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董晓萍

这里所讨论的新时期民俗学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关系，不是指民俗学怎样为国家文化建设服务，而是指民俗学怎样将国家文化建设纳入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和21世纪有不同的认识。

在20世纪的民俗学中，三文明社会（前文字文明、前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社会）及其民俗研究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在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在讨论民俗学的性质和功能上，则形成了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对应发展的经典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俄国的普罗普（Vladimir Propp）就已提出，民俗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俗学是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越性的工具，民俗学研究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将传统社会的口头文学、民间信仰和民族文化纳入建设范畴的具体过程[1]。比普罗普还要早几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钟敬文已发表文章指出，应考虑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适时地转变为新型社会构建要素的可能性。他根据当时即将开展国家民主政体建设的趋势，认为，有必要抓紧口头文学和人民文化传统的研究，将其优秀成分视为民族文化财富，纳入新社会建设[2]。在新中国史上，陆续出现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成果还有很多。在这一时期，在我国人文社科的其他领域，也都有各自的研究著述。在民俗学的对象中，中下层文化，对应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主体阶层，在彼此适应中互动，社会发展了，文化就发展；文化繁荣了，社会就繁荣。

但是，在当代，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的对应关系发生了错位，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了快速变化。由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和市场经济等新因素的羼入，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距市场最近的民俗，成了“最炫民族风”。非市场化的民俗，虽靠近历史传统和农业社会，曾被民俗社会成员肩扛手捧，现在却被锁在崇高礼仪、口承世传和手艺绝活中日渐冷落，两者矛盾突出。民俗学者需要重新面对20世纪民俗学提出的社会分层与文化分层对应的经典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新阐释。当然，这也取决于民俗学者参与建设国家文化的决心和能力。

还有两点要注意。第一，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对多元文化的“解密”，中西民俗学展现了各自的学术优势。被西方同行分段切分的三文明研究，在中国民俗中却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下来，而且从20世纪起就被混合地考察或被整体地研究。我们曾羡慕西方学术主流，现在也看清了自己的优势。民俗学往哪里走？是继续跟在西方主流文化后面当“漂流瓶”，还是深入研究中国整体文化中的特有民俗文化？这要我们自己去思考。第二，在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建设的方面，中西差距也很大，特别是在人口、教育、城乡、民族、地方和宗教等问题上，中国民俗学要解决的问题难度更大。民俗学能否在新的世界氛围和国内环境中得到新发展，也要看能否拿出理论新成果。

本文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概念与民俗学研究问题的再分类，二是新时期民俗学理论建设的重点领域。在这两点上，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功能都要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