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络疗法（phlebotomy）和放血疗法（bloodletting）是最古老的一种医疗方法，从有文字记载至今已经使用了3500年，公元前16世纪诞生于尼罗河畔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后传至古希腊和古罗马，然后在整个中世纪广泛流行。采用水蛭吸血的疗法在公元前1世纪的叙利亚人就开始使用，并在中世纪盛行于欧洲。在19世纪初，放血疗法达到巅峰，但到了19世纪末，该疗法落入低谷。

古埃及医生称谓的“圣书体”符号文字可能与放血疗法有关（图2-1）。古埃及医生的称呼是“ swnw”，在 Gardiner sign-list T 11的“圣书体”符号文字“lancet（尖样物）”是三音节“ swn”的发音，而“pot或bowl（钵）”在 Gardiner sign-list W 24的“圣书体”符号文字的双音节发音则是“ nw”，集合而成“ swnw（或 sinw）”；而端坐的是典型的古埃及象形符号文字人的代表（ Gardiner sign-list A 1），意味此人在用针或刀样物来放血治疗患者，钵则是用来盛血或其他废物的医疗器皿，故而特指医生；也说明古埃及医学体系中有放血疗法（图2-2）。人们已经发现公元前2700年以前的古埃及青铜针刀具（Halioua；2005.Nunn；1996）。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于构成医生象形符号文字的含义，带lancet的人含义是什么？医史学家有两种意见：其一是医生常要治疗的是战场上的箭伤，另一种意见是医生的外科手术柳叶刀；但另一种可能指的是“医用针类器械”。

最早记载放血疗法的是公元前1552年的古埃及Ebers纸草文，该文中叙述了在腹部出现肿胀时将针或刀在火上烧热后刺入腹脐区（Ghalioungui；1987）。犹太法典推荐每周的特殊一天和每月的几天实施放血。作为类似的惯例，基督教的一些经书中也提倡在圣人节（saint’s days）放血；伊斯兰教的信徒也倡导在发热疾病时采用放血疗法。在伊斯兰理论传到讲拉丁语的欧洲国家后，放血疗法使用范围就更广了（图2-3）。放血疗法和烧灼法一起构成了阿拉伯外科的主要部分，也是古印度（Ayurveda）和玛雅医学的组成部分。

早期的刺络放血疗法工具（和中国一样）都是采用尖石、植物的棘荆或动物的利齿和鱼的脊椎骨。希腊语中的“Phlebos”含有“脉”的意思，而“tome”则是“切割”。“phlebotomy”就单指“刺络疗法”。“bloodletting”是现代放血疗法的英语词汇，是真正意义的“venesection”（静脉切开放血术）。这两者之间意思相同，但放血的量有差异。盖伦说过，刺络疗法的放血量要尽量少。实施放血疗法的医疗理发师们发展了一整套的放血操作规程和工具，放血疗法的双刃刀具叫“柳叶刀”（图2-4），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 The Lancet”（《柳叶刀》）就是来自放血用的双刃刀片而不是外科手术的单刃刀片。

静脉切开放血术常常被古人称之为“静脉呼吸”，主要是位于外周的大静脉，如前臂和颈部的静脉。而在动脉切开术（arteriotomy）则常采用点刺放血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仅用于颞部动脉。划痕放血术（scarification）常取浅表血管，用吸杯负压吸血；另外，还有采用水蛭吸血的放血疗法。

1851年，那个时代法国最优秀的解剖学家、外科医生兼著名医史学家Malgaigne曾说过：纵观全局，放血疗法史几乎构成了整个医学理念的历史（The history of bloodletting，considered in its totality，would constitute almost by itself the history of all medical doctrines）。

