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颜李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明末清初，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皆处于大变革阶段。黄宗羲形容这一时期的特点为“天崩地解”，可见其变革程度之深，影响之大。

在政治上，各类矛盾开始激化。一方面，由于受到明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和少数民族的边犯，明王朝在经历了内忧外患之后覆灭，新的封建王朝清朝建立起来。国家政权的更迭使当时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土地的纷争不仅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也为清政府稳固王权埋下了重重隐患，农民流离失所，民生凋敝。这一时期，朝代的更迭使宋明理学暂时丧失了稳固有力的政治依靠力量，这无疑为颜李学说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除了封建统治者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前者同新兴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此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推动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崛起。然而，这种崛起却在原本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中又增添了新的冲突点。它“使得明末清初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十分错综复杂，斗争方式又是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类型”（注：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2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促使思想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并质疑宋明理学的官学地位，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颜李学说的发展。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明朝后期，在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熟却不成熟，其发展受到传统封建地主经济的压制。在这个过程中，旧的生产关系扼制了早熟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其没有能够得到正常发展。傅衣凌先生在《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曾经描述过当时的情景：一位地主从事了某些商业性的经营之后，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利润，这让他的邻居非常羡慕，“然亦不能夺其故习也”（注：同上书，9页。）。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在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市民阶层作为新兴力量开始出现，一部分地主阶级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但是，中国传统封建生产关系仍然没有被动摇，在其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人们开始积极寻求经济利益，这种生活方式却很难得到广泛认可，更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被接受。因此，明清时代的中国封建经济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封建经济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两者纠葛在一起，从本质上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市民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思想上，宋明理学开始受到质疑，实学思潮兴起。明王朝的覆灭使清初学者在亲历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基础上，开始反思宋明理学的流弊。他们有感于宋明理学之空疏无用，形成了批判宋明理学的风尚。虽然之前也有思想家质疑过宋明理学思想，但是都不及此次范围广，影响大。此外，此时西方实用之学开始传入中国，清初学者开始注重实行，突显经世致用的学风。一股实学的社会思潮开始席卷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而颜李学派正是这股实学思潮中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代表。

总的来看，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政治上经历了政权动荡，经济上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思想上涌现了实学思潮。这些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总体变化特征。这些特征在思想界得以体现，最终形成了反宋明理学的文化思潮，成为当时社会学术思想发展的推动力。颜李学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饱含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其推崇实学的旗帜最为鲜明，批判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态度最为彻底，是清初反宋明理学思潮中一支重要的学派。

一、国家政治动荡的危机

颜李学派创始于明末清初，此时正值国家政权更迭、政治动荡的乱世。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出生于明王朝末年，成长于中国政治极度黑暗混乱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颜李学派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政治特征。

当时中国社会主要存在着三类政治矛盾，即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同新兴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围绕着封建地主阶级形成，并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使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地主阶级陷入了危机之中。不仅如此，伴随清兵入主中原，清贵族建立了为少数民族所统治的封建王朝，民族矛盾开始加剧。在清朝初期，清政府颁行了不少安抚汉人的政策，如重用汉官，亲祀孔庙，追谥崇祯皇帝等，虽然在一段时期内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没有缓解亡国之恨所带来的民族矛盾。同时，清贵族的圈地行为也使得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各地反清复明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样，明末清初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掺杂，这成为颜李学派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首先，此时封建地主阶级所面临的多重矛盾中，内部矛盾再次突显出来。明王朝灭亡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并不稳定。鉴于多尔衮的先例，清廷不再任命同姓皇亲贵族辅政，而是任命了内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以及遏必隆辅政，以保全幼帝康熙的皇权地位。在最初的几年中，四位辅政大臣尚且能够相互协作，但是从康熙五年（1666）开始，他们的矛盾开始激化，且愈演愈烈，并影响到君臣关系。这其中，以鳌拜和苏克萨哈的积怨为最深，而遏必隆依附于鳌拜，与其结党。他们三个人的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虽然索尼一度希望化解这一矛盾，却无能为力。在索尼去世后，鳌拜借机罗列苏克萨哈的罪状，将其杀掉。至此，鳌拜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开始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威胁了康熙的皇权。

