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

这几年，我们一直把稳定发展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提出“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对这种做法，有些人一直有意见，认为“胆子太小”、“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对“不利面”和“阴暗面”强调得过多，说“出不了大的错误，闯不出大的路子”等等。对这些意见，我们一方面要耐心地倾听，并由思想深处查找是不是有“胆小怕事”、“思想保守”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还是要“顽固坚持”。我们讲稳定发展的方针，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稳定。运动、发展是事物的法则，稳定是指在运动发展变化过程中做到相对平衡发展；联系与制约也是事物的法则，稳定是指协调好改革发展各项事业之间的关系。二是稳步。主要指坚持渐变到突变法则，强调既要积极进取，又不要操之过急，尽量减少震动和颠簸。三是稳妥。对于任何工作，特别是重大改革措施和政策的出台，要周密准备，把握时机，尽量避免失误。

《同中共天津市委全委会议文稿起草组的谈话》（1987年12月19日）

必须坚持稳定、稳步、稳妥的方针。

必须坚持稳定、稳步、稳妥的方针。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许多事情在其他国家不是问题，在我们国家就成了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出问题、走弯路，常常失之于贪多求快。为了改变我国的面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有只争朝夕的精神，积极进取，勇于突破，竭尽全力地把事情办得快些。但在总体上，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太快，中国的事情不能太急，必须坚持“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要时刻注意理顺各种关系，努力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尽量避免和减少大的波折和社会震动。

《在中共天津市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8年12月25日）

要走一步，看一步，稳定一步，前进一步。

看到工作的艰巨性，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盲目乐观。我们是执政的党，执政党在自己国家内部进行改革，表现为改良、渐进和自我完善，而不能搞乱。乱就是乱了自己，要先维持、先巩固。我们的前进是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而不是不管目前实际，不能把事情搞乱，要走一步，看一步，稳定一步，前进一步。不可贪得太多、太快。我曾提过一句话，叫“迈小步、不停步，少走弯路回头路”。因为船太大，人太多，折腾受不了。不用说别的，如果有几千人在市委门前一坐，就什么也干不了啦。就是要稳当一点。因为，一步不慎，造成被动挽回很难。求稳是讲求科学的稳，并不是保守。现在不少事情很复杂，横竖交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我们还处在混沌的必然之中。要承认事情的复杂性，要进行探索，循序渐进，不看准了不能走，对事关大局的问题要慎之又慎。魏徵说过“深慎”，后来又有人改成“审慎”，我看审慎这个词好。什么事首先看谨慎的程度。当前，许多地方存在不安定的因素和苗头，有的地方部分学生为什么折腾？有的地方公共汽车司机怎么可以罢工？都说明存在着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如果由于我们工作不慎，把事情诱发出来就会追悔莫及。这种局面对我们每个常委同志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谨慎再谨慎。

《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与插话》（1986年2月21日）

我们犯错误，出问题，很多是由于要求过急、过快。

我们之所以强调稳定发展，目的在于提醒大家在顺利发展的形势下保持冷静的头脑，对于已经存在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有个清醒的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教训深刻地说明，情况一顺利就容易头脑发热，形势一好转就容易胡乱折腾，办事情、想问题，习惯于带政治运动色彩，这是一个顽固的老毛病。我们犯错误、出问题，很多是由于要求过急、过快。因此，必须把稳定发展作为始终注意的大问题，随时加以警惕，防止急于求成、盲目折腾。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像列宁指出的那样，获得必要的政治敏感，敏捷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倾向，做到居安思危，审时度势，随机应变，驾驭局面，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12月26日）

