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文化建设的概念与民俗学研究问题的再分类

（一）民俗学视角的国家文化建设

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指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在21世纪的开局20年，以中国为主体，面向世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探索成绩和实践经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国家文化建设的结构和内涵，加强以文化引领经济的理论建设、能力建设和相关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

民俗学研究国家文化建设问题，要有针对性目标，才能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应从民俗学角度，对20世纪后期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运行的经验教训，作出描述性的解释，提出可以参与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运行与民俗文化良性运行的整体关系，国家公共文化政策与投入民俗文化服务的协调关系，政府文化工作进入联合国人类遗产保护框架后对维护原地文化权利和改善原地人民生活的关系，我国对外文化输出中的民俗代表作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在世界灾害一体化的变迁趋势中，对优秀民俗在综合防灾减灾工作体系中发挥文化作用的评估，等等。所谓基本问题，也正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民俗学需要在这些领域里占有话语权。

西方发达国家已实现现代文化输出的战略转型，它们采用政府、民间和外界都能接受的民俗文化传播方式，塑造一种人文亲和的姿态，实施国家文化战略建设。其实我国在这方面的传统更为深厚。我国还在长期统一的社会发展中，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中华民族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不论中国的经济崛起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不重视这宗民俗文化财富。在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国家文化建设的目标上，民俗学的研究正是一种学术支撑。

（二）民俗学研究问题的再分类

从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国家文化建设问题的分类，指从总结和预测的两个方面，描述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所高度认同的国家文化系统的整体结构，其中包括国家管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也包括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和遗产文化。民俗学通过科学的问题再分类，促进完善新时期国家文化建构，并在这一过程中，将民俗文化传承变成文化权利。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民俗学研究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要关注它的主体结构部分，即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也称“政府主导文化”），同时要将我国人民集体创造与长期共享的其他层面文化纳入政府主导文化结构综合思考，将政府主导文化与其他层次文化共同建设。这有助于改善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助于在21世纪中国继续对外开放和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双向需求中，加强建设中国的凝聚力文化。

其他不同层面文化。我国其他不同层面的文化的特点是具有多元文化来源，包括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和遗产文化。这些概念之间有交叉，但又不能彼此替代。它们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使用频率高，有创新提升的价值，适合开展非政府的对外交流，是政府主导文化的公信力的落脚点。它们的性质是局部特有文化。它们在特定的范围内，号召力强、开放能力大、人民对之习惯成自然、利用成本低而社会效益高、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其他不同层面的文化包括以下主要层面：

民俗文化。我国的民俗文化，是祖先创造并世代流传下来的共有风俗习惯，以及一套有关宇宙观、人生文化和周围世界和谐运行的人文知识系统与行为惯制。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和其他层面文化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学校教育之外的人类社会传承教育文化，但要比现代学校教育的资格更老，乃至在没有现代学校教育的地方都有民俗文化。在现代国家文化建设战略中，两者互补。

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我国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在我国的多民族和多地区社会形成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核心部分。在我国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地方社会建设相结合，已成为地方社会“维稳”的深厚文化基础。

遗产文化。遗产文化，由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地理学等学者共同提出，用来界定人类共享优秀遗产的理论概念、政府工作框架、原地历史传统和建设可持续生态文明社会的未来意识、遗产公有化的脆弱性等。它是一个综合概念。上世纪90年代后期，联合国在制定千年发展规划中，将区域、种族、性别和民俗列为四大要素，纳入了政府工作的社会主流化框架。这对全面保护利用遗产文化是一种福音。我国的民俗学研究自上世纪初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钟敬文先生创建了民俗学的中国学派，为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相关性探讨，在学科建设的主流方向上，做了一种蓝图式的规划。21世纪初，我国政府加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网络，进一步提供了民俗学研究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非遗”对象的可能性。上述概念和前期理论活动都成为具有我国国情特点的遗产文化建设形态。

国家整体文化建设结构内部的关系。在国家整体文化建设结构中，各层次文化划分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交叉的关系。在我国现行体制内，政府主导文化与其他各层面文化具有较高的融通性，但在对外沟通交流中，其他各层面文化则往往能承担优先开路的角色。在综合防灾减灾文化建设中，其他各层面文化还有更强的心理穿透力，能帮助政府主导文化建立“社会信任”。

在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绝不等于取代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和包办遗产文化。其他各层面文化都有自己面对的社会群体和特有文化内涵。它们的受保护程度和发展水平，还成为国际舆论评价我国改革开放质量的一种标尺。它们的生态文明环境良好与否，也与我国人民对幸福指标的体验和描述直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各层面文化的各自特点，这样在规划布局和实际利用时才能更为妥当。这方面的一些现实课题研究，还需要民俗学与社会学等相邻学科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