业技能作为学习的内容，实行分科设教。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程朱理学思想，使“习行”中的“习”有了新的内容，对人们的“行”更具指导作用。

颜李学派提倡通过实践活动来解决问题，这是“习行”修养方式的最终目的。而“习行”作为一种修养方式，是培养“圣贤”的关键，同时也是通往终极目标“经世致用”的桥梁。

（三）前瞻性

说颜李学派的思想具有前瞻性，是相较于当时的理学末流而言的。颜李学派看到了宋明理学在明末清初时的弊病，认为理学末流不求实用、不干实事的理论不利于人才培养，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们猛烈地批判程朱理学的教育方式，极力倡导“经世致用”，将自己的人才培养方式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颜李学派指出，传统理学教育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它导致读书人只追求功名，不把学问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乐于空谈玄理。他们批评通过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倾慕功名，指出程朱理学培养人才“学从名利入手，如无基之房，垒砌纵及丈余，一倒莫救”（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660页。）。因此，颜李学派坚决反对八股，反对为求官位而读书，并感慨程朱理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而乃前有数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注：同上书，67～68页。）鉴于此，颜李学派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服务于国家的人才，圣贤要能学有所用，才是真材，才不枉称圣贤。针对程朱理学导致读书人脱离实际的弊病，颜李学派倡导改变程朱理学的虚静之风，培养能干实事、经邦济世的人才。

颜李学派为了推广“经世致用”的理念，达到“圣贤救世”的理想目标，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传统教育模式，而且开设了书院，充分体现了“致用”思想。在书院的治学中，颜元打破陈规，做了突破性的改革：在其亲自主持的漳南书院分设了文事斋、武备斋、经史斋、艺能斋、理学斋以及帖括斋等六斋，各斋的主要教育内容分别涵盖了六艺、天文地理、军事理工、理学等范围。从这六斋的分设可以看到，针对程朱理学重文轻武的特点，颜元所主持的书院颇具创造性，文事斋与武备斋并存，具有文武兼备的特点。该学派的前瞻性，可以从清朝末年的中国历史中体会到。乾隆时期，理学再度占据官学地位，颜李学派悄然沉寂。经过数百年理学的影响，清朝末年列强侵华足以显露出理学重文轻武的弊端。而在清初，颜李学派便怀揣着忧国忧民之心，在漳南书院的具体教学过程中执行了文武并重的理念。只可惜，他们的教育思想最终没有为清廷所采用。

此外，颜元还重视天文地理、艺能理工等教育内容。他认为国家的振兴，不仅要依靠文史武备，天文地理、艺能理工对于国家的强盛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事实上，这一观点受到了当时西学传入的影响。总体而言，颜李学派看到了教育和政治的统一性，提出“圣人学、教、治，皆一致也”（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39页。）。这在当时绝对是极具前瞻性的论断。

对于人才培养的具体原则，颜李学派将人才分类，也是独到的见解。他们主张培养通才和专才。颜元认为在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中，通才是最高境界，“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注：同上书，40页。）。同时，颜元也认识到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通儒是不现实的，因此他提出，如果达不到通儒的境界，可以退一步成为专儒，即“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谓圣学之极致矣。不及此者，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注：同上书，54页。）。此外，颜元还提出了“百职秀民”的观点，认为“人只要掌握了实学，有了才干，在上可以为君相，在中可以任百职，在下可以做秀民，均无负于人生，均无愧于儒名”（注：陈山榜：《颜元评传》，2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颜元也强调儒者肩负的责任重大，他们“在上者则兴礼乐以化民，在下者则崇仁义以明道”（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135页。）。由于教育紧密联系着国家的命运，因此培养人才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那就是宁可世间没有精通圣学的儒士，也不可有伪儒。颜李学派的思想具有将国家同教育相连，将教育同学校相连的特点。他们对当时的学校制度进行了批驳，以警醒世人。他们认为朝廷是政事之根本，而学校是人才之根本，没有人才就无政事可言了。

可以看出，颜李学派在程朱理学影响深重的时代，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其理论的功利性、实践性和前瞻性值得后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