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仅是清贵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有汉族藩王同清贵族皇权之间的矛盾。在清兵入关之初，为了应对李自成的起义军和南明的遗留势力，清廷借助了明朝降军的力量，其中驻守云南的吴三桂、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和驻守福建的耿精忠分别被封为云南平西王、广东平南王和福建靖南王。在其势力范围内，三位藩王各自拥兵自重，且所提携的官员势力遍及全国数省，在政治上对中央皇权构成了威胁。因此，康熙帝开始撤藩。这一举措引起了以吴三桂为首的藩王的不满。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反清。他诛杀了云南巡抚朱国治，进军湖南、四川等地。同时，福建、广东的两位藩王开始响应，战火延及陕西、河南、湖北和广西，战乱持续了八年之久。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虽然围绕着皇权，但在具体的斗争过程中，影响波及社会民生，涉及了官员任命、军饷补给、国家财赋、互市贸易、田地圈占等多个方面。

其次，在明末清初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土地和赋税方面，并以土地兼并问题最为严重。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土地兼并问题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存在。明朝洪熙年间，土地兼并拉开序幕。这个时期，大面积的耕地被兼并。在这些被兼并的土地上，建起了皇庄和官庄，供封建地主阶级游玩享用。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土地兼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上至王亲贵族，下至普通地主都有所涉足。显贵的王亲皇族占有的庄园常常多达数万顷，而一般的大地主也占有数百顷土地。这些被兼并的土地很多都是农民耕种的良田，这直接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因此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在明朝末期，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升级，并因天灾而达到顶点。明王朝统治的最后时期，几乎连年有天灾，民众的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成为结束明王朝统治的重要助力之一。改朝换代后，虽然经历了政权的更迭，但是土地兼并现象并没有得到缓和。比起明朝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的状态，清初的土地兼并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根据《皇朝经世文编》的记载，在康熙时期，有田地的人只占10%，90%的人没有田地。

除了土地兼并问题，加剧阶级矛盾的还有赋税问题。农民可耕种的土地减少，致使他们失去了交付税收的根本。由于明王朝统治阶级急于摆脱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在明朝末年不断加大赋税的征收力度。在日趋减少的土地和日趋增加的赋税的双重压力下，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同时，在明朝后期出现了货币地租，它在一定范围内替代了实物地租。因此，在缴纳赋税时，农民需要先将所产粮食卖于商人赚取货币。不可避免地，农民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商人的盘剥。颜元和李塨对民众疾苦的感触，是颜李学派注重实际利益，提倡功利之学的渊源。因此，当颜李学派批驳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明确肯定个人的合理利益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支持。

最后，这一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同新兴市民阶层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在明朝后期，不少城市的经济得到显著的发展，并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新兴市民阶层开始出现。然而，这一阶层却受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在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农产品商品化以及农业赋税货币化开始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封建地主阶级掠夺新兴市民阶层的经济利益。《明史》中记载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和市民进行掠夺的过程。这些赤裸裸的掠夺导致了封建王朝政治上的不稳定，新兴市民阶层公开抗击封建统治阶级的情绪不断高涨。据史料记载，仅万历年间，就连续三年出现了多次新兴市民自发组织的抗击封建地主剥削的事件，其中以荆州市民反抗太监陈奉、临清市民反抗税监马堂等起义活动最为著名。这些反抗活动都是新兴市民阶层争取本阶层经济利益的政治表现，同时也显示了新兴市民阶层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进一步加深。颜李学派在学术上提倡实用精神，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是时代前进趋势的必然成果。

此外，明末清初还有一个突出的矛盾，即民族矛盾。明朝末年，王朝积弱，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连接失败。这些民族矛盾演变成的战争，加剧了明朝政府对内的横征暴敛，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农民起义，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再加上明末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如燎原之火，在中原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农民阶级对抗封建王权的洪流。然而，李自成进驻北京之后，焚烧宫殿、趁火打劫、蹂躏百姓、荒淫贪腐。此时，民族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清军借口帮助消灭农民军，在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投靠下，打败了李自成的军队，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这场民族战乱在农民起义、王朝更替的腥风血雨后，又一次加深了民众的心理伤痕，“反清复明”成为不少民间秘密武装组织的口号。

