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致的，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最好武器。

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是一脉相承又有新意。它不只是要求发展，而且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重视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个盲目发展的问题。年轻的同志可能不清楚，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应该有印象，比如1958年“大跃进”，15年超英20年赶美，盲目追求速度，结果顾此失彼，欲速则不达，教训是深刻的。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毛主席说过：中国出大问题时，都是因为“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它常常是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只看局部不看全局，只讲数量不顾质量，只讲发展不顾环境，只讲经济不顾社会，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都是不断运动不断发展的，永恒发展、永无止境，而且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没有渐变的过程就不会有真正的突变。当然只讲渐变不讲突变也不对，是机械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所以，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致的，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最好武器。我对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都是赞成的。有的同志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是取消斗争，或以某些社会事件为理由否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提法，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和谐与不和谐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但这个斗争不是历史上“左”的那种你死我活方式。对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比如讲团结，并不是取消斗争，因为这本身就是提醒人们抵制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再比如一对新人结婚，我们通常都是祝他们百年好合，谁都知道不是每对夫妻都能百年好合，婚后难免有摩擦、有不愉快，甚至分手，但我们也不能在结婚的时候就说你们可能过不好、过不到头。和谐毕竟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目标，“天下和静在民乐”嘛！现在我们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坚持和贯彻这个理论很有意义。

《同天津市主要领导同志的谈话》（2010年4月26日）

实现可持续发展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不仅与本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最终会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如何使经济、社会、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各国领导人对此都负有重大责任。因此，我们在确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时，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和途径，都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而应当多从全球发展的角度考虑，多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滥用资源、毁坏环境、过度消费是绝对不可取的。

《会见新西兰总理希普利时的谈话》（1997年12月11日）

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大自然是慷慨的，它给了人类种种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大自然是苛刻的，它对无节制的索取必然给予无情的报复。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破坏自然的能量也日益增大。尊重客观规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建筑师的神圣职责。

《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99年6月23日）

和谐共存，协调共进。

中国的“和”的思想传播到世界特别是欧洲后，受到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和推崇。早在17世纪初，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就在其著作中称赞中国人“和平而安静”。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类似的看法还有很多，比如在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中国新事萃编》、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以及当代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里，都有这方面的阐述。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当今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更趋紧密，世界的面貌更加快速多变、复杂多样，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融又相互激荡，不同利益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摩擦，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人与自然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众多的共同问题和挑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和谐共存、协调共进更加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关注。如何努力克服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创造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如何妥善处置经济与社会、人口与生态、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有效化解各个国家、各种文明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保持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如何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这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深入思考、认真对待的现实课题。了解中国的“和”的思想，可以为思索解答这些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和睦相处　和谐共进——在英中贸易协会举行的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02年5月28日）

人不能违背规律、改造规律，但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

无视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力量，是唯意志论；听任自然摆布，否定人的能动作用，是宿命论。人不能违背规律、改造规律，但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

《关于我国水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0月23日）

把治水作为一项国民世代工程。

中华民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了几千年，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在治水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才智，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公元前250年李冰^[1]修建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成都平原，使这一地区从此“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公元前214年史禄^[2]开凿灵渠，引湘江水入漓江，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至今仍兼有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的功能。公元612年隋朝修建大运河，全长1780公里，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成为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至今仍居世界人工河之首。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条件是任何朝代都不可比拟的。且不谈社会制度、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仅就人力资源来说，秦朝在凿灵渠、修长城时人口不过2000万，隋朝在修建大运河时不过5600万，直到清朝前期不过1亿，而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口、多少劳动力、多少富余劳动力？这里还没有包括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应该也有条件在重新安排江河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生存空间。水利工程说到底，无非是穿山打洞、开渠架桥，无非是钢筋水泥、土方石方，无非是距离远、难度大、用工多、耗时长。当年，河南林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举一县之力，苦战10年，劈山1250座，凿洞180个，修渠总长近2000公里，将山西漳河水沿太行山引入林县，成为中外水利史上的壮举。如果全国都有这种精神、这股劲头，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我们应当有雄心壮志和宏图大略，为子孙后代着想，少办点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少干点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把省出来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治水上，把治水作为一项国民世代工程。每位公民一生都应有一定的时间参加义务治水。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就业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问题，把治水与就业紧密结合起来，既可以使治水有充足的劳动力，节省工程费用，又可以使一大批人有活可干，减轻就业压力。我们要有一个全国的、较好的长远总体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一项一项地干，一天不停地干，祖祖辈辈地干，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形成制度、形成传统。我相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从根本上变水害为水利的理想，中华民族一定能够为解决缺水这个世界性难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就起草〈关于我国水的几个问题〉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1998年10月18日）

