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研究框架与方法

·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变革及所起到的作用两个维度进行研究。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结合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另一方面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案例分析，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推导出有用的结论，进一步指导理论研究的方向。

历史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本书在分析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时，以纵向历史考察为经，通过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区域创新等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考证其在国家创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制度性主体”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以横向的关联分析为纬，通过分析20世纪之后，某些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大学以更复杂的方式参与国家创新系统成为必然——大学不仅是创新系统中提供基础研究的学术界的典型代表，而且通过与产业界的互动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创新系统中。

文献分析法:在确定此主题及随后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查阅了大量与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美国高等教育史、美国经济史、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等相关的大量中外文献。这些已有的文献资料或从教育史的角度，或从经济分析史的角度，或从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角度分别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及其变革、研究型大学与基础研究、研究型大学与产业部门的关联、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大学研究区的兴起、大学技术转移组织的发展等做了大量的分析、说明和论证。我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而获取了大量有益的启示，从而为本书的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研究框架、研究边界、观点论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比较与综合的研究法:由于本书所关注的是过去百年来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演进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本书中所采用的外文文献、案例等主要以英文为主，所选取的分析对象则涵盖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几个最关键的制度性主体:产业部门、研究型大学、政府。本书一方面将通过比较得出这些制度性主体之间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演进过程中自身组织的变革及功能边界的确定;另一方面则试图将这些制度性主体整合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之内，在纵向考察国家创新系统时，重点研究不同主体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维线性到多元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研究型大学在不同年代的变革又与此种关联性的建构过程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创新的本质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繁荣所起到的影响是否也同样以“共生演进”的形式迁移到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中?美国研究型大学当前所体现出的一些变革趋势是否依旧与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保持着同步?这些问题都是本书力图解答的。

访谈法: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利用已经参与的课题及赴美访学的机会，与该研究领域相关的学者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将尽可能多地利用在美的机会与美国部分研究型大学中负责研发与创新的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大学创新能力、大学与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并充分利用赴美机会实地考察部分研究型大学及其附属机构。

案例法:本书中除了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国家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联系等内容进行宏观的分析之外，还将选取一所或多所有代表性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作为案例，探讨这些大学以何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并不断地提升其创新能力，从而以微观分析的方法探寻研究型大学是如何通过组织创新而融入到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中。

·研究框架

本书的导言部分对创新的词源、定义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两百年来世界社会与经济结构变迁过程的简要回顾，探寻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中，创新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此外，导言部分还将具体阐述此研究的缘起、假设、方法与框架。

第一章主要是归纳了创新理论的研究源起和研究现状。创新作为一种现象历史悠久，但针对此现象的理论研究却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一百年中，创新理论逐渐得到了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并发展成为一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因此，第一章将重点分析创新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变化，这其中包括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创新概念的扩展、创新分类、创新测度、创新系统理论等内容。当然，鉴于本书的主题，对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观点的梳理，将成为本章内容的重点。

第二章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将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国家创新系统的雏形(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末)、国家创新系统的变革及未来趋势(20世纪90年代至今)。本章的最后部分将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参与者、关系与网络进行分析。

在勾勒出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过程之后，第三章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对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作用的分析。何谓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过去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哪些新的使命和功能?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对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又起到了何种推动作用?这种“创新源泉”的地位又是如何确立的?这都是本章所试图回答的问题。此外，笔者还将通过一些代表性成果的分析来论证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活动与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将重点探讨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是如何与跨学科、多元化、网络化的创新系统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创新行动者之间合作规模的扩大与合作形式的多样化。本章还将利用“三螺旋模型”的概念来解释工业化国家的创新系统内不同机构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增加。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创新集群中体现出了要素之间的关联以区域创新网络形式存在的特征。大学不仅与企业发生互动，同时也与政府机构、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了互动。大学的衍生企业、以大学为主形成的研究区、大学作为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器等活动进一步构成了充满动态性、开放式、协作式的区域创新系统，从而使美国的国家创新系统具备了某种生态特征并发展成为创新生态系统。

第五章将采用微观分析的方法，选取美国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虑到笔者在美国访学的有利因素，将选取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作为研究案例，对该校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以及大学—产业合作机构等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了WARF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Wisconsin Institutes for Discovery/Morgridg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WID/MIR)、Institute for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ICTR)。

第六章的内容将会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诞生之初就具备的竞争性本质入手，追寻以竞争和创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烙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中所留下的印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进程充满了各种思想的、组织的、制度的变革，这些变革恰恰体现出了创新所具备的“创造性毁灭”的特征。此外，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国家创新系统中地位的确立也得益于其与产业部门、政府机构、其他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学习——动态的、开放的、网络结构的创新系统就是在这样一种“共生演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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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verest Rogers，Diffusion of Innovations，The Free Press，1983，p.11.

[2]Colin Clipson，Managing Innovation，Sage Publications，1991，p.102.

[3]Jane Henry，David Walker，Managing Innovation，Sage Publications，1991，p.142.

[4]［挪］詹·法格博格、［美］戴维·莫利、［美］理查德·纳尔逊主编，柳卸林、郑刚、蔺雷译:《牛津创新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5]《创新改变世界——吴晓波教授在浙江大学的演讲》，http://www.qstheory.cn/wz/jiangt/201007/t20100726_ 40541.htm。

[6]［挪］詹·法格博格、［美］戴维·莫利、［美］理查德·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郑刚、蔺雷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7]［美］威廉·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8]Freeman and Soete，1997; Freeman and Louqa，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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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Freeman (1987)，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London: Pinter，p.78.

[11]湛军:《对世界创新现状的几点分析——基于创业学的最新数据》，《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第6期。

[12]［挪］詹·法格博格、［美］戴维·莫利、［美］理查德·纳尔逊主编:《牛津创新手册》，柳卸林、郑刚、蔺雷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页。

[13]湛军:《对世界创新现状的几点分析——基于创业学的最新数据》，《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第6期。

[14]Edwin Mansfield，Jeong-Yeon Lee，The Modern University: Contributor to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Recipient of Industrial R＆D Support”，Research Policy，1996 (25) : 1047－1058.

[15]［挪］詹·法格博格、［美］戴维·莫利、［美］理查德·纳尔逊主编，柳卸林、郑刚、蔺雷译:《牛津创新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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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寄中:《在国家创新系统体内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管理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6]王春法:《论综合国力竞争与国家创新体系》，《世界经济》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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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Gibbons，C.Limoges，H.Nowtony，Schwartzman，P.Scott，M.Trow，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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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董晋曦:《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若干思考——兼论高校应当成为知识创新体系的第一执行主体》，《研究与发展管理》1999年第6期。

[33]王成军:《官产学三重螺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4]Hans Loof，Anders Brostrom.Does Knowledge Diffus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Increase Innovatiness，http://ideas.repec.org/p/hhs/cesisp/0021.html，2010－10－25.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http://www.gov.cn/jrzg/2006－02/09/content_ 183787.htm，201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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