同时，随着清王朝的建立，满洲贵族在入关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加剧了汉族人民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大清律法的诸多规定导致满人和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清廷还颁布律令，将满洲贵族八旗子弟强占汉族农民耕地的行为合法化，导致战争后人民流离失所。这样，国破家亡的仇恨从李自成身上转移到了满洲贵族身上。颜李学派针对这种现实，将明朝灭亡同两宋时期加以比较，认为当时作为官学的宋明理学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提出，正是由于宋明理学思想倡导玄谈静心，不务实际，才导致明朝国力衰微，不抵外族入侵。因此，鉴于宋明理学难辞亡国之咎，颜李学派在阐述其“经世致用”的强国富民理论时，对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总之，明末清初时期的政治危机加剧了当时原已尖锐的社会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以及他们同农民之间、同新兴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可以说，社会秩序的极度紊乱状态激发了民众对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引起了思想界对自宋朝以来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理念的反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批判宋明理学。他们认为宋明理学实行重本抑末和重农抑商政策，贬低了个人利益的合理地位，阻碍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清朝初期，清廷通过“大清律”和“圈田令”对汉族进行统治，以暴力强占大量土地，致使许多农民颠沛流离，民不聊生。颜元和李塨生活在畿辅地区，亲眼目睹了这些人间惨剧，这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颜、李两人痛定思痛，“常借两宋之亡，抒发其黍离麦秀之哀，故国铜驼之思”（注：姜广辉：《颜李学派》，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颜元认为明朝覆亡与“两宋末期相似，理学家充斥朝廷，终日讲‘正心诚意’，不务实际，难辞误国之咎”（注：姜广辉：《颜李学派》，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因而，颜元和李塨等学者开始在学术思想上提倡功利之学，反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同时，他们还反思并质疑了理学玄谈心性的修养方式和八股取士的人才培养模式，认为这样并不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正是受这些政治危机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的影响，颜元和李塨更加注重实际利益和国家强盛的问题，彻底和深刻地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任何社会中，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系统分析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特点，将有利于研究颜李学派的伦理思想体系。

经过宋明时期的发展，中国经济至明末清初时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生产力水平也有显著攀升。虽然战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但清政权建立后，清政府开始着手恢复经济生产，初见成效。总的来看，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以下态势：一方面，封建经济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和优势，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沿海城市，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末清初的土地圈占使得土地集中的程度很高，而原本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却得到了相对的离土自由，因此，由这些离土的农民发展而来的短工和忙工就开始集中出现。另外，明末货币地租的出现、纸币的使用以及长期大一统的政治治理模式，都从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以萌芽，却呈现早熟而不成熟的状态，受到当时封建经济的钳制。颜李学派“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就产生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其思想产生于此，并最终回归到“发展国家经济”中去。

先分析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明末清初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前进。正如马克思所说：“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1册，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非农业生产者提供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从而使得分工成为可能，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粮食产量增长幅度较大，特别是湖广、江浙、四川等地成为重要的产粮区域。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得一部分土地和劳动力得到解放。在生产过程中，初步的分工开始出现。在满足了基本粮食生产需求后，一些农户开始种植其他农副作物，如桑、棉、茶等，生产力水平得以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江南的一些平原地区，商业性的农业悄然兴起。这种商业性的农业生产以换取货币为目的，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伴随着农业的商业性发展，一部分农民以小生产者的形态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虽然他们的这种分化还没有完全达到分离的程度，但是也在无形之中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另外，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一些农民在起义后成为了自耕农，得到自我发展的机会并成为了比较富裕的农民。他们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助力。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有赖于自耕农的出现，也有赖于劳动者的个体解放。在元朝，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仍旧非常严重，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之上，但是经过元朝末期的农民战争后，这种依附关系开始减弱。在随后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进步都使得农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在明朝的律例中就有保护农民地位的相关规定。例如，律例规定地主不得役使自家的佃农为其抬轿子，否则就是违法。由此可见，相较于元朝，明清时期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另外，由于明末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之久，对生产力有破坏作用，因此，清朝建立之初，清政府改变了明代的匠户制度，将明朝荒废的田产给了原来种地之人。自康熙开始的摊丁入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部分劳动人民的纳税负担，这些都能够缓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