必须大声疾呼水的重要、水的短缺、水的危机，在全民中牢固树立水资源的忧患意识。

水是不可替代的有限资源，如同阳光、空气一样重要。离开水，人类就不能生存；离开水，万物就不能生长；离开水，一切都无从谈起。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总量只有2.8万多亿立方，人均水量仅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其中可用储备量只有1.1万亿。目前，全国年用水量为5600亿立方，占可用量的51%。过去每十年（自1949年以来）增加用水量1000亿，今后的增幅还会加大。水资源的供求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现在全国668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由于缺水，大量耕地、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扩展的速度加快。据有关部门的材料，每年沙化的面积为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县的大小。由于缺水，不少地方地下水严重超采，致使地面下沉。可以说，水严重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全国人民知道我国水资源的基本情况，我们必须大声疾呼水的重要、水的短缺、水的危机，在全民中牢固树立水资源的忧患意识。

《就起草〈关于我国水的几个问题〉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1998年10月18日）

把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治水之路。

我国水资源的分布严重不平衡，既患寡又患不均。在时间方面，年降水的70%～90%集中在6、7、8、9四个月，并多以暴雨形式出现，水资源70%以上由洪水组成，利用的难度很大。在空间方面，水资源的分布是东南多西北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82%以上，而耕地只占36%；长江流域以北地区水资源不到全国的18%，而耕地却占64%。由于这种严重不平衡，往往在同一时候，有的地方赤日炎炎，土地龟裂，河川断流，有的地方连降暴雨，洪水泛滥，农田、村镇、厂矿被淹；有时在同一地区，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交替成灾。因此，我们研究中国水的问题，不仅要研究水灾问题，还要研究旱灾问题；不仅要研究水资源的总量问题，还要研究水资源的平衡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把水留住，如何把水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实行水的再分配，这是我国治水事业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要提高水的拦蓄能力。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非常关心水利事业，重视拦洪蓄洪，动员全国人民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拦蓄洪水的水平还不高。全国现有各类水库可用来调洪的库容约1800亿立方米，仅占洪水径流量的11%，多数洪水白白流失甚至泛滥成灾。江河径流的形成主要是在山区，我国是个多山国家，这种地形有利于洪水的拦蓄。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势高峻，峡谷密集，江河落差大，在这里建设水库，既有利于防汛抗洪，又有利于水的截留利用。

要搞好跨流域的调水。不仅要把水多时候的水留住用于缺水的时候，还要把水多地方的水引导到缺水的地方。要充分利用自然落差，实现最大限度的长距离引水。根据水往低处流的规律，要尽可能把水拦在高处，水拦得越高，送得就越远，流经的面积也就越大。我们知道，长江从宜昌到入海口落差不过40多米，一年就把几千亿立方米的江水送到1800公里以外的大海。如果我们能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比如一百米、几百米、一千米、两千米的高程把水拦蓄住，通过必要的工程引导水的流向，就可以使水流到我们所希望的更远、更广的地区。比如，从长江上游穿越巴颜喀拉山，每年调200亿立方米水入黄河上游，就可以有效缓解西北几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的干旱状态；如果每年从长江中下游调水500亿进黄河，就等于增加一个黄河的水量；更进一步，如果每年从南方调水1000亿、2000亿，那么西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就可以基本解决干旱缺水问题。占国土面积1/6的新疆，水资源达1150亿立方米，如果在把现有水资源控制好、引导好的同时，再由西南调一部分水进疆，就可以使大片戈壁沙漠改变面貌。总之，我们要通过努力，把江河尽可能地控制起来，将更多的水拦在高处，按照我们的意图流向需要的地方，如同大城市的给排水那样，上水随时都有，下水自动排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解决洪涝问题和干旱问题、水资源分布不平衡问题和水资源短缺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治水之路。

《就起草〈关于我国水的几个问题〉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1998年10月18日）

整治国土、安排河山、战胜灾害、改善环境。

为了战胜自然灾害，谋求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祖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和可歌可泣的业绩。大禹治水，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其壮举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两千多年前的都江堰工程，今天仍在造福人民，其智慧为世人所叹服；开掘于1300多年前的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几大水系，其规模仍居当今世界人工河之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伟大号召，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各方面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多了，我们拥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前人无法想象的科学技术和世界上最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3]，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有新的更大的作为。比如，我们能不能通过各种工程，使不同高程上的水流经更多的缺水地区；能不能通过各种工程，实现水资源的跨流域调剂，把尽可能多的水从东、南调到西、北；能不能通过各种工程，大幅度地提高内陆蓄水能力、调控水平和利用程度，变“水害”为“水利”；能不能通过各种工程，大规模地围海造地、改造滩涂，增加陆地和耕地面积；能不能通过各种工程，遏制沙化，使尽可能多的沙漠变成绿洲，扩大农地面积；能不能通过各种工程，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实行小流域系统治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水土流失状况；能不能根据水资源的分布，合理调整工业布局，把用水量大的项目尽可能安排到水源充足的地方；如此等等。当然，把这些设想变成现实，绝不是容易的事，一定会碰到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我深信，只要我们有这种雄心壮志和长远的战略构想，只要我们尊重科学，进行充分的论证，制定周密的规划，只要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锲而不舍，世世代代奋斗不息，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整治国土、安排河山、战胜灾害、改善环境等方面创造出无愧于先辈的伟大业绩，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一定会展现出新的面貌。

