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缓解工业社会中社会矛盾冲突的实验

第四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中社会矛盾冲突的实验。我们知道，我国的改革开放包含几项最基本的内容——引入市场机制、工业化、城市化等。全世界的历史都证明，这个时期是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激化社会矛盾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化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明显。国内一般将几十人以上的聚众事件称为“群体事件”，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达到上万起，导致群体事件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农民维权，大多数是征地引起的。第二类，工人维权，大多是劳资纠纷、劳动关系纠纷引发的。第三类，市民维权，大多是城市管理中的问题引发的，因素比较庞杂，因房地产纠纷的、因环境问题的目前占比例较高。第四类，其他各种社会纠纷。四类中，农民维权事件占的比例最高。

我们知道，当年欧洲社会处在这个转型期的时候，也是工人运动、社会冲突连续不断，甚至曾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中国虽然社会群体事件不断，但是，矛盾大体上在地方、区域范围内就处理了，没有形成全国整体的社会运动。总的来说，中国比较巧妙地运用了三个优势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一是政府管理优势，上文已述，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在处理社会矛盾方面，政府的应对能力、处理危机能力比较强大。当然，仅仅靠政府强大和政府强干预也不行，绝不能忽视民间力量的重要功能，下文会阐述民间力量的缓冲作用。第二，组织资源优势，中国社会最大的优势，其实既不是自然资源也不是人口众多，而是各种各样的组织资源，下文专有表述。比如工人有中国特殊的工会组织，青年有中国特殊的共青团组织，妇女有中国特殊的妇联组织，农村有村委会、党支部，城市有特殊的街道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组织等等。第三，和谐文化优势。中国人文化上讲和为贵，讲整体利益，这与西方人的“个体本位”文化（梁漱溟语[6]）完全不一样。此种文化在下文所述的多种缓冲机制中都发挥了作用。

在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实验中，中国政府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念，一个是“和谐社会”，另一个是“社会管理创新”。怎样实现和谐社会呢？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其一为“民主法治”，其二为“公平正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积累了六十多年的经验，要想长治久安，在政治上只能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当然，共和国在前二三十年的实验里，民主和法治都出了问题，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大民主”，但实际上是引发了大动乱。“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被砸烂，更谈不上什么法治。法治的建设在改革以后的三十多年里，立法做得比较突出，但是，要真正实现法治不是颁布了法律就可以的，而是要让法律成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要实现这一点恐怕还要走相当长的道路。至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上文已述，分配领域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公平正义的实现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事情。在实践的层面上，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说，按照传统的管理方法难以解决当前的问题，要针对今天的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是有很强的自愈能力的。社会的多种机制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与转型中发挥着社会自我协调的功能。这些机制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新生的，它们大体上都对于因社会急剧变迁而造成的一部分人出现的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下降起到了帮助和辅助的作用。笔者试分析以下六种。

第一，基层组织“缓冲机制”。上文已述，中国是组织资源最为发达的社会。长期以来，中国通过这套组织资源实现了极为罕见的社会动员。改革以后，从表面上看，层级的组织管理体系有所弱化，但是，2003年对于突发的“非典”危机的处理和2008年对于四川大地震的应对，再次证明，即使在市场转型以后，我国的组织资源仍然是极为强大和有效的。目前，在社会转型中，与老百姓联系最为密切的组织资源是城市里的街道、社区居委会，农村的村委会等。

第二，传统单位体制的“缓冲机制”功能。近来关于单位制的探讨大多集中在讨论市场转型时期单位制的变迁和衰落方面，而对于市场转型中单位制为缓和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继续发挥功能方面关注得不够。其实，即使在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转制，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人员激增的时期，单位制还是在发挥作用的，下岗、离岗、内退等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与单位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不少单位在不同程度上为曾经工作过的职工提供了一些福利。当然，对于单位承担的社会功能，新近的说法是单位的“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政治身份群体“缓冲机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传统优秀政治身份的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一些社会照顾和福利，比如，市级以上的劳动模范、革命伤残人员、军属、烈属等受到了一些政策的保护，缓解了他们的一些危机。

第四，新的社会保障机制起到了缓冲社会矛盾的功能。新世纪以来，针对城市里出现的地位下降群体或新的贫困层，国家和各级政府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保障机制。

第五，子女地位上升对于父母地位下降的补偿功能。虽然一批老国企职工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了，但是，年轻的一代却迅速成长起来，所以，家庭中工作不久的孩子收入明显超过父亲和母亲的现象比较普遍。这里面有明显的代际补偿，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缓冲现象。

第六，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缓冲机制。笔者的研究证明，在我国，家庭内部的经济互助、金钱帮助是十分普遍的。家庭中一个成员富起来了，父母就会出面调节，让兄弟姐妹之间能够互相帮助，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使得下降流动的成员得到了经济补偿，缓解了他们的危机，这是一种特殊的缓冲机制。

以上所总结的我国社会缓冲机制的形成和发挥功能说明，正像一个人具有免疫系统一样，一个社会也具有它的免疫体系，也具有自愈的能力。改革三十多年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遇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分化、社会解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往往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但是，社会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这就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和自愈功能也在发挥作用，而社会缓冲机制就是社会的免疫系统和自愈功能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人对于社会的理解，自古称作“治乱兴衰”，即将中国社会的状态分为“治世”和“乱世”。治世是“国泰民安”，如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乱世是“兵荒马乱”人民生活不安定，如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时期，“内战外患”时期，“文化大革命”也通常被视为乱世。从中国特有的这种历史长河的视角看，尽管中国还有多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但是，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还是属于“治世”。从历史的纵向比较看，中国当前还是近一百多年以来比较好的发展时期，还属于“大治”之世，与“文化大革命”的“大乱”之世形成鲜明对照。所以，这里阐述的这第四种实验，还是有成绩的。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能就此止步，中国的社会实验也还要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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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3—670页。

[2]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0页。

[3]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4]王平：《地根政治：全面解剖中国土地制度》，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2005年8月。

[5]［美］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