伴随着农民人身自由程度的提高，在明朝末年，江南地区曾经出现过短工和忙工。这些短工和忙工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地主以货币形式支付他们的工资。虽然地主只在农忙时期雇用这些农民，时间较短，但是他们的出现还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这不仅体现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小生产者的进一步分化提供了可能。此外，农民运动的兴起及其同封建地主阶级斗争的成功，使得一部分农民获得了支配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自由，这也为市场中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不仅能够从农民的分化、劳动者的个体解放中看到，同时也从农业的商业性发展趋势中体现出来。在明朝末年，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开始出现颇具规模的集市，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壤。早在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就出现过许多庙会和集市，但伴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它们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庙会和集市在初始阶段是少量剩余农产品的交换场所，之后逐渐成为具有商品流通性质的市场集散地。从参与交换的人员来看，之前仅仅是少量的农民参与农产品的交换和买卖，但在明末清初时期，前来参加集市的不但有农民、地主、官僚等阶层的人，还有来自江浙、京城等地的商人。从参与交换的产品来看，这些集市也开始不断细化。起初，参与交换的产品没有固定的类别，是农民生产所得的额外物品。发展到明末清初，则出现了各种分门别类的农副产品集市，如专门的棉花、大米、油料等农副产品市场。这些都对农业和手工业向商品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从整个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土地还是不同阶级争夺的焦点，同时也是制约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得以萌芽，却受到当时封建经济的钳制，后者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一冲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摆脱封建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数量很多，并且都带有明显的个体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为农民身份的分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冲击极大。当然，这个发展异常艰难，特别是商业性农业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原因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制，也有封建地主阶级对新兴市民阶层的压制。这些斗争不断加剧，封建地主阶级对新兴市民阶层征收重税，并颁布了各种专卖政策。由于商业性作物的种植必然导致谷物产量的下降，因此政府不断限制各种商业性作物的种植和买卖，这也必然影响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经济利益。（注：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内容参见傅衣凌所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266～286页、287～335页中所述具体数据和观点。）

不难看出，明末清初时期，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的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激烈的斗争体现了商品经济对于自身利益的渴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实学思想家的理论体系中。由于宋明理学主张清心寡欲的理念同清初经济迅速增长的趋势相矛盾，思想家们开始注重民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关心合理的经济利益所得。在这个思潮中，颜李学派成为当时突出的代表之一。他们着眼于民众的经济生活，从论证种地者谋求收成，垂钓者盼望收获的实际出发，肯定了利益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呼吁“正谊谋利，明道计功”，坚决反对程朱理学思想中羞于言利的传统。这些是当时经济发展在思想领域的必然反映。

三、经世实用思潮的兴起

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乱和亡国的现实使思想家们开始质疑宋明理学的地位，形成了明末清初的实学文化思潮。这股思潮的兴起，伴随着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西学的传入以及自然科学的复兴，开启了明末清初文化思潮的新篇章，使“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了批判性和科学性的时代特征。这是颜李学派伦理思想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的实学主义思潮首先建立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基础上。在此之前，宋明理学在思想界和学术界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一直到明朝灭亡才引起思想家们的反思。张岱年先生认为：“宋代理学为当时社会等级秩序提供理论根据，是和当时现存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到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社会中酝酿着变革的契机，于是理学就逐渐变成反动的了。”（注：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可见，明末清初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反对宋明理学的文化思潮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和经济根源。

