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主要框架

本书主要内容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理论渊源。第二、三章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的理论成果进行考察与研究。第四章从实践入手，重点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两个方面来实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现状。第五章通过分析理论成就与实践结果出现偏差的原因，着重探讨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一矛盾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做出的对策努力。

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的理论渊源。梳理了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对生产力思想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产力思想、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生产力问题的思考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产力思想新发展，分析归纳这些理论成果的特点，及其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生产力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从纵向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进行历史考察。根据不同阶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生产力认识新起点时期、生产力认识深化时期、生产力认识理论化时期和生产力理论丰富发展时期。在这四个阶段，先后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论、科技动力论、跨越式发展论、可持续发展论、先进生产力论、科学发展论和文化生产力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目标。随着实践的推进，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在不同时期，党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关注和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研究内容趋于深入，解决方法也趋于科学、理性。但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是“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些理论成果也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具体成果。

第三章主要研究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形成的相关理论的基本内容。它主要是对第一部分内容的归纳与总结，是从横向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的内容进行梳理，主要由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彼此间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理论组成，即市场经济体制论、科技动力论、跨越式发展论、可持续发展论、先进生产力论、科学发展论和文化生产力论。它们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即“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怎样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其中，最具有指导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论。无论是科技动力论、跨越式发展论，还是可持续发展论，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生产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要实现生产力的科学发展。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论是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的核心理论，是生产力发展的落脚点。

第四章着重以实证考察、调查研究、数据统计为主要研究方法，努力把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程度真实地、准确地、科学地展现出来。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之改革开放之前有巨大发展，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比较落后状态。从社会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来看：局部地区、部分产业部门已实现生产力的“二元结构”，但总体上三元结构^[44]现状没有改变；区域生产力发展严重不平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不利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缓慢前行并存，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阻碍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慢，不利于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技术结构不合理，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落后的科技水平并存，技术水平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不均衡，不利于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五章综合分析前三章内容，明确了无论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从生产力发展程度来说，实践结果与理论设想都有较大差距，生产力发展面临着挑战与机遇。这部分内容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剖析党如何应对这些机遇与挑战。从微观层面上，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程度指标体系入手，探寻改善生产力发展不协调、不均衡的具体措施以提升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宏观上主要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入手，找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改革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能源短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现象仍很严重，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发展方式有待于真正实现转变；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较弱，自主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结束语部分主要归纳出当代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思想的规律，并初步思考与本书相关的两个问题，即关于生产力发展问题研究背景的思考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生产力发展理论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中国特色生产力发展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2] 参见张志诚、张佐友、林万雄、李海波主编《生产力经济学辞典》，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年版。

[3] 孙显元：《科学和生产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4] 熊映梧：《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5] 参见唐昌黎《生产力经济学的新进展——王慎之〈生产力理论史〉评介》，《经济问题》1989年第9期。

[6] 黄焕山：《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范畴新论》，《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年第5期。

[7] 张文波：《对生产力范畴的重新认识》，《发展论坛》2001年第8期。

[8] 涂金坤、王志国：《生产力理论的研究与当今世界》，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9] 林岗：《生产力概念的深化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9期。

[10] 参见王征国《新生产力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 刘长兴：《可持续发展视野中的生产力范畴》，《长白学刊》2004年第4期。

[12] 史成志：《生产力概念宜重新界定》，《学术论坛》2006年第1期。

[13] 孙大德、张佐友、冯大愚：《生产力经济学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14] 王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同层次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4年第6期。

[15] 钱学森：《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些思考》，《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5期。

[16] 内在方面：运行机制、动力、宏观机理、自组织机制、微观成因。外在方面：转化的条件、主要途径、制约因素、难点与对策。

[17] 滕福星：《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系统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9期。

[18] 赵五星：《北大方正主要发明人王选教授谈科研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中国科技信息》1993年第1期。

[19] 李庆臻、安维复：《科技生产力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0] 文兴吾：《第一生产力与科教兴国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 参见杨明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309页。

[22] 于金富：《生产力观点：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9期。

[23] 魏世梅：《三代领导人生产力理论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4年第3期。

[24] 参见郭德宏、易炼红主编《先进生产力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5] 《谷物论》，《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

[26] ［法］让·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0页。

[27] 马克思通常列举的社会生产力包括：协作、分工、机器、科学、自然力的利用。他从不同角度对生产力概念进行描述。从生产力与人的关系指出，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公开展示”；就生产力的作用而言，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的革命因素。他在《哲学的贫困》中这样阐述：“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28] 张志成、张佐友等主编：《生产力经济学辞典》，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9] 章猷才：《对局与风险：改革开放以前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30] 参见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31] 参见贺汉魂、皮修平《生产力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人本分析》，《学术交流》2006年第1期。

[32] 参见史成志《生产力概念宜重新界定》，《学术论坛》2006年第1期。

[33] 他归纳出生产力的8种特性：协同性和整体性、平衡性和协调性、层次性、延续性、扩散性、阶段性。国内有不少学者着重就此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也提出生产力的许多特性：诸如继承性、延续性、客观性、连续性、阶段性、多层次性、革新性、领先性、借用性等。

[34] 对此，马克思有段经典描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3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3页。

[36] 张志成、张佐友等主编：《生产力经济学辞典》，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37] “各种经济时代的，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同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38] 张志成、张佐友等主编：《生产力经济学辞典》，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39] 因为每一代人已经掌握了他们先辈获得的生产力并能转而利用来作为发展其自身生产力的基础。然而，随之而来的社会进程是辩证的（即革命的），而不仅仅是累积的（或演进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40] 罗荣渠在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架构的设想时，也提出，“人类历史发展归根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并把它称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指出“衡量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客观标志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6页。

[41] “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是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国家所拥有的作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即农业的、工业的与商业的物质资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2—193页。

[42] 参见［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43]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页。

[44] 从生产力性质变革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已经相继经历了三个生产力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生产力，即手工生产力阶段。从人类社会诞生到第一次产业革命（18世纪中叶）为止，均以使用手工工具为其基本特征。第二阶段是近代或传统生产力阶段，即机器生产力阶段。这一阶段的生产力，起关键作用的已不再是材料而是能源。这一阶段又可分为蒸汽时代和电力时代。第三阶段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现代生产力即信息生产力阶段，又称为现代生产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