古希腊是放血疗法蓬勃发展的时期，医圣希波克拉底文集有70余处涉及放血疗法。希波克拉底在 On the Nature of Man一文中写道：“Bloodlettings to treat pains in the back and loins should be made from the hams and the outside of the ankles.”（放血治疗腰背痛应取膝腘部和足外侧）。放血疗法的理论基础源自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他们认为生命依赖4种体液——血、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而这4种体液对应空气、水、土和火，和中国的“金、木、水、火、土”接近，多了个“气”，少了“金和木”。古希腊人认为，血在4种体液中是占主导地位的。盖伦首先发现在动脉和静脉里灌注的是血液而不是空气，认为血液是造出来的，然后使用完；血液不是循环的，因此它可能淤积在末端而“过剩”。正如中医里滋阴派讲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样，中医滋阴，古希腊医学放血（还包括使用催吐剂、催泻剂、利尿剂，以及采用饥饿疗法来维持体液的平衡）。盖伦是刺络疗法的倡导者和推广者，这种疗法涵盖了希腊-罗马时代医学理论的核心（图2-5）。

盖伦详细阐述了身体和疾病的理论，并使放血疗法作为治疗许多疾病的优选，而且还是预防疾病的主要手段。盖伦用放血疗法治疗很多种疾病，如痛风、关节炎、眩晕、癫痫、抑郁、肺胸膜炎、胸膜炎、肝病、眼病和出血症等。他推荐放血的部位是疾病同侧的血管，如在治疗鼻出血时取同侧肘部刺络。盖伦认为放血是“基本的治疗方法”，适用于“任何危重病”。在他之前的医生也认为放血疗法是“所有治疗方法里面最有效的”。盖伦认为希波克拉底和很多著名的医生都推动了局部对应放血疗法的发展，不同疾病需要在不同地方放血。盖伦还把人体皮下的动静脉和身体各个内脏器官联系称之为“相表里”，不同的疾病在“相表里”的血管放血：右侧肘部放血治疗肝痛，左侧肘部放血治疗脾痛，因为右肘部的血管与肝相联系，而左侧血管与脾相联系。古希腊和古中国的医生们都明白正确选取血管部位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体有各自独立的并且相互有交汇的管道。因此，如果在与病变部位不符的血管放血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在盖伦之后，由于放血疗法涉及血管切开和刺络，这种工作形式导致了非放血医生和放血医生的分工。但在中世纪，外科不很成熟，116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放血疗法转入民间，由医疗理发师代替。直至今天仍在使用的理发店红蓝白条纹柱标志即是从理发匠使用的放血疗法派生而来；红色代表动脉血液引流，蓝色代表静脉血液引流，而白色代表止血用的绷带（图2-6）。在欧洲，早期的外科医生多为医疗理发师，16世纪的法国医疗理发师Ambroise Paré（1510—1590）还被称为“外科医生之父”。

占星术在14—15世纪的医学领域有重要位置，放血疗法也受十二宫图影响；1408年的放血疗法图就标明了身体每一个部位与十二宫图之间的关系，放血治疗的部位与放血治疗的时间有着特殊的联系（图2-7）。

由于放血疗法的切口在缺乏抗菌药物的时代时常出现感染，加上对柳叶刀的恐惧，长期以来也常将医用水蛭作为实施放血疗法的重要工具。水蛭具有3个口（吸盘），每个口里都有上百颗尖利的牙齿，水蛭在吸血的时候能释放出抗血凝素，还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因而在当时的欧洲家庭广泛饲养这种动物自行放血。

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里，放血疗法是最盛行、最繁荣而且最被信赖的外科治疗方法。放血在一些急症方面是基本的治疗手段：比如癫痫发作、中风、高热。近两千年，放血疗法一直是西方保健治病的基础疗法，直到哈维之后其应用才减少。

1628年，哈维对放血疗法提出强烈的质疑；1800年，法国医生组织认为放血疗法对治疗肺炎和发热性疾病完全无效。

古印度和南美洲的玛雅都盛行放血疗法。

放血术在印度医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4世纪，经印度著名医家龙树整理修订的《妙闻集》中曾多次提到放血疗法，而且把放血疗法作为外科医生的基本操作。