《关于农用土地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7月1日）

对西部大开发，既要有紧迫感，又要防止急于求成；既要满腔热情，又要实事求是。

西部大开发是中共中央根据小平同志“两个大局”^[4]思想作出的战略决策，对西部的发展、东部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造成西部地区的落后局面，有主观原因，有客观原因，有政策和工作上的问题，有先天自然条件问题，而且西部各地情况又有差别，在加大开发力度后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长期奋斗。对西部大开发，既要有紧迫感，力争早见成效，又要防止急于求成，一哄而起；既要满腔热情，积极主动，又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之，既要看到重要性，又要看到复杂性、长期性，要注意工作的科学性，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推进。

《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主席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6月19日）

开发大西北关键在于水。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大西北的许多地方确实很难改造成为农地，但确也有许多地方具有开发成为农地的广阔前景。有些地方开发的关键在于水。只要有了水，就能发展农业，只要水资源充足，粮食单产、总产就可以大幅度提高。解决大西北缺水的问题，必须采取一些重大步骤。一是尽量把水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和大规模植树造林。二是提倡合理、节约用水，采用先进灌溉技术，发展节水型农业。三是加快水利建设，把尽可能多的水留在西北、用在西北，特别是对于西北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利项目，应加快研究、论证，早日决策、实施。四是研究从区外调水。有些专家提出从长江上游向黄河上游调水的方案，并已研究多年，还有从雅鲁藏布江调水过昆仑山入新疆的方案，调黑龙江水南下入内蒙古和华北的方案。这些方案如果可行，对改造开发大西北及其他缺水地区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农用土地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7月1日）

要痛定思痛，下决心治理长江，根除水患。

要痛定思痛，下决心治理长江，根除水患。长江闹灾越来越频繁，每次的损失数以亿计，长此以往怎么能行？我们冷静地仔细地想一想，长江今年之所以闹得这么凶，除了自然气候异常外，人为的因素到底有多大？我们多年来干了多少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比如砍伐森林、围湖造田等等？又有多少该干而没有干的事情搁着，比如加固河堤、疏浚清淤等等？大灾之后，如果我们还不下大的决心来根治长江水患，对历史对子孙就很难交代。许多事情都有二重性。一件不好的事情如果处理得当，往往可以导出一个好的结果来。治理长江要花大钱，假如没有今年这样大的灾害，从中央到省上要投入更多的钱来治水，造出的预算就不易通过。因为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大家都眼巴巴地盯着，而在今年这种特殊形势下谁也不会跟你争。就这个意义上说，大的水灾讲多少年一遇，治理长江的机会也是多少年一遇。我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根治长江水患是可能的。这个条件既包括我们的制度和领导能力，也包括我们已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包括我们所具备的历史经验、认识水平、科技水平和施工水平。只要能下大的决心，进行深入周全的论证，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经过不懈的努力，应该说可以从根本上扭转目前这样的被动局面。现在，中央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沿江各省，包括湖北，都要抓住这个机遇，有这样的战略准备。对长江治理我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愿意与大家一道来研讨。

《听取湖北省委、省政府抗洪抢险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8年8月21日）

洞庭湖的治理当前救急要抓四条：深挖泥，高筑堤，强排涝，救命楼。

洞庭湖地区普遍采用的办法，包括洞庭湖治理一期规划、二期规划的主要内容，我给你们归纳为四条：“深挖泥，高筑堤，强排涝，救命楼”。现在看来，这四条措施是管用的，实践证明是当前解决问题比较实际的一个招。尽管这些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湖南这边堤筑得很高，湖北也同样筑得很高，水照样出不去，水位照样往上涨。但是目前来讲，无论如何是堤坝筑高以后水进不来了，堤坝加固了以后冲不垮了，强排涝以后屋子涝不了了，一旦有事老百姓往楼上跑淹不死了。所以这还是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些措施不仅要坚持下去，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现在进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期治理还差1亿多资金，二期治理规划还没有批下来。我回去以后，会积极为你们去宣传、疏通，你们自己也要抓紧。

《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4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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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战国时水利家。约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至五十六年任蜀郡守。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兴办多项水利工程，以都江堰最著名。

[2]又称监禄，秦朝人。曾在今广西兴安附近开凿运河，沟通湘江和桂江的支流漓江，后世称为灵渠、兴安渠或湘桂运河。

[3]《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两个大局”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在1988年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