从阶级根源来看，明末清初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改革派自我批判意识的显现，同时也是新兴市民阶层的阶级要求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这时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过兴盛时期，正在进入衰败的末期，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社会危机业已显露。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引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他们针对当时明朝政府横征暴敛的腐败政治，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也日益加深，边境满族、蒙古族的不断侵扰使明朝不堪连年战争的重负，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加深，官僚作风和党阀之争日益严重，开始危及皇权。

鉴于此，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敏感地察觉了当时明王朝的昏庸、赋役的沉重以及科举的腐败等问题，纷纷探讨救亡图存的方法。陈登原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曾描述说：“对于外有强邻，内有李张（注：文中所提“李张”，即农民起义战争中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他们在农民起义战争的过程中，因杀戮不断而给明末的中国社会带来战乱的痛苦。），中则暗弱之明季政局，竟无人狂澜独挽，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当又习斋所太息深憾者也。”结合沉痛的亡国教训，颜元认为正是宋明理学末流的空疏和虚静导致了国力衰微。面对困境，他批判道：“汉、唐训诂，魏、晋清谈，虚浮日盛，而尧、舜、周、孔之学所以实位天地育万物者，不见于天下，以致佛、老猖炽，大道沦亡，宋儒之兴善矣，乃修辑注解，犹训诂也，高坐讲论，犹清谈也。”（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702页。）他明确提出程朱理学存在的弊端，认为“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注：（清）颜元著，王星贤、张芥尘、郭征点校：《颜元集》，72页。），宋儒学者们“心性外无余理，静敬外无余功，与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谈经济者，亦不过空文著述”（注：同上书，702页。）。因此他感慨说：“道不在章句，学不在诵读。”（注：同上书，703页。）这种空谈静想的治学方式，在明末清初的大变革时代，对于缓和国家的阶级矛盾毫无裨益，必然会受到质疑。

从经济根源来看，这一时期显著的特征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以及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中国经济经过两宋时期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且出现了商品交换的集市。农民经过暴动和起义，取得了一部分经济利益。清政府将前明王朝的废弃耕地退还给农民，使部分农民脱离了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货币地租的出现和农民离土的相对自由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在这个过程中，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兴盛，使得新兴市民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个阶层，生活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封建地主阶级极力盘剥的背景下，极其渴望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然而，理学末流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蔑视经济利益，在思想上成为这个阶层生存的最大理论障碍。与此相反，明末清初形成的实学思想注重实务、讲求经济，特别是颜李学派的伦理理论正是明末清初新兴市民阶层愿望的反映。

明末清初形成的实学思想，崇尚实用，具有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为锐意改革、经世致用的理论观点。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康熙帝对于理学空谈误国也十分不满，力图吸取教训，反对“假道学”，提倡干实事，在政治实践中推行实学精神。这使得实学思潮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实学思想家有罗钦顺、王廷相、黄绾、陈确、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也涌现出了如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梅文鼎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田制、水利、赋税、兵制、科举、天文、地理、农工、妇科，以及历算等领域，旨在从各个方面研究改革时弊、经世救国的理论。这股思潮，在理论方面主要针对宋明理学思想。颜李学派更是明确批判宋明理学道：“乾坤之祸，莫甚于释、老之空无，宋儒之主静。”（注：同上书，702页。）对比理学末流静心冥思、空谈心性、脱离实践的思想，明末清初的实学更加关怀国计民生，重视实务，其理论所具有的时代先进性不言而喻。正如谢国桢所言，这个时期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格，有东汉党锢坚贞的气节，摆在历史的进程上有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局势，起着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作用，从明、清以来封建社会黑暗的统治中，在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舆论上又发出光彩，可以说是在吾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开了灿烂的花朵”（注：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颜李学派在其中独树一帜，它吸收了各位思想家关于经邦济世的救世理论，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习行”修养方式，重视实践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旨在建立理想的社会模式。

总而言之，在学术思想界，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一股反宋明理学的实学文化思潮业已形成，成为当时社会思想大变革的重要趋势。颜李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推崇实学的旗帜最为鲜明，批判宋明理学最为彻底，是清初反宋明理学思潮中的代表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