在稳定中求发展，看起来慢些，实际是更快。

稳定的方针，是积极进取的方针。稳定不是原地不动，更不是消极退缩，而是为了更扎实、更顺利地前进，更好、更快地发展。保持稳定发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必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决不可以慢慢腾腾、拖拖拉拉、散散漫漫、冷冷清清。该办的事情仍然要办，该快办的事情仍然要快办，而且要办得更好、更节省。特别是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要进一步加快步伐，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入的程度上展开。即使是必须缓办、停办的事情，也不允许消极被动，敷衍了事，也要全力以赴，妥善处理，做到平衡衔接，井然有序。为了保持稳定发展，各级领导需要更加振作精神，克服消沉畏难情绪，兢兢业业地扎实工作，动员起千百万人的力量，万众一心，艰苦创业，共同战胜暂时的困难。这就是说，只有用积极进取的态度，才能获得局面的真正稳定；只有保持局面的真正稳定，才能更好地积极进取。稳定当然有取有舍，有进有退，但小有所舍是为了大有所取，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我们共产党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当前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不想把事情办得多一些，把建设搞得快一些？问题在于是真想、实想，还是假想、空想。真想快，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稳步前进，不能急于求成，盲目行动，草率决策，操切从事。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想快反而更慢。我们这个国家人多、国大、底子薄，情况复杂，想在短时间里出现什么人间奇迹，只能是一种幻想。按照规律，循序渐进，在稳定中求发展，持之以恒，积以时日，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样做，看起来慢些，实际是更快。

《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12月26日）

很多事情按客观规律办，看上去是慢了，但实际是快了。

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来讲，从建立经济新体系的意义上讲，毫无疑问，改革具有革命的意义和性质。但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建立在自己取得政权的基础上，不涉及一些根本问题，比如，还是我们掌握政权，基本国策没变等，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方法。因此，改革在方式上，表现为渐进性、改良性。所谓革命具有质变的意义，但现在的改革这种质变是通过改良的方式逐渐来完成的。这就是取得政权和未取得政权的根本区别。自己取得政权后，仍把任何暴力破坏看成是革命的性质，就等于破坏自己。现在不是还提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嘛，这就是说改革体现了革命性。所以要把改良和革命的关系讲清楚，不然会让别人误解。人家会说你讲改良性是什么意思。我讲过，就我国目前形势看，就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看，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要求来说，我们的改革必然表现为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所谓渐进性，就是事物发展的量与质的关系，一定要从量变、渐变到突变、质变。所谓同步性，就是事物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制约，这一点很重要，不承认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制约，而想用某一招就使全局有所突破，这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上可以，但在整体上、比较长的时期里就不存在、不成立。所谓迂回性，就是有时为了前进，先停一下，或后退；为了走直路，先走弯路；为了快先慢；为了进攻先防御，也就是波浪式前进。不知迂回，一个劲地进攻，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鲁莽家”。我讲过，同步协调、综合治理可能是我们国家当前值得研究的带有根本性的大政方针。不注重协调，孤立地突出某个方面，而又着急贪多、求快，毫无疑问，一定是主观唯意志论，国家肯定会出问题。所谓着急、积极，真积极应该表现在对客观规律的充分了解、认识和掌握上，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顾客观规律，瞎着急，最后一定是蛮干。很多事情按客观规律办，看上去是慢了，但实际是快了。相反，有些事情违背客观规律，看上去热热闹闹，很快，但实际却造成破坏，反而慢了。我们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潜移默化地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和认知：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必须遵循规律、探索规律，而不能离开规律，更不能去创造规律。在研究问题的过程中，在领导过程中，都要不断提醒大家：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否则，要受到惩罚。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谈话》（1988年11月21日）

经济上的贪多求快，政治上的运动方式，思想上的唯意志论，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

总结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经济上的贪多求快，政治上的运动方式，思想上的唯意志论，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一叫贪多求快。形势一好转、一顺利就头脑发热，高指标，瞎指挥，胡乱折腾。因为着急，往往不顾客观条件，脱离国情，脱离实际，什么15年超英赶美啊，什么1070[1]啊，什么“过黄河”、“过长江”、“上纲要”啊；因为着急，往往是一刀切、一阵风，不讲规矩，没有章法，结果是因急而乱，因乱而错，因错而慢，事与愿违。二叫运动的方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带有农村的特点、战争的痕迹、运动的方式。为实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往往用政治运动的方法，反右倾、批保守，说空话、唱高调，只讲解放思想，不讲实事求是，纵向不衔接，横向不协调。结果是政治上很热，经济上很乱。三叫唯意志论。缺乏调查研究，不从实际出发，不遵循客观规律，凭主观想象决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万般无奈，停下来“大修”。