远在南美洲的玛雅文明，其玛雅医学与中医学有太大的相似之处，和中医理论阴阳学说不同的是，玛雅医学的二元论是“冷和热”；玛雅从事这种医学的医生称之为 Curanderos。其医学系统中有类似行气疏血的“ wind channels（风脉）”系统，通过头面部、胸背部，沿臂部和下肢的关节循行； tuch（肚脐，相当于中医的丹田，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发音）是中心。在 wind channels上分布有50个左右的治疗点，这些点与中医穴位的位置和主治都很近似。采用的疗法也包括针刺放血、推拿、热灸、拔火罐和膏药加热贴敷等（图2-8）。在针刺时，所选用的放血疗法针具有植物的荆棘、响尾蛇的犬牙、动物的尖牙、尖嘴鸟的喙、豪猪的刚毛或鱼的脊柱骨；玛雅的针刺疗法分别有 jup和 tok两种。 jup刺法是不出血，其功能是行气活血，所选择的治疗点（即玛雅“穴位”）多不在病痛位置上；用荆棘或鱼的脊柱骨快速3次刺入皮肤约1cm深，或用荆棘、动物的尖牙、尖嘴鸟的喙、豪猪的刚毛反复刺激皮肤表面而不刺入，直至皮肤出现红肿。 Tok是放血疗法，常用于治疗血气过盛和内风（Garcia；1999）。

这些疗法的点几乎都在中医穴位上或附近（图2-9）；根据表中的玛雅“穴位”主治表明，它的治疗效应与中医针灸的主治几乎是相同的，但中医穴位的主治范围比玛雅“穴位”的主治要宽泛得多（表2-1）。玛雅文明的传承是世界文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学者认为由于玛雅文明晚于中国文明，与古埃及特别是与古代中国的文明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在欧洲非常流行的放血疗法由殖民者传到了美洲大陆。美国著名的医生，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唯一一位医生Benjamin Rush，就是放血疗法的推广者和实践者。但在1799年底，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因咽喉炎被他的学生给予超过2500ml的放血治疗导致失血性休克而逝世，从而使放血疗法在美国受到极大质疑。在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随着不断的科学证据都证明放血疗法对患者的伤害，这个流行了2000多年的疗法才终于淡出了欧美的历史舞台。

在中国的早期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希腊《希波克拉底文集》里，关于针灸和放血疗法的差别还不是那么大。《素问》早期章节中放血疗法占重要地位，论及此疗法的竟多达40余篇，从理论到临床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其中对放血疗法的机制、施术部位、操作手法、适应证及禁忌证均作了详细的论述。而时间稍晚的篇章中放血疗法基本消失。《难经》中没有放血疗法的记载，以后的中医著作也很少提及放血疗法。早期的针具如砭石或青铜针具是用来切开脓肿放血的，与后来针刺疏经活血的作用并不相同。九针中的“锋针”就是用来实施放血疗法的，《黄帝内经》中如“刺络者，刺小络之血脉也”，并明确提出刺络放血可以治疗癫狂、头痛、暴喑、热喘、衄血等病证。《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凡用针者，虚则实之，满则泄之，宛陈则除之，邪胜则虚之。”则是针刺法和放血法并用。《新唐书》记载唐代御医用头顶放血法治愈了唐高宗的“头眩不能视症”。宋代已将该法编入针灸歌诀“玉龙赋”。金元时期，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的针灸医案，几乎全是针刺放血取效，并认为针刺放血攻邪最捷。衍至明清，放血治病已甚为流行，针具发展也很快，三棱针已分为粗、细两种，更适合临床应用。杨继洲《针灸大成》较详细地记载了针刺放血的病案；叶天士用本疗法治愈喉科疾病；赵学敏和吴尚先收集了许多放血疗法编入《串雅外编》（1759）和《理瀹骈文》（1870）中。近代，尤其在民间仍广泛地应用放血疗法，其价值渐为人们认识和接受。

但应该清醒的是，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念与中医学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放血疗法与针刺疗法分道扬镳。在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体系中，疾病的理念是“四体液病理学说”。他认为有机体的生命决定于4种体液——血、黏液（痰）、黄胆汁和黑胆汁。这4种液体配合正常时，身体就处于健康状态，否则便生疾病。在这种理念下，体内的液体成分清除则成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主要治疗手段，于是乎采用放血疗法去除过多的血液，采用催吐法清除过多的黏液，采用下泻法排除过多的胆汁，以达到体液的平衡，从而促进疾病的康复。而中医学理念中，健康与疾病和气血的畅通与否密切有关，而主要不是它们的多寡，行气活血才是治疗的本质，于是乎采用针刺疗法调节气行、疏通血脉，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