搞建设要有渐进性、同步性、迂回性。渐进性讲扎实工作、量变到质变，同步性讲横向协调同步，迂回性就是说有时候要先慢下来或转个弯。总的说，就是要稳步前进。

《同身边工作人员谈城市协调发展问题》（1988年3月8日）

治理整顿决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停滞不前，有些治理整顿的内容本身就是改革开放。

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符合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对这个根本方针，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听到什么议论，都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至于这几年的改革开放，还有没有需要进一步研究、调整的地方？我看还是有。应该说治理整顿非常必要，但治理整顿决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停滞不前，更不是不要改革开放。治理整顿的最终目的是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有些治理整顿的内容本身就是改革开放。

《听取深圳市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月30日）

改善宏观管理，促进微观搞活。

进一步放开搞活，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但是，微观搞活不能离开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的程度取决于宏观控制的水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还没有确立主导地位。同时，宏观管理部门一些该管的事情没有去管或者没有管住；一些该放的权力还没有放下去或者放得不够；有的还原封不动地沿用一些过时的管理方式，思想还没转到为企业服务上来。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整个经济环境还不够宽松。因此，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促进微观搞活。在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原则，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同时，从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人民生活出发，调整投资方向，做到紧中有活，有保有压，该保的保，该压的压。要加强消费基金的管理，使生活消费增长的幅度与生产发展相适应。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乱涨价的行为，逐步理顺价格体系，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要按照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把天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8年4月22日）

微观搞活是宏观控制的基础，宏观控制是微观搞活的前提，二者不可偏废。

改革既包括微观放开搞活，又包括宏观管住管好。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就必须改革过去那种过度集中的排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最终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者。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这种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坚持实行有计划的宏观经济的控制、调节和管理，使企业发展符合社会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要求，并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基本平衡。只有宏观控制得当，微观才能搞活。失控不是搞活，失控不是改革，如果宏观失控，不是全局皆乱，就是全局皆死，最后微观也活不起来。因此，加强宏观控制正是为了更好地把微观搞活，使微观经济在宏观控制下，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自己的活力。可以说，微观搞活是宏观控制的基础，宏观控制是微观搞活的前提，二者不可偏废。

《在天津市区县局领导干部会议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7月25日）

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应该像风筝，放出去了，有线牵着；而不应像放生，放出去后回不来。

要放得出去，收得回来。只讲宏观控制，不讲微观搞活，那不叫控制，而叫管死；只讲微观搞活，不讲宏观控制，那就会失控，就要搞乱。控制是指能放出去，又能收回来。不放开搞活，无所谓控制；放开而失去控制，无所谓搞活。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应该像风筝，放出去了，有线牵着；而不应像放生，放出去后回不来。

放开的程度与范围，取决于控制能力。换句话说，放的内容多少、范围大小，要看控制能力的大小、强弱。放得多，放得大，是控制能力强的表现。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不是不要控制，不是不要计划，而是要在宏观控制的范围之内，放开、搞活。

宏观控制必须采取综合的手段。宏观控制要从全局出发，要有通盘考虑，要看到长远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只看一时一事。采取的方法不能单打一，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教育的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这就是我们常讲的，经济利益、思想教育、行政干预“三管齐下”。

《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9月7日）

对国有老企业实行外资嫁接是一条路子，但也要慎重。

对国有老企业实行外资嫁接是一条路子，但也要慎重。嫁接，也就是合资、合股，这本身没有毛病，成功嫁接的经验也很多。问题是现在外资嫁接的对象，多是我们挣钱的企业、有前途的企业，真正困难的企业谁也不来嫁接。比如，天津的夏利汽车厂，年利润十几亿，但由于一时没有流动资金，支撑不下去了，这时就有一位外商来嫁接，投入11亿人民币，要50%的股。这个工厂有多大呢？它包括总装厂、内燃机厂等5个工厂，仅原天津拖拉机厂部分，就有几平方公里地盘、上百万平方米厂房。11亿人民币就买走那么多、买走终身！我去做了工作，最后由我们的银行解决了流动资金问题。所以，不能笼而统之地说外商有资金、有技术、有市场就可以随意嫁接。

《在辽宁考察工作期间的谈话要点》（1995年4月10—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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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提出，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号召1958年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